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5日，灵城解放以后，即成立了“灵城军事管制委员会”，对灵城实行军事管制，维护社会治安，建立革命秩序，以保障灵城解放以后的安全。此时，中共灵璧县委和县政府，在抓好支援前线工作的同时，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肃清残敌余匪和改造基层政权等项目工作，以维护和巩固新政权、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一、改善生产生活，暖民心。古人云：“民以食为天。”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也说过：“吃饭是第一件大事。”面对青黄不接的严重春荒，1949年2月25日，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全县生产自救工作指令性计划，要求各区、乡政府及早动手，帮助人民群众解决春季生产中种子、牲畜不足的困难。同时规定重灾区每人种一分地南瓜、一分地蔬菜，轻灾区每人种十棵南瓜、半分地蔬菜。并且对全县粮食余缺情况进行调查和摸底，拨出385万斤粮食，救济已经断炊或者即将断炊的军工烈属和贫苦农民。还根据全县各地资源情况，制定了副业生产计划，指令各区、乡尽快把农民组织起来，采取各种措施开展各项副业生产。
1949年7月4日到8日，灵璧县境内连降暴雨，河水漫堤，平地水深盈尺。全县被淹粮田129。6万亩，约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七成，大水冲倒房屋3027间，伤25人。面对灵璧县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7月5日，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发出了“抢险救灾为当前头等重要任务”的紧急指示，要求能够参加救灾的人员要全部参加，能够使用的救灾物资要全部用上。为了加强对抢险救灾工作的领导，县委、县政府成立了“濉河防汛指挥部”，实行现场办公，靠前指挥。各区成立防汛指挥所，各乡成立护河队。要求各级干部到防汛第一线，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吃住在险工险段，日夜坚守在防汛工地上。同时，还建立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做到奖罚分明。水势下降以后，县委、县政府即领导全县人民转入生产自救运动，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集中力量筑堰围田，抢种芝麻、绿豆、荞麦、胡萝卜等晚秋农作物。并组织全县能工巧匠开展打席、卷烟、运输、烧窑、织布、捕鱼等副业生产。
战胜水灾之后，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和下面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将原来的对半分租改为“三五、六五”分租。即根据土地收成，每石（读dan,一石十斗，一斗十升，一石折合250斤）粮食，地主分三斗半，农民分六斗半；包租一律实行“二五”分租，即地主每收一石租粮要减去二斗五升给农民，也就是每石租粮实收七斗五升。在减息方面，对陈年日久的高利贷，凡利过本（利息超过本金）的停利还本；利倍本（利息是本金的二倍以上）的本利全停。同时还给大领（地主家雇佣的带领长工、短工干活的头目）、长工、短工增加了工资待遇，使所有做工的人员收入比较以前都有所提高。
通过采取上述行之有效的措施，恢复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让广大人民群众从内心里感到共产党的温暖，认识到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从而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
二、肃清残敌余匪，稳民心。1949年春，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向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利用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勾结地主恶霸和反动道会门，采取制造谣言、组织暴动、暗杀抢劫等手段，阴谋破坏我新生的人民政权。主要有三股残敌余匪在灵璧县兴风作浪。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特务李华堂，潜伏到宿县、灵璧南部边区，组织起“中国人民自救军”，利用反动道会门组织发展道众300多人。李华堂指挥反动骨干攻打我宋河、土楼两个乡政府，并阴谋与匪首乔以荣合力攻打我固镇政权机关。原国民党13纵队司令唐光金，潜伏下来组织起“苏鲁豫皖人民自卫军”，自任总指挥，下设三个纵队，经常窜到宿县、灵璧北部边境进行袭扰破坏活动。匪首宋其远、陈绍文等在泗县、灵璧、睢宁三县交界地区，利用道会门结拜把兄弟等手段，活动了800多人，在冯庙、李集等地四处抢劫，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安定。
针对残余匪特的猖獗活动，中共灵璧县委、县政府成立了“清剿工作委员会”，调动全县武装、民兵和公安干警，在宿县军分区部队的支持下，对残余匪特进行了清剿。根据匪特假扮冒充、昼伏夜出、昼散夜聚以及在边界地区活动频繁的特点，我方武装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追剿、围剿、游剿。在具体方法上，实行武装围剿股匪；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并清剿散匪；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匪徒，孤立匪首。全县共破获大小土匪21股，俘匪首48人，匪徒112人，击毙8人；捕获道会门会首14人，争取瓦解会众641人；俘特务头子11人，特务分子37人。经过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剿匪反特斗争，匪患初步得到平息，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形成了社会治安秩序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定的新局面。
三、改造基层政权，顺民心。灵璧县解放初期，虽然中共的县级政权已经初步完善，但是乡、村政权中还有一部分被过去的顽保长、保丁、甲长充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并且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对此，县委、县政府提出村级政权一律取消保甲制，然后区别不同情况建立村级民主政权。对于群众基础比较好的老解放区内，由群众选举阶级觉悟较高、减租减息运动中的骨干分子等，并且有一定工作能力的人担任村领导，掌握村级政权；对于新解放区内，那些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封建势力比较顽固的地方，村级领导直接由上级委派干部担任；对于一些自己无法选举产生，而上级又无干部派去的村，暂时由群众公推的“评理小组”或者“公道小组”代替，实行过渡，待该村选举条件成熟时进行民主选举村领导。
在对于旧的基层政权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干部实行三级管理。即县管理到区、乡、村三级；区管理到乡、村、组三级；乡干部的升降调迁，由区上报到县，县再上报到专署审批。通过政权改造，使全县基层民主政权得到了初步纯洁，干部素质有了提高，领导能力和工作作风有了较大的转变，因而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同时，也让一部分原来有不满情绪的群众，心平气顺了。从而密切了基层的干群关系，缓和了人民内部矛盾。
从1948年11月25日灵璧县城解放，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由于中共灵璧县委、县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人民群众的紧密团结、奋力拼搏，使得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黑暗、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灵璧县，呈现出百废俱兴、各业发展、欣欣向荣的新局面。翻了身的灵璧人民，当家做主扬眉吐气，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标志着占人类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在此之际，灵璧全县各地都举行了庆祝大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迎风招展；人民群众载歌载舞、通宵达旦地欢庆新中国诞生。当时，整个灵璧县城化为一片欢乐的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