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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百姓总要称自己是山西洪洞县人，“燕王扫北”后的移民。六百年事过境迁，沧海也变成了桑田，故乡山西只是文字上的回忆。但是，对于这段历史却有重新考证的必要。 “燕王扫北”作为专有历史名词，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已深入人心，有些人把朱棣说成阎王，六百年前的屠杀是他所为。正如民谣中唱的：“要问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六百年前，即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朝政府由山西洪洞大量移民，分布到山东、河北、河南、内蒙等地区，这些都详实地记录在史书里。 因为移民的原因，以至东北地区有脱鞋认亲的习俗，他们自称山西移民后人。这段历史无论是从皇家正典还是地方志书，都有详实明确的记载。可是，无论是时间的本身，还是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大家公认是朱棣北京登基后，为报复沿途军民的抵抗而大开杀戒，这就出现了常识性的错误，如果真如此，那朱棣从北京报复河北、山东抵抗的军民，怎么会扫北呢？应该是扫南才对。若要搞清这段公案，还要从燕王朱棣夺帝之战说起。 朱元璋共有26个儿子，按立长不立幼的宗法制度，长子朱标立为太子。朱标短命，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亡故。朱元璋立朱标的长子朱允文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怀着对江山无限眷恋，朱元璋抛下紧握的权柄长辞人世。皇太孙即帝位后第二年改元建文元年。随着朱元璋的辞世，明王朝已杀机四伏，一场血雨腥风的灾难就要降临了。 在朱元璋二十六个儿子中，除第九子和第二十六子早亡之外，其余二十四个儿子都封为亲王，封地星罗棋布，为巩固朱明王朝统治，这种同姓王互相拱卫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这需要朱元璋这样的铁腕人来调控，他死后就造成了就失去了重心，形成了“尾大不掉”枝强干弱的局面。在众多藩王中，被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领地是对漠北的后元势力抵御的支点，明王朝建立之初，朱棣曾多次替父征北，他智勇双全，在众亲王中异乎寻常出类拔萃，朱元璋生前就特许他军中小事立断，大事报告朝廷的权利。 朱元璋死后蓄谋夺取中央政权的朱棣，在王宫中私制兵器，偷印宝钞，招兵买马，搜罗奇人对明朝中央政府造成了严重威胁。建文帝见此状态，就和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计谋削藩。因为燕王异心已久，削藩应从他开始，但是当时燕王实力最强，思量再三未敢向他动手，这实际是战略性的错误。柿子还是捡软的捏，经过密议决定先消去了周王、齐王，目的是剪去燕王的手足，然后再向燕王开刀。在洪武三十一年八月至第二年元月不到一年时间里先后又削去了周、湘、齐、代、岷五个亲王的爵位，并把他们废为庶人。削藩刺到了朱棣的痛处，使他撕下了最后的假面具。为了万世瞩目的帝位，也为了自保，朱棣在1399年7月6日，擒杀了北平路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丙，一场夺帝之战拉开了大幕。 朱棣起兵为证明行动的正义，引用朱元璋的《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作为理由。这是他起兵的理论根据，只有这样才能师出有名。就是说齐泰、黄子澄是奸臣，为了明朝的统治须诛杀，这就叫清君侧，清理君王身边的奸臣。朱棣起兵号称“靖难”，所以后世史书称这场王室内部的夺权斗争为“靖难之役”。 四年战争的主战场，主要分布在河北、山东等地。在河北沧州和山东济南，相距不过四百里路，明中央政府与朱棣地方势力的战争持续一年。朱棣得城又失，双方人员与当地百姓死伤无数。正当明王朝政权和朱棣地方军队相持不下，胜败难分之际，也是天助朱棣，南京宫廷里的太监送来了京城的情报。原来建文帝对宦官的管束很严，这些人心怀不满，便密谋拥戴燕王朱棣，向燕王投送情报，南京城内空虚，应抓住时机疾进直取。于是朱棣放弃由河北、山东图谋南京的战略，他调整战略决定绕过山东，率军直取南京。 建文四年（即1402年）元月十三日，朱棣率军兵临南京城下。宦官与降将打开金川门迎朱棣进城，建文帝不知所终，有的说他出家当了和尚，有的说他放火自焚了，这成了明朝历史的一段谜案。就这样一场四年的叔侄夺帝大战，以朱棣的全胜而结束，此后朱棣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经四年的战乱，尤其是河北和山东等地，因为燕兵和明军的战争成拉锯和胶着状态，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传说中黄骅齐家务是因为下了一场大雾而免于劫难，孟村的留舍村也是因战争后仅存几间房舍而得名，这些既是战乱残酷的例证。当然，民间传说也罢，一些地域的志书也罢，把朱棣登基后，报复沿途军民抵抗作为“燕王扫北”一说，是缺少历史史料，同时也违反了正常的逻辑推理。 首先是文化的正统理念在作怪。建文帝是朱元璋亲选的接班人，而朱棣夺帝就是篡权的逆贼。把荼毒生灵的罪孽全部加在朱棣的身上也是情有可原。诚然，四年的“靖难”之役，实际就是一场叔侄夺帝大战，是朱姓皇室的血肉相残。但造成了百姓的巨大灾难，尤其是河北山东一带千里赤地鸡犬不闻。朱棣在大获全胜后，登基是为成祖，在明朝十六个皇帝中，他是有作为的君主。朱棣在位二十二年中，尊儒纳士，戍边卫国，编纂了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迁都北京，疏通大运河，派遣郑和六下西洋。这些功绩不但可同洪武朝相提并论。并足以使成祖傲视古今。在夺取皇权后，他虽说杀了铁玄、方孝儒等忠于建文的大臣，但常言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天下已成朱棣的，作为明主他不可能血洗才能抵抗他前进“北方”，（因为只有在南京称帝后，才有扫北的可能）践踏自己的家园吧。 其次，是以讹传讹误将祭奠意义的“扫碑”说成了报复抵抗的“扫北”。朱棣是打着“清军侧”的旗号，说皇帝身边有坏人，他不敢公然反对建文帝，因为建文是正统，同时他为博得天下的视听，把对南京的战争说成为老皇帝“扫碑”，也就是民间的奔丧，父死子祭这是人伦天理。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前，为稳定建文帝他用了苦肉计。朱棣主动上南京向新皇表达衷心，优柔寡断的建文帝没有采取心腹的建议将他捕获，几天后放归了朱棣。这次自投罗网的作秀收到了奇效，一方面说明了朱允炆政治上的不成熟，反过来体现了，朱棣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胆识。 回到北平后，为躲避建文帝的耳目，他佯装狂病在大庭广众面前乱跑乱喊，有时躲在大街上昏睡，有时称病不出，韬光养晦 麻痹对手。当时他确实有块心病，他的三个儿子在南京被扣为人质。一但他有异动，儿子们的性命堪忧。于是，他借病重请求建文帝让他的三个儿子归府照顾自己。这是朱棣的一箭双雕，如果朝廷放归三子则免去了质于人的危险，如不同意放归，可以探听朝廷的意向早做谋划。建文帝竟然再次被朱棣的假像迷惑，将其三子放归燕国。几个月后，朱棣就毫无顾虑的造反了，建文帝为此事追悔莫急。 再者，是将朱棣征漠北的一种附会。当年对明王朝最大的威胁自然是后元的残余势力，朱元璋把第四子朱棣就藩北平，可以看出皇帝对他的器重。朱棣果然不负重望，洪武十三年（1390年）燕王朱棣征讨蒙古乃尔不花大获全胜，从此名声大振。称帝后，他又五次深入漠北，亲征鞑靼部、瓦喇部和兀良哈部。他的目的是保证边境的安全，国内百姓生活的安定。朱棣不愧为一位马上皇帝，他的五次亲征使明朝江山一统，后元势力灰飞湮灭。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中，朱棣身体不适。到了榆木（今内蒙古的多伦）病逝享年65岁。 如果将朱棣对后元势力的打击，说成是对中原腹地的报复，显失公允，也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在文攻武治上，朱棣确实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可比汉唐盛世。其功绩不逊于历代明君，因而死后被谥为“文皇帝”。 然而，通过历史的沉沉迷雾，我们可以看清些问题的实质。但明朝统治内部的夺帝之争，确实给沿途百姓造成了巨大损失，所以朱棣称帝后，为休养生息维护其统治，从山西大量迁民，以弥补战后这些地区劳动力的缺乏，这无可非议，也是有益国家安定百姓生活。 把一些非理性的非真实的历史加于一人之身，尚欠公正。但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燕王扫北”这段历史经过600余年的传播，虽不是确定的实史，但却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在此也只是一家之言。众口难堵，百姓有了话语权，才会有：“白发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事情发生。我们还历史本来面目是为了更好的开创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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