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诗文 | 精品连播 | 美丽杂谈 | 艺术空间 | 经典时刻 老城西门外的那座石桥下流淌着的河，叫沋河，是从南山里流下来的，贴着西门向北流进渭河里。河水很清，两岸碧草凄迷，是人们洗衣和夏夜乘凉的好去处。河上的这座石桥，桥墩，桥面，桥栏杆都是一色的芝麻石，粗砺而古雅。月似得堵着半个城门。桥东，便是萧索的老城，桥西，便是热闹的西关，恰似这座桥将萧索和繁华分开，也将静谧和热闹连接。於是，桥东的老城成了那句“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诗，桥西的西关便是了那幅《清明上河图》。 文：匡燮 导语：轩诚 诵读：静华 《我与世界》第二部 《蛮荒时代》（三）市声（上） 渭南地处关中东部，在我少年时，是个以农业为主的中等城市，既没有工业城市那种烟笼如岚，机动如雷的惊人之举，也没有大城市楼盖为云，吐气如虹的磅礴之势，更没有现代化大都会那种特有的洋味和摩登。 市声亦如此。 如果说工业城市的市声是高吭的歌，大城市的市声是齐声的唱，现代大都会的市声则是磅礴的交响了。比如张爱玲笔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有轨电车“克林，克赖”的响声，在她听了便足以显示出那部宏大交响的摇曳生姿来。她是这么说的：“我们的公寓近电车厂邻，可是我始终没弄清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是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情感洋溢的联系。但你没有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吧？一辆衔接一辆，像排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的灯点的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高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的，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张爱玲说她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觉的。” 我也喜欢听市声。但渭南是有轨无轨的电车都没有，到今天也没有，自然也就听不到“克林，克赖，克赖，克赖”那种“愉快的打着哑嗓子”的铃声了。热闹的西关大街，就孤孤的一条，城市里用不着电车，连公共汽车也用不着，交通工具，少数人骑自行车，大多数人还是走路。我开始到老城东关上小学，后来在城里上中学，一天几趟走路，同学中没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买辆自行车和今天买辆小汽车的感觉差不多。记得我刚来渭南不久，三叔买了辆飞鸽牌自行车，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家附近的南塘巷后边有个很大的体育场，自行车一到手，三叔便在后座上带着我到体育场试车。当时，三叔还是个三十岁不到的小伙子，刚学会骑自行车，车技不熟，半路上，从一边是农田一边是壕沟的小路上经过，车头忽地扭动起来，吓得我在后座上连声“啊呀”，三叔更加慌乱，便连人带车翻进了壕沟里，我的脚被后边的飞轮夹住，脚后跟挂出了一道血口子。三叔立即推着我上医院去包扎，但叔侄俩依然很高兴，一路上又说又笑。 我最常听到的是一大早那个挑着担子卖蒸红薯的人的叫卖声。担子的一头是炉子，炉子上放着一口铁锅，锅里的红薯是在家里蒸好的，上面盖着笼布，不断的向上冒热气。担子的另一头放着一筐煤炭，卖蒸红薯的这人，是个汉子，四十多岁，高个儿，紫堂脸，身子骨十分壮实，挑起担子颤悠悠的，很自如的样子。每天清晨，他挑着担子，从北塘巷出来，从街这头挑到街那头，边走边吆喝：“红苕热的！热红——苕——！”吆喝声粗犷悠长。一听到他的吆喝声，正是上学的时候。我在东关和北塘上小学，后来又在老城上中学，每天叔父给我早点钱，我就买一斤热红薯，边吃边上学去。从秋天红薯下来开始，到第二年麦口上没有红薯为止，大半年间，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清晨都能听到他的吆喝声，先是“红苕热的！”较短促，接下来那声音便放开拉长：“热红——苕——！” 这声音在我听来，简直就是一支歌或一首诗。 “烧鸡！烧鸡！”叫卖声同样好听极了。 街道上除了卖烧鸡的叫卖声外，远远的还有一盏灯，却不是烛光，而是个白纸糊的灯笼，挂在一辆手推的独轮小车上。卖烧鸡的独轮车的轮子是胶皮的，这种独轮车的轮子是木的，推起来吱咛吱咛地响，从水泥街面上碾过去，像哼唱的一支小曲儿。这是农村人从附近乡下推来的，灯笼挂在车头上，车上推着个大笸箩，里面装着琼锅糖，当地特有的一种糖果，一条一条的堆在笸箩里，高高的像座山头。是农村作坊做的，糖面上沾层芝麻，吃起来又脆又硬，不太甜，有种清香味，很好吃。叫卖声短促而低沉：“琼果糖！哎，琼果糖！” 吱咛吱咛，吱咛吱咛，便缓缓的推过去了。不知为什么，每听到这种声音，我总会有一种肚子疼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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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渭南已有了电灯。二叔和三叔都是在做活的桌面上，从屋顶拉下一根花电线，吊个乳白色灯罩，形状是倒扣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