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刑讯逼供必然产生冤假错案，但生逢乱世，法律的约束作用大大降低，世间只有黑暗的丛林法则，落后就要挨打，弱小的一方是毫无尊严可言，命如草芥。回望历史，拂去烟尘，一幕幕惨痛的往事重现，让人不忍直视。 如今，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召东南方向有一个自治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一座不起眼的财神庙。财神庙看上去普普通通，不了解历史的人以为它也就是供奉着财神的一座庙宇，只是供人们拜神求财。 可老城人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座庙宇正殿的后面却还有一个红色纪念馆，纪念馆对于呼和浩特市具有重大的红色革命意义——当年这里是“绥蒙抗日救国会旧址”，见证了日军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厚和惨案”全过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入侵中国。10月，日军黑石旅团1400人占领归绥市，并将其改名为“厚和豪特特别市”（编者注：简称厚和市），从此土默川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七八年之久。锡林郭勒盟的德王率2万部下投降日军成为伪军，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出任主席，为虎作伥。伪军将原绥远省的大部分地区合并成“巴彦塔拉盟”，1938年，为了推行奴化教育，在伪政权成立不久后便在厚和市着手筹建了“巴彦塔拉盟立师范学校”。 当地的大部分民众并不认同日军的“友善之举”，私下里仍称呼自己为“归绥”人。八路军大青山游击队深入到归绥市周边进行抗日活动，开辟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对日伪统治造成极大威胁。 归绥市及土默川人民过着亡国奴的生活生不如死：到处悬挂着日本国旗，民众必须办理良民证，凭证出入城区要被搜身，火柴、药品、铁钉等物资不得携带以防“通共”。路上遇见日军必须迅速立正，鞠躬问好，点头哈腰赔笑，稍有迟疑就是一顿毒打。 日伪军还相互勾结到处抓人，不论黑夜白天随意入室抢劫调戏妇女。所有的学校必须开设日语课程，当时学校校长虽为中国人但实际却由日本顾问管理。据曾经在巴彦塔拉盟立师范学校读过书的李雨田老人回忆说：
全城在校师生莫不对日本教员对学生的残酷手段痛恨不已，所有民众都盼望着早日结束亡国奴的日子。1938年冬，在中共绥远省委的指派下，中共党员宁德青、刘洪雄、魏铭、贾恭等人秘密在归绥市成立了绥远工委，宁德青担任书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为大青山游击队搜集情报，并积极组织市民开展地下抗日斗争。 1939年，“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中共绥远工委将“救国会”会址选在了当时的财神庙（编者注：后来，抗救会得到蒙疆道教会会长王信真和道士王从顺、王永茂的同情与支持，工委将蒙疆道教会会址旧城财神庙辟为活动据点。）同时，工委将“新兴永”杂货店和焙子铺作为联络点以便于开展革命工作。
通过一年多的秘密宣传、积极发展。先后有200多名绥远各界人士加入抗日救国会。工委的主要领导人也先后打入敌人内部：刘洪雄通过关系担任了伪救国军的旅长，并打入日本宪兵队任少校参谋。宁德青也进入厚和市政府，担任教育股督学等。 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和抗日救国会的会员们里外配合，抗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搅得日伪军日夜不宁，胆战心惊。 1940年2月，工委选派6名抗日救国会的进步学生会员（编者注：6名会员同时也是伪巴彦塔拉盟立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是周服礼、何树声等）前往延安学习。他们走后，驻校日本顾问安藤、渡边得知6名学生去向不明，迅速将这一情况上报归绥日本特务机关。 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等组成“联合搜查本部”，日本宪兵队长河野和特务头目三木、大桥搜罗了一批穷凶极恶的特务汉奸，进行全城疯狂搜捕。伪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的学生燕漫云和孔广和等人叛变投敌，在叛徒的出卖下，“新兴永”杂货店联络点、道士士郭久成在大召东仓开办的戒烟所联络聚点等场所遭到破坏，并从叛徒嘴里获得了“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的一些情况。 日军根据获得的情报，按照名单精确抓捕3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绥远工委的宣传部长魏铭。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酷刑之下必有懦夫。魏铭在日军的严刑拷打之下叛变投敌，将“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会员全部供出，日军出动大批军警和特务抓捕，近200人（编者注：也有说是190多人）被逮捕入狱。 为了“立功”，魏铭向日军献出计策：可以在财神庙附近设伏，因为很多秘密资料藏在财神庙佛龛里面，中共重要人员必定冒险前往销毁。1940年7月20日，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河野带领军警特务设伏逮捕了前往财神庙转移文件的刘洪雄，酷刑折磨后没得到一点情报。日军恼怒之下将其乱棒活活打死，年仅33岁。 被逮捕的190多人经历了一年多的酷刑审讯，电刑、吊打、灌辣椒水、压杠子、烙铁烫、插竹签、狼狗咬等酷刑轮番上阵，100多人被折磨致死，28名抗日救国会成员被判处长期监禁押送至张家口察南监狱关押，少数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出狱后大多因病死亡。“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就此消亡。 这次大搜捕，伪巴彦塔拉盟立师范学校师生成为重点针对对象，从1940年7月13日凌晨开始第一次大搜捕，全校师生逐个进行搜查审讯，几乎全到宪兵队牢房接受过审查，一周之内抓捕30多名师生，被选派的6名学生亲朋（包括关系的要好的师生）都受到迫害和酷刑折磨。第二次大搜捕是在1941年冬，20多名师生被捕，未被捕的师生全部软禁，行动失去自由，半个月后4名学生死于狱中，其他的被放回。这两次搜捕主要针对第一期的师生。
时隔1年多，1943年6月，惊魂未定，草木皆兵的日军将已经释放的2名教师逮捕入狱，使用更加严酷、更多花样的酷刑逼供。这两名教师熬不住酷刑折磨，胡乱编造口供，攀咬别人，将所熟悉的归绥市各中小学教师都说成是抗日救国会的会员。 日寇觉得他们如此“亲民”创办学校，结果全是“抗日分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1943年7月12日深夜，敌人开始全城大搜捕，归绥市三分之一的教师共170多人被捕入狱，其余老师大部分逃亡外地避难，伪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的中国教员被全部抓捕。 日军用2年多的时间，刑讯折磨被捕的师生，先后90多人惨死狱中。日伪创办巴彦塔拉盟立师范等学校本是以奴化中国人为目的，但却以制造“厚和惨案”结局，弄得天怨人怒，也让那些对日军抱有幻想的中国人得以清醒，团结一致坚定抗日。 1945年，日寇投降撤出“厚和浩特市”，自此“厚和惨案”彻底消失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但是惨案对我们的警示却永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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