【原】一段婚外情，几个简单事，杨德昌硬是拍出了哲学高度

曾瑞 202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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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的核心，是外国妞无聊至极，胡乱打电话找人聊天或是恶作剧。无意中，她拨通了李立中家的座机。李立中不在家，其妻周郁芬接了电话。杨德昌的所有影片，其核心，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引发了一场大危机。

外国妞要找李立中，撒谎说有要紧事，听说不在，就说：“其实找你也一样啊……有些事情需要解决……”她约定了见面地点，却没有出现。由此，周郁芬怀疑李立中外面有人。其实，她也给自己的出轨找到了理由。

她已经去见了曾经喜欢自己的同学小沈，特地给他送了一本自己写的小说。小沈事业有成，开着一家公司。他说，我知道你书中有一个故事的男主角是我。没多久，他们就睡在一起了。

她跟李立中的感情基础丝毫不稳。从后来的剧情可知，周郁芬、李立中、墨镜警察、小沈，当年他们都是同班同学，而才女周郁芬是很多人追慕的对象。诚如小沈说，那时候真没想到你们会结婚。

结婚后，周郁芬辞去高薪工作，在家写小说，写得并不顺利。影片一开始，她出场的第一句台词就是：“想重新写过，截稿时间越近越没灵感。”李立中表示关心，又不理解：“放轻松嘛，写部小说怎么会变成这么要命的事呢？”

周郁芬可谓受尽精神折磨，终于完成了一部小说《婚姻实录》。对此作品，她原本不抱任何希望，只是如期交了稿，出版后却意外获得头等奖。评审委员说，这部小说非常生活化，可又充满曲折，看了令人浑身发冷。这简短的评价，完全可以看成是本片导演杨德昌的夫子自道。

这部电影也非常生活化，故事情节细腻而曲折，色调阴郁灰暗，看得令人浑身发冷。影片中，周郁芬跟丈夫李立中吵架，她完全是对着镜头前的观众在说，到现在你还是不懂。我想，很多人看完此片，确实还是不懂。

片头部分，为什么小区里的人都不关心正在发生的枪战？李立中最后的复仇，究竟是他的幻想，还是那个墨镜警察抑或周郁芬做的梦？看这部电影时，我在反复琢磨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杨德昌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

黎明，警车呼啸，穿过街市，打破清晨的寂静。随后，镜头中出现一副黑白画，惊恐的眼神，嘴巴大张，表情极度恐慌。这极度的恐慌，凝固在画纸上，画中人物再绝望，也呼喊不出来。一个男声画外音幽幽响起：我操，都七点啦，天都亮了耶。

这是一对小情侣，男的刚醒，女的靠着枕头，彻夜没睡，在看小说。屋子里非常安静。画面转到随晨风兀自飘拂的白色窗帘，警笛声隐隐传来。

男的跑去窗台看，转身穿衣服鞋子，拿了相机出门。从画面可知，这是一个爱好摄影的男生。接着，响起水声，镜头俯拍，空寂的街上躺着一个人，应该是死了。水声不止，阳台上有个妇女在洗衣服。

然后响起枪声。一个持枪男人跑出来，在小区里躲闪。哗哗水响，洗衣妇女始终没抬眼看看究竟在发生什么。画面转到女作家周郁芬，她躺在床上睁眼醒来。刚刚发生的一切，是不是她做的梦？

接下来，杨德昌强化了叙事的真实性。周郁芬醒来很沮丧，对丈夫李立中说小说要重新写。画面转到一栋楼房，从窗户里伸出一把枪，再转到先前躺在街上的男人。枪声响起。另一个人出现，试图拖走躺在街上的人。枪声再起，他落荒而逃。

警车呼啸而来，走出那个戴墨镜的警察。有人来报告。墨镜警察问他们有几支枪，回说不清楚，吩咐呼叫武装的来，回说已经呼叫了。显然，这发生的一切不是梦。但为什么枪声响起时，阳台上的洗衣妇好似浑然不觉，漠不关心？周郁芬和丈夫一如平常，也没有意识到外面在发生枪战。

唯一关心这场枪战的，是那个摄影男。他在躲着拍照，被墨镜警察发现，赶他走。他跑进一条巷子继续偷拍，又被警察发现了，赶他走。就在这短短时间里，对面阳台出现一男一女。男的一头长发，上身裸赤，叫大顺。女的齐耳短发，白色体恤蓝色牛仔裤，绰号外国妞。

两个警察正在驱赶摄影男，没发现外国妞，却发现了大顺。他们逮捕了大顺。外国妞受了重伤，躲在垃圾箱后面，然后扶着墙壁一瘸一拐走出去。这一切，都被摄影男拍了下来。从后来两人相遇可知，外国妞昏倒在马路上，是他送去的医院。

从一开始，影片的叙事，就让人摸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结尾部分李立中的复仇与自杀，也让人难以分清真假。李立中是一个相信努力就会得到重用的医院小职员，为升到组长位子，不惜出卖自己的好友，最终落得一无所有，连老婆都跟了别人。家庭婚姻的失败，事业的失败，他深受打击，去找一个朋友（墨镜警察）喝酒。他们喝得酩酊大醉。

翌日早晨，李立中醒来，脸上流着孤冷的泪，表情阴郁绝望，又很平静。随后，他拿了朋友的枪，开始一连串的枪杀，先在街上杀了自己的上司，再去小沈家杀了与妻子同居的小沈。

女作家坐在床上，浑身发抖。短暂的沉默，枪声再响。李立中转身离去，女作家仍坐在床上发抖。子弹没射在她身上，而是射穿了一面镜子。这一连串的杀人镜头是真的吗？杨德昌用接下来的情节，让观众相信正在发生的是真的。

画面一转，是警务室，一片嘈杂忙乱。墨镜警察推门进入，有人上前报告情况。我们得知，第一个中枪的已被送到医院抢救，情况稳定，女作家也被送去了医院，受到惊吓还没恢复过来。

墨镜警察是组长，在吩咐警员去医院附近埋伏，说嫌疑人一定会去那里。画面转到一条街上，李立中神情落寞，幽幽走着。他来到一片嘈杂街区，看到一个短头发姑娘。

这姑娘就是外国妞，靠柱子站着。她跟出狱的大顺合伙，经常在这里利用美色把人带进酒店房间，然后偷钱或是敲诈勒索。李立中跟外国妞进了房间，他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外国妞平静地回说有吗？

她情知行骗难成，偷偷拔出藏在身上的一把小小利器。不久前，也是在这房间里，她偷一个人的钱包被发现，那人要用皮带抽她，她用这利器冲上去杀了对方。李立中没再询问，而是走进洗手间，打开水龙头，水声哗哗响起。

同伙大顺被警察押着，来到了房间门外。门打不开。墨镜警察作势用力踢门时，画面突然转到他房间里，他猛然醒来，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噩梦。画面再转，女作家也猛然醒来，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噩梦。

墨镜警察翻身而起，他好像早就知道发了生了什么，快步走进卫生间。卫生间里水声哗哗细响，收音机正在播放音乐，室外鸟声清脆。墨镜警察一步一步退出来，脸色平静而惊讶，像是被人用枪指着往后退，最后一下子靠在墙上，眼睛始终盯着前方。

少顷，画面转进卫生间，李立中倒在地上，头靠浴池，双目紧闭，黑色手枪扔在一旁，后面白色瓷砖墙上血迹垂悬犹如静止的瀑布。收音机里响起优美而抒情的音乐。

画面转到女作家。同一首音乐，女歌手唱了起来。女作家坐在床上，表情很痛苦，想哭，又想吐。一番酝酿，她猛地扑到床边，呕吐。影片到此，戛然而止。

李立中复仇的镜头，显然是假的。那么，这一段情节，是李立中的幻想吗？一般而言，某人在电影中的梦、回忆、幻想等，都会通过这个人来引发，观众一看就明白。而在本片中，杨德昌反其道而行之。观众看到的，完全是墨镜警察和女作家在做梦。梦中，李立中在持枪行凶。

杨德昌故意假托，甚至加入看似真实的情节，阻碍观众的判断，目的是要混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在这里，虚构不再是虚构，而是闯进了现实。现实也不再是现实，处处好似梦一样混沌。影片因此而呈现出碎片化的神秘，使人不知何为真，何为假。

影片能达到如此混淆真实与虚构的奇妙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对蒙太奇手法的颠覆使用。纵观百十年的电影史，早在电影发展初期，蒙太奇理论就已经成为构建电影叙事的关键元素。对这套理论的发展居功至伟的当属两个俄国人。

一个是列夫·库里肖夫，他发现了“库里肖夫效应”，即将同一镜头与不同镜头分别组接，便可创造出不同的含义。比如：一个男人的笑脸，接下来一盘美食，传递出饥饿；还是那个男人的笑脸，接下来一个美女，传递出情欲。这说明，在看电影时，人的大脑会把不相关的影像片段本能地联系在一起，使之符合逻辑和情理。

蒙太奇理论的另一个卓越人物是导演兼剪辑师谢尔盖·爱森斯坦。1925年，他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罢工》，并在其中实践了“库里肖夫效应”。“十月革命”后，他和同仁一起，在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和《伊凡雷帝》中，不仅发展了这一艺术理论，更进一步探索了人类智力对影像表述的接受能力。

当时，美国电影只有几百个镜头，俄国电影已有数千个镜头。这些镜头，并非全为推进叙事编辑在一起的连续场景，而是通过镜头并置——将本无直接关联的镜头按一定顺序排列——达到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也就是说，爱森斯坦把毫不相关的镜头A和镜头B剪接一起，让观众联想出C意思。

在《恐怖分子》里，杨德昌娴熟的运用了这些手法。比如，镜头A一个男人躺在街上，镜头B一个妇女在阳台洗衣服。这两个镜头并置，加上哗哗水响的画外音，观众绝对会认为洗衣妇的窗外巷子里正在发生枪战。而那个洗衣妇对枪战漠不关心，这就超出了观众的常规理解。

但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两件事原本就发生在不同的空间里，只是被并置在一起了。在这一连串莫名其妙的画面后，镜头突然转到女作家周郁芬睁眼醒来，观众难免会联想到刚刚发生的是不是周郁芬做的梦。

杨德昌为强化真实性，将洗衣妇的哗哗水声作为画外音拼接在枪战镜头上，在周郁芬醒后，又让枪战继续。我们不得不接受，洗衣妇，枪战，周郁芬醒来，都在真实发生。这发生的一切极不协调，充满内在的张力，而表面却非常平静。这刻意为之的平静，恰恰强化了不协调画面的内在张力。

影片的开头部分，由于众多不相关镜头的并置，真实（开枪）越来越像假的。结尾部分，同样的手法，导致虚构（李立中开枪复仇）越来越像真的。杨德昌采用这种叙事方式，颠倒了真实与虚构，却把现实更吓人地表现了出来。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寻找生活的平衡点。对周郁芬来说，写作不单单是虚构故事，更是为了逃避现实。上班的生活她过怕了，怕一辈子就那样虚度光阴，想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她以为凭自己的文笔，靠曾经经历的故事，或是听来的故事，记下的几大本素材，就足以支撑自己的写作。

结果她发现，写下的一切都没意思，沮丧之极。她把写好的稿子一页一页划掉。跟小沈在公园约会时，她哭着说，“我现在觉得，我用光了我的情绪，我过去的三十几年，这么快就用完了……”。她想通过写作，逃避现实的平庸，而在写作的虚构里，她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狭窄，令她窒息。

杨德昌是隐喻高手。影片有两处镜头，隐喻着周郁芬的尬尴处境。一处是她第一次去小沈的公司，大门口到处滴水，不能进。大门里面代表职场，她要进入职场，只能浑身浇湿，或是绕路。一处是她站在窗边把窗子一推，玻璃上映出一个悬在大厦外面作业的清洁工。她的生活也处于悬浮状态，高不成低不就。

一度，她逃避现实，进入虚构，最后，她又逃避虚构。由虚构而产生的虚无感，使她饱受精神的焦虑与压抑。原本就脆弱的婚姻，只需一个偶然的电话，便足以摧成齑粉。

如果说，虚构给周郁芬带来的是焦虑和压抑，带给李立中的却是满足与喜悦。他一心只有事业，每天思考着如何升职，如何挣钱。他自知当初周郁芬嫁给他很亏，就想为她创造舒服一点的环境。而他对周郁芬的精神世界，几乎不关心。高组长突发心脏病死后，医院空出了一个位子。在主任办公室，他出卖了朋友小金。主任当即要他做代理组长。

回到家，他说领导很器重，可能升他做组长。妻子问那小金呢。他说他出了纰漏，还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出了大纰漏。从后面可知，小金是被诬陷，他不背黑锅，愤怒辞职。李立中在虚构里欺骗自己，欺骗别人，想给悬浮的生活找到一个稳定的点。

对摄影男而言，虚构（拍照）恰恰是为了见证真相。他也在逃避现实，不想去服兵役，离家出走，租了个房间，跟女友同居。每天，他会出去拍各种路人。偶然跟外国妞相遇时，他说到自己一个哥们儿成了歌手，他想成为摄影家。他将拍照视为艺术创作。

他的创作，其实跟女作家很像，都缺乏现实生活，只是在虚构里，想要抓住生活的本质。比如那场枪战，他拍到了几张照，但他丝毫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枪战。他拍到的只是表面。

一味沉浸在小说（虚构世界）里的女友，再也受不了他，愤怒之下，撕掉墙上所有照片，把胶圈摔得满地都是。他离开女友，独自去租了另一个房间。这间房，就是发生枪战那间。他将房间装成暗房，墙上悬挂着多张照片组合而成的外国妞的头像。

摄影男对外国妞心怀好感，其实是对活生生现实的渴望。整部影片中，唯有外国妞活得异常现实。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会用各种手段去获取。只当母亲把她关在房间里，不准她出门时，她才感到空虚无聊，就打各种电话恶作剧。前一秒，她在电话里低沉地说，我刚刚吃了一瓶安眠药，快死了；接着，她打给一个朋友，语气立刻变得粗俗而张狂。

可以说，她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心人。晚上，她去夜店疯狂，白天，她跟人合伙骗人。她的生活里，只有物质和欲望的贪婪。在酒店房间杀人后她无处可去，便重回了那个房间，与摄影男不期而遇。他们发生关系，看似相处融洽。摄影男还对她许诺。而趁摄影男睡着后，她拿走了所有摄影器材，到二手店卖，好换钱去高雄。

外国妞的行为，无论是随意给李立中家打电话，还是拿走摄影男的器材，都无疑是给理想主义者的一记耳光。周郁芬开始怀疑丈夫，其实是为自己出轨找到了理由。脆弱的婚姻再难维持，她要搬出去，找了份工作，重新开始。他们终于发生争吵。

李立中质问原因。周郁芬一直渴望新的开始，以此抗拒平庸的现实。她说，“结婚，以为是新的开始；想要生孩子，也以为那是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写小说，也希望那是一个新的开始；决定离开你，为的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她看来，丈夫根本不懂这些，懂得只是那些习以为常，日复一日，重复来重复去的东西。她每天关在那个小房间里写作，为的就是要逃避那些毫无变化的重复。而写作的虚无感，使她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她无法逃避，决定重新开始，从虚构里转身，进入活生生的现实。

经过外国妞拿走器材一事，摄影男似乎明白了，也开始从虚构里转身。他拆掉挡板，暗房里顿时明亮起来。然后，他回了家。家里佣人说，少爷，你回来了。他平静的回答，钱都用完了，还能去哪。这是理想主义者都要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佣人拿来入伍通知，他看后扔在地上，不接受也得接受。他跟女友和好，两人拥抱，还是住在一起。

恰此时，周郁芬的小说获得了头等奖，新闻登在报纸上。摄影男在暗房见过周郁芬。那是外国妞的恶作剧，在电话里，跟周郁芬约定在早已不住的租房见面。周郁芬当真去了，见到摄影男，没说话，愣了一会，转身离去。摄影男看完周郁芬的小说，惊叹太恐怖了，全世界只有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摄影男试图用照片（虚构）见证真相，结果，恰恰是他提供的真相毁灭了李立中脆弱的现实。李立中一直谨慎小心，卖力工作，只求领导重用，给妻子提供一个安稳舒适的生活。

结果，他并未当上组长。他去找主任，主任就在办公室，却不出来见他。李立中诬陷朋友，以为得逞，到头成空。妻子跟了别人，组长升不成，李立中的沮丧与绝望，可想而知。

当周郁芬和摄影男都转身走出虚构时，一度活得非常现实的他，得知真相（摄影男打电话告诉他的），反而陷入了虚构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