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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生活在乡间，乡下少娱乐，难得一见的小戏班子巡回演出到那里，那里就过节。——就这样随外祖母看了不少戏，有一出写九千岁刘瑾陪太后降香法门寺时听闻喊冤，一时兴起审案，终了昭雪冤狱的小戏《郿坞县》就记住了，也知道了兴平在明代时出过大太监刘瑾。其实，人物的艺术形象与历史真实之间是有距离的。《郿坞县》中的刘瑾是戏曲舞台上对刘瑾的唯一一次美化，现实生活中刘瑾可不得了：作为当时人称的“立皇帝”，明武宗不过就是一个“坐皇帝”。刘瑾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孝宗时，因事犯死罪，但得免。后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他颇通文史，累知古今，涉猎甚广，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信任。太子继位后，他这个日夜服侍的太监就是功臣了，权势与富贵唾手可得，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一旦大权在握，便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趁机专擅朝政，排陷异己，朝中正直官员大都受他迫害。而刘宇、焦芳等小人——名之曰“八虎”则奔走其门，成为其党羽。但，刘瑾并非无能之辈，也未曾将国事当作儿戏。史载，刘瑾将奏章带回私第后，都与他的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及华亭人张文冕商量参决，再由大学士焦芳润色，内阁李东阳审核之后颁发，还是颇为慎重的。用事期间，他针对时弊，对政治制度作了不少改动，推行过一些新法。即所谓“刘瑾变法”。
权力的集中刺激了他的贪欲。他利用权势，肆意贪污。他劝武宗下令各省库藏尽输京师，从中贪污大量银两。他公然受贿索贿，大搞钱权交易。各地官员朝觐至京，都要向他行贿，谓之“见面礼”，动辄白银千两，有的高达五千两。有人为了行贿，只好贷于京师富豪，时人称为“京债”。凡官员升迁赴任，回京述职，都得给他送礼。此外，他还派亲信到地方供职，为其敛财。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企图寻机夺位。但是，刘瑾只顾自己作威作福，没想到其他的七虎正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因为原来他们向刘瑾要权办事时，刘瑾总是不肯照顾，时间一长，矛盾便逐渐激化。1510年四月，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八虎之一太监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杨一清平定叛乱后与前来监军的张永商讨除刘大计。叛乱平定之后，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两人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在李广阳的帮助下，明武宗终于动摇了——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据后人记载，开列一张刘瑾被朝廷抄没的财产清单：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銮带二束，金汤盒五百；除了金银珠宝之外，还有一些违禁的御用物品及兵器甲仗，如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两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八，爪金龙四，玉琴一，玉瑶印一，盔甲三千，冬月团扇（扇中置刀二），衣甲千余，弓弩五百。年轻的天子固然触目惊心抄出的那些金山银山，即便是富有四海的天子，也不可能不眼红，不可能不想将其据为己有！更可怕的，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当年的八月，刘瑾被处以凌迟刑，即千刀万剐，共行刑三天。在封建社会，除非谋反、杀父母亲等属于“十恶”的大罪，一般的死刑犯要等到秋天的霜降以后，在冬至以前才能处死。这是顺应天时，而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禁止行刑，也禁止捕杀幼小的鸟禽和走兽。但刘瑾属于谋反的第一重罪，所以不等到秋天的霜降到来就行刑了。恶贯满盈的明朝太监刘瑾就这样被判凌迟3357刀，分三天割完：刽子手先从其胸脯割10刀,然后对着他大声吆喝,怕他昏过去,等醒过来再割10刀,如此反复，第二天刘瑾熬不住气绝身亡，第三天继续割尸，直到割足3357刀——行刑完毕，割下的小肉块被受过其害的人家一文钱一块肉抢着买下、吃掉——以解心头之恨。这是多大的一笔财产？让我们来看一个参考数字——正德元年朝廷的财政收入白银200万两；和这个数字比，刘瑾的财产相当于帝国150多年的财政收入。如果大家对这个数字缺乏概念，那我们可以把这笔财产换算成人民币。按1两白银大约折合人民币400元来算，刘瑾的财产高达1200多亿人民币。所以《亚洲华尔街日报》才会把刘瑾上榜1000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50个人之一，同时也是上榜的6名中国人之一。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上至天子、下至群臣百姓，甚至包括后世的我们，是不是感到惊奇：一个人如何能在短短的5年内聚敛如此巨大的财富？一个人的贪婪和占有欲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从刘瑾生平看，他积累财富可分二个阶段。刘太监在正德前权势不显，且两度遭贬，应该积存不多。刘瑾之发达，始于入侍东宫，开始有外官和太监意识到他的潜力而与之交接。刘瑾由李广引入东宫，李广死于弘治十一年，则刘瑾在东宫至少有八年，应被视为第一阶段。皇太子即位开启了刘瑾向权势和财富迈进的阳光大道，直到失败身陨，此为第二阶段，也是“主干”的阶段，大约从正德元年十月入掌司礼监，到正德五年八月被杀。在46个月时间里，这位“立地皇帝”“权擅天下，威福任情”，“廷臣党附者甚众”，开始积累巨大的财富。刘瑾受贿也有个渐进和加速的过程。御史蒋钦说：“昨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贿，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这是正德元年年底的事。又《阉党传》：“瑾初通贿，望不过数百金，（刘）宇首以万金贽，瑾大喜曰；'刘先生何厚我。’”刘宇在正德二年正月入为左都御史，正是这位刘宇，使贿码再创新高；否则，以“千金”“数百金”的入帐，何时能把刘瑾推上“千年”富豪山顶？而白银“2.59亿”两却要2.59万个“刘宇”来帮助堆土才行！可惜刘宇这样的大手笔毕竟不多，多数人只能像给事中周钥一样，出门公差，须称贷以贿。又刘瑾败后，科道等官弹瑾十九罪，其中言：“朝觐官至京，索贿动以千数，谓之'拜见礼’。”则表明，多数官员被迫致贿，银不过“千金”。刘瑾也有“反腐”举动。正德四年初,他听从吏部尚书张彩的建议，严厉处置了“循故例”向他纳贿的欧阳云、吴仪等人。这非一时的矫情，后来又曾公开处理多案，如刑部侍郎张鸾等三人自江西堪事还，馈银二万两，刘瑾将贿金送官，并治三人罪，该案连及江西巡抚以下见任和致仕官员31人，每人罚米300石。并不能说自正德四年初起，刘瑾就清白了，至少所谓“暗流”不那么汹涌了，刘瑾也不是那么“急贿”了。我们常说必有某种土壤才能生出某种花来。之所以在明代中叶生出刘瑾这样一个富佬，应该说时代给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必须说，史书和人们观念里，对刘瑾贪赃往往有夸大、“归恶”的倾向。应当说，中世纪政府的运作，以冰炭节敬、土物陋规例钱等诸多名目出现的贿金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政以贿成”并非王朝衰落之后才会出现：官员或太监为谋到肥差、在考察中顺利过关，或者为加快迁转等等——这成为刘瑾这位“站皇帝”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刘瑾历事四朝、数度沉浮，熟谙官场情形，对中外官员污秽腐败和敷衍塞责的状况了然于心。他可能认为：官印是朝廷授予官员的一种有期限的专利权，你既然专营一地，就得像一般商人那样缴税。这从刘瑾行政的特点看得出来：他习惯以经济制裁的手段来处罚和打击官员，对渎职和过失行为采取严厉的追纳赔偿措施，甚至创制“罚米法”，许多人为之倾家荡产。刘瑾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高祭“反腐”大旗：盘查各省钱粮，清理屯田边饷，这构成他执政时期的主要内容。由于追征过急、诛求过甚，最后激起兵变并最终导致他的失败。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是之谓也：由于刘瑾是有名的大太监，他已先被人打上“巨贪”特殊的标签——中国的人物画惯用浓墨重彩，常常不是“墨”多了、就是“彩”过分了——刘瑾太坏了！正是出此心理暗示，庞大的赃金数量才会被人轻易相信。写了许多，细究作古者的家产到底有何意义？恐怕撕去古人本没有的魔装，或许能帮助今人树立一个正确的而不至于妖魔化的世界形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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