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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肖旭 从重要性来说，当然不如小说、戏曲，但应看到它是明代文学的一大块，在这大块中作家多、作品多、流派也多，而头绪纷繁。为便于掌握，把明代诗文分为开头、中间、结尾三大阶段来讲。 开头、结尾两阶段的时间短，但由于这两阶段的作家经历了社会大动乱，因此他们的作品比较有现实内容。 明初诗文主要作家是刘基、宋濂、高启，他们的诗文代表了明代诗文的良好开端。 明末的爱国诗文作家主要是指参加了抗清运动的爱国作家，他们用慷慨激昂的战斗诗篇，为明代诗文作了光辉的结束。所以可以说明代诗文有良好的开端，光辉的结尾。 明代诗文中间这一大段时间比较长，流派很多，诗文主要是在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中曲折前进的。诗文的流派多，主要有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这么多派别，如何来掌握?在这些派别中主要是两大派，即复古派，指前、后七子；反复古派，指公安派，抓住了这两大派也就抓住了明代诗文流派的核心。以上为明代诗文的总貌和重点的揭示。 明初诗文。主要讲刘基、宋濂、高启的作品，这三位作家的作品代表了明初诗文的成就，学习时应掌握这三个作家的创作特点和他们的代表作，这三人都是明代的开国功臣，尤其是刘基，他替朱元璋平定天下，出谋划策，因此中国老百姓都知道刘伯温的故事。这三位作家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动乱，他们对实际生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因此他们的作品内容充实，而且有现实意义，这是三人在作品上的共同点。也应看到三人创作特点并不一样，各有特色。 刘基诗文见长，诗文写的都很好。他的散文富有形象性，往往在散文中穿插寓言故事，具有讽刺意义。如《卖柑者言》以外表光滑，里面烂的像破棉絮一样的柑子作比喻，全文通过卖柑者与作者的对话，揭露了封建统治者欺名盗世的丑行，以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本质。整篇文章的构思很巧妙，笔锋犀利，是一篇尖锐、辛辣的讽刺散文。另外一部代表作品是《郁离子》，这是一部寓言体的散文集，共十八章，其中《楚有养狙以为生者》这一篇，写狙公(指养猴子的人)，驱使群猴采果子供养自己，如果采不采就鞭打。后来一个猴子觉醒了，就问大家：我们采来的果子，为什么要给他呢?如果不给他，我们不也同样可以吃这果子吗!为什么要给狙公服苦役呢?这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于是群猴造反，逃入山林，没人给狙公采果子吃，他就饿死了。这个寓言故事很平常，但如把这寓言与写作背景联系起来能看到深刻的含义，刘基写此文时正是在农民起义的大背景下，因此我们说这篇小小寓言故事在客观上有鼓动人民造反的作用。 宋濂专写散文。刘基推崇他“当今文章第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名字已波及国外，他的传记文写的非常好，他善于以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和一些具有特征性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写的很生动形象，文学性很强。《秦士录》写一个怀才不遇的奇士秦人邓弼，文章先总写邓弼“以力雄人”的特点，然后以具体事例来突出他这“以力雄人”的特点。写他在妓楼上，当着两个自负的书生面，把关于经书、史书的问题对答如流。又写他手舞双剑与五十名武士比武，结果一个个马头都被他砍下来。这两个具体描写突出了邓弼的文武双全，放荡不羁，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另外《送东阳马生序》，是以自己的学习经历，鼓励后辈刻苦学习。全文以自己生活清苦而努力刻苦学习与太学生生活豪奢作对比，这样的两番对比，就得出学习必然要刻苦这样一个结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作者是以前辈的身份来鼓励后辈刻苦学习，说明学习必须刻苦的道理。但他并没有板着脸说教，他讲道理如话家常，词语诚恳，平易亲切，给人的感觉是循循善诱，娓娓动人。读后感到很亲切，很自然地接受了作者所讲的道理，很自然地受到了教育。 高启的特点是以诗歌著称。前面讲宋濂专写散文，刘基是散文、诗歌写的都好，高启以诗歌著称。这个作家富有才华，诗歌风格豪放，接近李白，尤其七言歌行和七律写的非常好。他的代表作是为大家所赞誉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这首诗描写大江的雄放，钟山的奇特，写出了江山的雄伟壮丽，整首诗充满了爱国的激情。诗歌的最后两句话：“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表达了诗人对祖国重新统一的无限喜悦。 中间一段，讲诗文流派。 在永乐、弘治时期，出现了以“台阁重臣”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这些台阁重臣的诗文，在内容上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在形式上华靡，陈陈相因，毫无生气，台阁体长期地统治着文坛，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大的不满。 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就有意的来矫正台阁体的千篇一律，无病呻吟。茶陵诗派主张学习唐诗，尤其主张学习杜甫，但他们的主张只是侧重在形式上的学习，所以他们自己的诗歌创作仍然没有超出台阁体的创作范围，茶陵派反对台阁体结果收效很小。 我们说真正扫除台阁体影响的，是前后七子所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这应是学习重点) 在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在嘉靖、万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他们发起了文学复古运动。(大家简称前后七子)。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极力推崇秦汉时的散文和盛唐时的诗歌，一谈文章就谈秦汉时期的，一谈诗歌就推崇盛唐的，甚至认为除秦汉外，没有好文章，除盛唐外没有好诗，他们主张多读古书。我们说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是为了纠正台阁体的恶劣之风，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扫荡了台阁之风，这是有功劳的。但也应看到他们的理论是形而上学的，今不如昔的理论，他们在创作上是复古、拟古，而这复古又是着重于形式上的复古，所以他们在反对台阁文风的同时，又陷入另一种形式主义，他们把文学的发展引到了一条错误路上去，影响也是不好的。于是出现了以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拟古的另外诗文流派。 首先反对前、后七子复古的是嘉靖年间的唐宋派，主要作家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主张也非常明确，学唐宋古文的“文从字顺，平易舒畅”。在唐宋诗文作家中以归有光的成就为最高。归有光的散文没有一点道学家的气味，他能摆脱前人的束缚，他的叙事抒情散文写的最为精彩，他的这些散文都是写的一些平平常常的事情，他把抒情和叙事结合起来，用平平常常的笔调来写，朴实淡雅，能达到不饰雕琢，自有风味，代表作是《项脊轩志》。文章通过与项脊轩一间小屋有关的人和事，写出家庭若干年来的变化以及家庭亲人间的深厚的真挚感情，虽然题材范围比较窄小，没反映深广的社会内容，但与那些无病呻吟的假古董或大官样文章来比那是高出许多的。 唐宋派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收效并不很大，真正给复古派以沉重打击，使之揠旗息鼓的是万历时期的“公安派”。公安派以湖北公安的袁氏三兄弟为最著名，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其中袁宏道是主将。公安派受到明后期进步文学思潮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冲破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些清规戒律，具有革新的意义，他们深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提出了“性灵说”，继续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他们认为文章凭自己的性灵会具有互不相同的真面目，自然可以从模拟中走出来，并具有反对假道学的意义。公安派主张写作诗文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八个字是公安派文学主张的核心。意思是好诗、好文章应从自己胸臆中流出，要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而拟古出来的只能是假古董。这一主张击中了复古派的要害，扭转了复古派的颓风。他们还主张文章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认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他们重视并提倡俗文学。公安派不仅有理论，他们的散文创作也有成就，尤其是抒情叙事散文写的好。 袁宏道的《满井游记》，写在早春二月游历了北京郊外的满井，它描写了大地刚刚醒过来的景象，表现了作者对大地春回的敏锐感受，对自然界无限欣欣向荣的喜爱。文章写得舒卷自如。 公安派的小品文对明末作家是很有影响的。明末的诗文有两个方面： 一是受公安派小品文的影响，出现了一批小品文的作家；二是爱国诗文作家。 小品文作家中以张岱的成就为最高。他的小品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都是作于清兵入关以后，前者追忆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后者记载了有关西湖的掌故，都写的短小、活泼、清新、流俐，又寄寓了国破家亡的感慨。作者把怀念故国的情思，在追忆故国的山水和世情习俗中表现出来了。张岱的小品文结构精巧，文笔简劲，尤其善长在描写风景时，穿插人物的活动，显得很有生气，有意趣。但这些文章都是描摹明亡以前的事情，作者写文章时这些景象已不复存在了，因而在追忆之中，一方面回味那些早先乐趣，一方面伴随着惆怅、哀伤。 代表明末诗文成就的是爱国作家张缚、陈子龙、夏完淳的诗文。这些作家亲身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抗清运动，因此他们的作品不是低沉的哀歌，是高亢的战歌。张缚是复社的领袖，他的《五人墓碑记》是一篇政治性很强的散文，歌颂了苏州市民反阉党、反暴政的正义斗争，写的慷慨激昂。文章记叙了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歌颂了在这次事件中而献身的义士，作者站在正义的立场发表议论，倾注了重大的政治热情因而文章很有感染力。 还有在抗清斗争中牺牲了的陈子龙、夏完淳。陈子龙最有价值是明亡前他投身抗清斗争中所写的诗歌，他们这些诗写的慷慨激昂，雄浑深沉。 陈的学生夏完淳诗风与他相近，夏十四岁参加抗清活动，十七岁被杀，是一个少年爱国英雄。他投身抗清活动以后，所作的诗文悲凉慷慨，充满了爱国的思想感情,大都表达奔赴国难的志向，抒发了国破家亡的悲痛。《别云间》写他在故乡松江被捕时告别家乡时的心情：“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诗中抒发了对故乡的依恋与失败的悲愤，同时又表现了斗争到底，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慨。 明末爱国作家正视现实，关心政治，他们的作品伴随激荡的时代风云饱含着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丰富的生活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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