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民间说唱文艺无论在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

说唱文艺研究与非遗保护传承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05-10 05:46

　　作者：苗怀明，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2020年12月21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名单。这一批新列入198个项目，其中曲艺类入选的有蔡家洼五音大鼓、屯留道情、陵川钢板书、苏北大鼓等18项。此前国务院已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上这一次，共五批1570项，其中曲艺类共145项，占到近十分之一的比例。

　　对说唱文艺研究来说，这些都是重大利好消息，对曲艺学的学科建设将具有深远影响，不仅推动整个学科的良性发展，而且也决定研究的未来走向。要说清这个问题，先要回顾一下说唱文艺的发展历程及此前的研究情况。

　　在中国古代，尽管同样为主流社会和正统文化所排斥和歧视，但相比之下，说唱文艺的社会文化地位比小说、戏曲的地位更为低下，在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充满更多坎坷和艰难。这表现在，它不仅没有产生像《西厢记》《牡丹亭》《三国演义》《红楼梦》这样具有典范意义且影响深远的优秀作品，而且也没有得到像李贽、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这样的开明文人的青睐，未能获得提升文化品位、精致典雅化的机会，一直保持着民间原生状态。也正是因为如此，说唱文艺文献散失的情况更为严重，其发展演进过程及相关作家、作品所留下的空白点也更多。

　　进入20世纪，受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影响，在王国维、胡适、鲁迅等先驱者的提倡、推动和示范下，通俗文学被纳入中国现代学术的范畴，得到学界的认可和重视。但就受重视程度及所取得的实绩来说，还远不能与小说、戏曲相比，起点不如小说、戏曲之高，而且缺少像《宋元戏曲史》《中国小说史略》这样具有典范性、能够影响数代人的学术力作。

　　更为尴尬的是，小说、戏曲研究如今都已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而说唱文艺似乎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和确定位置，经常作为小说、戏曲研究的附庸而存在，通常只是在与小说、戏曲发生某种联系时，才受到较多重视。

　　这种状况直到进入本世纪后，随着中国乃至全球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变化，说唱文艺的发展及其相关研究才出现重要转机，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之所说这样说，是因为以全球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为契机，包括说唱文艺在内的中国通俗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由此带来了说唱文艺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的一系列新变。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观念上，人们已不再将以说唱文艺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仅仅作为中国本土的民间文艺来看待，而是把它提高到全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高度进行保护和研究。这种观念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和地区，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共识。如此之高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对说唱文艺在内的通俗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二是在制度上，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大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作为一项基本的文化制度加以落实和执行。就中国而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国家的一项基本文化政策，并从法律制定、机构设置等方面予以落实。其具体进程如下：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作品录》的决议。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09年3月4日，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在此背景下，说唱文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全社会的重视。这对相关研究来说，一方面可以得到制度、人力、资金及物质条件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加入进来，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

　　与先前的各个时期相比，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政策的推动，进入本世纪之后的说唱文艺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说唱文艺的研究受到普遍重视。这表现在不少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相继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之类的研究机构，如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浙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武汉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等。有些学校比如南京艺术学院还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这些研究机构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对包括说唱文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专门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

　　此外，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曲艺牡丹奖从2004年第三届开始，设立理论奖，专门奖励在报刊上发表的曲艺研究论文和正式出版的曲艺学术专著，这对相关研究无疑也是一种积极推动。

　　二是研究力量大为加强，特别是许多年轻学人的加入，使说唱文艺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这表现在，有关说唱文艺的硕士、博士论文题目在数量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增长，这标志着年轻学人正迅速成为说唱文艺研究的主力军。

　　其间，一些说唱文艺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如鲍震培的《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崔蕴华的《书斋与书坊之间——清代子弟书研究》、盛志梅的《清代弹词研究》、周巍的《技艺与性别：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郭晓婷的《子弟书与清代旗人社会研究》、车振华的《清代说唱文学创作研究》等相继公开出版，体现着说唱文艺研究的新收获和新趋势。

　　尽管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但在21世纪之前，以说唱文艺为题目的硕博论文不超过10篇，由此不难想象此前这一领域研究的冷清情况。之所以进入本世纪后说唱文艺成为硕博研究的热门题目，一方面是学科内部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政策的影响与推动。

　　三是说唱文艺研究全方位展开。这表现在说唱文艺的各个门类皆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并出现相关的研究著述。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鼓词、弹词、子弟书等少数几个曲种上，其他曲种则关注甚少，进入本世纪后，各个曲种皆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特别是宝卷、木鱼书等更是取得较大进展。以往关注的重点往往在年代较早的一些作品上，如《再生缘》《天雨花》等，而这一时期则对晚清及民国时期的说唱文艺作品给予较多关注，对这些作品从音乐、演出、文化等诸多方面皆予以考察。

　　就研究的方法而言，也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态势，其中既有对中国古代说唱文艺文献诸问题，包括作者、版本、目录、源流等进行的梳理、辨析，也有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对现存说唱文艺文献进行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说唱文艺本身就是一门活着的艺术，是民间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获取文献的途径除了各类藏书机构典籍的爬梳外，还需要深入实地进行田野调查，两种方式形成互补，相辅相成。

　　总的来看，进入本世纪以来，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说唱文艺研究呈现全新的景象，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这种新既体现在学术理念上，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上。随着人力、物力投入的增加，相关研究呈现出红火景象，与此前各个时期相比，近20年间所出版的说唱文艺研究著作不仅在数量上有着明显的增长，而且所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在此基础上，有的研究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曲艺学的概念，彰显说唱文艺的学术文化地位。可以说，当下的说唱文艺研究无论是从硬件上看，还是从软件上看，都是境况最好的一个时期，可以期待这一领域的研究将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10日 13版）

[ 责编：丁玉冰

学科交叉中的说唱文艺研究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05-10 05:46

　　作者：纪德君，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近年来，中国民间说唱文艺无论在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不过，就说唱文艺研究的对象、内容与方法而言，目前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或不足之处。比如，当下说唱文艺的研究者，多局限于从文学角度来研究、评价民间说唱文艺，还比较缺乏跨学科开拓创新的自觉意识。

　　实际上，民间说唱文艺的价值远不限于文学。它本来是一种基于民间大众的生活、心理与想象，运用口语来说唱故事、塑造形象、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文艺样式，其内涵相当丰富。举凡民间社会的耕作负贩、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男欢女爱、礼仪教化、风俗民情、信仰崇祀、医卜巫术、民事诉讼、节庆游乐、方言俚语等，均在说唱文艺中有生动鲜活的艺术呈现。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仅从文学角度看问题，还需要一种自觉的跨学科研究意识，这样才能较好地阐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存在价值。

　　对说唱文艺进行跨学科研究，因研究者的立足点不同，其研究的路径、方法等自然会有差异。常见的研究路径是，立足于说唱文艺，借鉴其他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地理学、音乐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来观照、阐释说唱文艺的生成与演变、演出与接受、内涵与价值等。

　　例如，唐五代的变文讲唱、宋代的说经、明清时期的宝卷，都是受宗教特别是佛教影响而产生的说唱艺术，如果不借鉴宗教学的知识与方法，不了解宗教艺术，不联系宗教在民间的传布，是无法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在这一方面，李小荣《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将变文讲唱和华梵宗教艺术结合起来，就对变文的生成与衍变、变文与华梵音乐戏曲之关系、变文中的三教思想等做了较准确、具体的阐释。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也从宗教学的角度，把宝卷放到特定的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文化语境中，去研究宝卷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与民间宗教信仰及其教化娱乐之间的关系。

　　又如，民间说唱与民俗文化关系至为密切，诸如岁时节令、人生礼仪、教化娱乐等在很多说唱文艺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清代鼓词《封神榜》在说唱哪吒的故事中就穿插、敷衍了京城庙会盛况，鼓词《西游记》在说唱凤仙郡求雨时则穿插、敷衍了京城德胜门外黑寺、黄寺等喇嘛庙“打鬼”驱邪的风习；扬州评话《武松》讲武大郎过年，则渲染了扬州人的过年习俗；广州木鱼书《七夕赞花》也描绘了广府人的乞巧民俗……这样便赋予了说唱内容以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保存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记忆。对此，有必要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阐释其文化内涵与认识价值。在这一方面，郭晓婷《子弟书与清代旗人社会研究》较有代表性。该书从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入手，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学、语言学等角度综合考察子弟书反映的旗人社会状况、娱乐趣尚、市井百态、家庭生活和文艺修养等，揭示了子弟书蕴含的清代中后期北京市民的生活、心理和民风民俗，不仅有效推进了子弟书研究，也开拓了一个揭示艺术与生活关系的新视角。

　　除了基于民间说唱文艺本体开展跨学科研究外，也可以立足于某一学科，从说唱文艺中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拓新该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其研究内容，创新其学术观点。早在20世纪上半叶，刘半农就提出，“研究俗曲，可以从四方面进行：一、文学方面，二、风俗方面，三、语言方面，四、音乐方面。”受其启发，李家瑞在研究北平俗曲的基础上，从民俗学的角度专门编写了一部《北平风俗类征》。

　　在音乐方面，由于说唱文艺多半是说唱兼施、配乐表演，某些说唱文艺体裁，单就文本形式看，并无什么差别，其区别主要在于不同的音乐唱腔与伴奏乐器，因而说唱文艺自然成为民间俗乐研究赖以取资的重要宝库。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就对说唱音乐如诸宫调、货郎儿、陶真、弹词、鼓词、牌子曲、秧歌等多有涉猎。在语言方面，说唱文艺是使用特定时代和地区的口头白话、方言俚语（包括俗话、谚语、歇后语、市语行话等）来说唱故事的，因此要调查一个时代的语言风貌，自然应从说唱文艺中汲取丰富的语料。如张涌泉在校注敦煌变文的基础上写成了《汉语俗字研究》，江蓝生等主编的《唐五代语言词典》《宋语言词典》《元语言词典》，也很注意从敦煌变文、宋元话本中撷取有代表性的俚词俗语加以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学逐渐在中国兴起。新文化史学借助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关注底层群众的日常生活，把研究重点转向民间文化，因此民间流行的说唱文艺自然也就成为其研究民间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料。海外汉学家余英时在《中国文化史通释》中指出，今天流行的文化史，其研究重心完全偏向“民间文化”方面，演义小说、杂剧、地方戏、善书、宝卷、弹词等都在民间文化的视角下获得新一代史学家的重新检讨。的确，如果从新文化史的角度观照民间说唱文艺，那么就不难发现说唱文艺在古代民间社会建构的文化知识体系涵盖了政治、历史、道德、商业、法律、宗教、信仰、医药、游艺等多方面的知识。正是通过民间艺人的说唱，很多不识字民众才得以接受、共享其所建构的各种文化知识。这不仅对民间社会的生活实践、道德观念与宗教信仰等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而且参与了国家与民族意识的建构，增强了民众的文化认同感，促进了民间社会的文化历史变迁。近来拜读唐力行先生主编的“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就发现这套丛书有意识地采鉴了新文化史学的方法，从评弹来看江南社会，又从江南社会来看评弹，从而借助于民间评弹开辟出了江南史研究的新领域。

　　当然，利用说唱文艺研究民间社会的历史、文化，也要充分意识到说唱文艺因为受口头叙事传统的支配，往往喜欢以程式化的韵文套语、场景、母题等来写人叙事，其说唱的内容通常并不是对当时民间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而是经过了艺术上的因袭、想象、编造与再加工，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大量臆造的东西。因此,当我们采用说唱文艺提供的资料来分析民间大众文化时,就有必要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做更加全面、确切的把握。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民间说唱文艺在形之于书面文本的过程中，往往经过了一些文人的整理和改编。例如，从石玉昆说唱的《包公案》，转化为无名氏记录、整理的《龙图耳录》，再经问竹主人、入迷道人、退思主人等人删改、修订，变成《忠烈侠义传》（即《三侠五义》），最后又经俞樾修订而变成《七侠五义》，这其间就经历了多个文人的整理与加工，渗透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与审美趣味，以《三侠五义》研究民间文化，自当谨慎辨析、处理。又如20世纪70到80年代，根据民间艺人说唱成果记录、整理的一些说唱作品，由于整理者受时代影响，根据其思想意识与艺术标准对之做了不少删改、加工，导致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失却了本来面目。就拿陈思和讲说的评书《聊斋志异》来说，当时记录、整理其说书成果的文人，就把那些他们自认为思想落后、趣味低级、语言粗俗的内容全部删去了，只保留不到三成的内容。因此，当我们借助这样的说唱文本来研究民间文化时，我们所看到的民间大众及其日常生活就或多或少渗透了整理者与改编者的思想意识与审美趣味。怎样辨析、利用这样的说唱文字资料，就成为研究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对于说唱文艺，除了从文学角度研究以外，的确有必要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传播学、音乐学和语言学等角度，对之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跨学科研究，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发掘说唱文艺的存在价值。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10日 13版）

[ 责编：丁玉冰 ]

说唱文艺文献整理的几个问题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05-10 05:46

　　作者：王丽娟，系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教授

　　说唱文艺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民间记忆和民族心理。百年来说唱文艺文献整理和资料建设已取得一定成绩，但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就整理思想而言，应该追求说唱文艺文献整理的独立性、整体性和平衡性。应该说，说唱研究从昔日的开创到今天的深化，纵向来看的话，研究成果不可谓不显著，研究进展不可谓不迅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世纪以来说唱文艺始终没有获得独立地位，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科划分中，它要么被划入古代文学或近现代文学，要么依附于俗文学或民间文学，处境尴尬，难以归属。这种依附性极大地限制了说唱文艺研究，当然也包括文献整理。

　　目前大型说唱文献的汇集出版还远远不够，大型说唱研究资料的整理编纂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与说唱文献整理本身的难度有关，也与研究者的思想认识和重视程度密不可分。因此，只有在承认说唱文艺独立地位的基础上，站在学科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度，打开格局，投入力量，以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去进行说唱文艺的文献整理工作，才能形成一批大体量、有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从而构建说唱文艺学科的坚实基础。

　　此外，说唱文艺文献资料整理缺乏整体性，存在热门曲种与冷门曲种、古代和现代、国内和海外诸多方面的不平衡。具体说来，宝卷、子弟书、弹词、评话、鼓词、词话等曲种的文献整理相对走在前面，而俗赋、崖词、陶真、诸宫调、莲花落、货郎儿、俗曲、道情、木鱼书、琴书等曲种的文献资料整理则落后许多。古代、国内的说唱文艺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远远多于现代、国外的搜集整理。

　　由此可见，文献整理工作并非只是埋头于故纸堆，还需要有宏大的格局和长远的眼光，应该建设独立的说唱文艺文献系统，坚持曲种、时段、民族、内外等方面的平衡，提升说唱文献整理的价值和意义。

　　就整理视域而言，尽量扩大视野，打破壁垒，实现资料搜集最大化。俗文学文献和传统雅文学文献大不相同，其中说唱文献更是特殊，更加具有民间性和零散性，这就意味着研究者不能仅靠泡图书馆就能解决问题，而要多角度、全方位搜集资料，拓展资料搜集的渠道与范围，着力打通说唱文学与其他雅俗文学、文化之间的文体、学科壁垒。

　　鉴于此，在基本文献方面，我们既要注意已经出版的存世文献，更要留意没有出版的私人藏本，甚至师徒相传、父子相传的秘本；既要注意坊间木刻本、油印本、铅印本等，更要留意民间手抄本；既要注意国家知名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等收藏，更要留意各地文化馆、县志办、曲艺协会等文化部门的收藏；既要注重文字资料的搜集，也要注重影音资料的抢救和保存。

　　在研究资料方面，除了通俗文艺专书以及常见的小说、戏曲、笔记、诗文别集之外，我们还需要把视域扩展到史传、方志、宗教典籍、谱牒以及报纸杂志，甚至家训、回忆录、访谈录、日记中，去钩稽、整理说唱研究资料。

　　比如，嘉庆《龙山县志》卷七“风俗”云：“四五月耘草，数家趋一家，多至三四十人。一家耘毕，又至一家。陇畔击鼓鸣钲以催功，……唱《列国》《水浒传》，自叶音节，以助欢娱，谓之薅草鼓。”这则资料揭示了清代湘西边陲少数民族山歌当中的说唱特质，很有意义。然而它仅见于方志，不见于其他记载。

　　就整理工作而言，需要加强协作意识和团队意识。说唱文艺的文献整理工作，就基本文献而言，主要是说唱作品的搜罗整理，包括全集或选集式的编纂整理、单部作品的辑校整理、同一题材说唱作品的汇编整理、少数民族说唱作品的翻译整理、海外珍稀说唱作品的发掘整理等。就研究资料而言，包括说唱文献的编目叙录、说唱资料的纂辑考辨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工具书、数据库等的资料建设工作。到目前为止，这些工作大都开展过，并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绩。没有开展的，需要完成从无到有的建设。已有成果的，需要实现从有到精、从有到全的提高。

　　由于说唱文艺曲种繁多，地域性强，涉及面广，语言多样，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在搜集、辨析、整理说唱文献资料时，需要运用文学、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音乐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知识与理论。在个人知识、力量受限的情况下，上述很多工作的推进和突破，都有赖于地域协作、学科协作、民族协作、中外协作，需要合力完成。

　　比如由于语言不通，研究者们对少数民族说唱作品研究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如果有精通少数民族语言的学者将其翻译成汉语，其他学者便能加以利用，进行深入研究。朱万曙《董永故事的汉、彝说唱文本》（2019）一文就是很好的例子。此文通过同一题材不同民族说唱文本的比较，获得了新发现，而这是依靠彝族学者的翻译协助才得以实现的。事实上，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文学艺术影响交融的例子还有很多。蒙古族说唱胡仁·乌力格尔中，有很多故事来自明清小说，不过说唱文本多是蒙文，口头文本也是蒙语录音。不懂蒙语的汉族研究者在没有协助的情况下，是难以进行利用和研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少数民族代表性说唱作品的翻译整理，无疑值得关注。

　　此外，加强团队意识也很重要。说唱文艺文献整理工作难度大、时间长，令一些年轻学人望而却步。如果一些学者能够凝聚力量、组建团队，通过辛勤耕耘，奉献出高质量成果，将会产生很好的示范效应，从而起到引领、带动作用。比如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团队。在说唱方面，团队已经完成《子弟书全集》（2012）和《新编子弟书总目》（2012），《潮州歌册全编》《闽台歌仔册全编》《潮州歌册总目提要》《木鱼书、龙舟歌总目提要》等工作正在进行中。团队以广东说唱为主，进行有计划、有体系的整理工作，行之有效，值得推广。总之，要实现文献整理的体系化、规模化，组织人员进行团队研究，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途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研究。随着科研条件的改善、国际文化交流的密切，只要我们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视野上力求开阔，工作上注重协作，就一定能实现说唱文艺文献整理成果从无到有的飞跃和从有到精的提高，进而开创说唱文艺研究的新局面。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1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