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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的建立，辅佐朱元璋创业的功臣很多，但“帷幄奇谋，中原大计，往往属（刘）基”（《纲鉴易知录》明纪）。朱元璋亲口将他比作汉初的张良，又在诏书中将他比作蜀汉的诸葛亮和符秦的王猛，说他“发踪指示，三军往无不克”，可见他的功劳之大。 但在明王朝建立之后，新皇帝朱元璋又是如何对待这位“定大事于中原，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的刘伯温呢？ 他只封了他一个太史令兼御史中丞的三等朝官。战阵中受过刘基指挥的汤和，却成了刘基的顶头上司御史大夫。文臣李善长是当朝宰相，刘基更难与他相比。在平定沙漠后，大封功臣，共封了李善长等六位公爵，汤和等二十八位侯爵，汪广洋等二位伯爵。刘基为诚意伯，名列三十六位功臣的最后一名，岁禄是二百四十石，而被封为韩国公的李善长岁禄却是四千石，为刘基的十七倍之多。这种封赏对刘基来说，显然是很不公平的。 朱元璋从起兵到明王朝建立时初期，主要依靠的是以李善长等为首的他的老乡淮西集团。刘基是浙东人，不属于这个集团。在征战时，朱元璋需要他出谋划策，所以很信任他；等到天下大致安定后，朱元璋就用不着再那么宠信他了，他更不愿意或者是不放心让他担任要职去单独处理国家大事。刘基处处受淮西集团的排挤，朱元璋对他也渐表冷淡。 建国后的第一年，因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法，刘基请示朱元璋后将李彬斩首。等朱元璋回京后，李善长即百般挑拨，说刘基在祈雨时于祭坛前面杀人，是大不敬。朱元璋就趁刘基有妻丧让他离开朝廷，致仕（离职）回老家。朱元璋洪武元年元月称皇帝，八月就让刘基归田；十一月虽又将他召回南京，但也未加重用。等到朱元璋对李善长也渐生疑忌，欲罢他的相位时，刘基从国家的总体利益出发，不计前嫌。认为“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力劝朱元璋留任善长。朱元璋说“（善长）数欲害君，君乃为其求情耶？”刘基说：梯（换相）如易柱，需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 善长被罢相后，朱元璋欲将杨宪立为相。杨宪与刘基是浙东老乡，私交甚好。但刘基不顾私情，认为“（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劝说元璋不可任他为相。元璋问汪广洋如何？基答：“此褊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认为更不行，说为相如驾车，胡惟庸非但驾不好车，连车轮也会被他弄坏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朱元璋就顺口说：“吾之相，诚无逾先生。”意思是说来说去，选丞相，就你刘基最适合，谁也超不过你了。刘基当然知道朱元璋并无真心用他，就忙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目前诸人未见其可也。”（见《明史·刘基传》） 那么朱元璋真心想任刘基为相吗？是刘基真心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而不干吗？都不是。 朱元璋如真心任他为相，辞是辞不掉的；朱元璋如信任刘基，就不会置他的意见于不顾，后来还是任命胡惟席继李善长为丞相。朱元璋曾对桂彦良说：“（刘）基峻隘，不如卿也。”印象如此，当然不会任他为相。 至于刘基，《纲鉴易知录．明纪》记载他曾私下对人说： “若使我当国，扫除俗弊，一、二年后宽政可复也”。看来刘基本人是愿意做宰相“当国”任事的，只是认为自己不受信任，不是淮西官僚集团中的“大木”，而不能也不敢去争取担任宰相的职务罢了。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把他排在最末一位，并随即于洪武四年就又索性命他告老回乡闲住。至于有的史书说朱元璋“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明史·刘基传》），好像君臣相处甚佳，那不过是作史者“为尊者讳”的惯用手法。刘基既有“料事如神”的本事，又复“性刚嫉恶，与物多忤”（《明史·刘基传》），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不会迎合讨好皇帝，所以首先遭到朱元璋的疑忌是很自然的。 刘基是非常洞悉朱元璋的为人的。他回老家后事事谨慎，“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当地县令数次求见他，他都不见。县令改装为农民，才见到了他。但当来访者自我介绍说“某青田知县也”时，刘基赶快口称小民， “谢去，终不复见”。他为避免皇帝和当朝权贵对他的注意，“其韬迹如此”，生怕招来祸事。 但刘基归田后，其内心是非常忧郁和痛苦的，他曾作了不少诗来记叙自己的心情。他在《旅兴》诗中说： “宁知有衰老，耳聋日如熏。身世且未得，况敢言功勋？” “病身如朽木，螬蚁群萃之。得闲愿已惬，敢有分外求？” 他厌恶官场的倾轧，他在《旅兴》诗中又说： “鸟呜朝哑哑，鹊鸣暮啾啾。胡为自冰炭，以贻达者羞。” “感此一太息，欲语声复吞。” 他也叹息自己的凄凉，他在《漫成》诗中说： “老去知心更有谁，愁将短发对花枝。纵酒放歌怜往日，依栏听雁立多时。” 虽然刘基心中有不少不平之气，但他深知“君子与小人争，则小人之胜常多，而君子之胜常少”。他在激流勇退归田之后，是一直小心谨慎，力求做到与世无争的。他在《遣兴》诗中自我安慰说： “守分绝外求，何者为忧煎，但愿有酒兴，无事多昼眠。即此是至乐，安用松乔年。”但就是这样“韬迹”避嫌，也躲不过等待他的更大的可怕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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