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里写了这么一段： 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面应该首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有些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为止；唯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应该尽可能地类似于一个放弃了他所一直坚持的意见之后的那种精神状态。蔑视便妨害了这一过程的前一部分，而尊崇便妨害了这一过程的后一部分。……一个人的见解与理论只要是值得研究的，那么就可以假定这个人具有某些智慧；但同时，大概也并没有人在任何一个题目上达到过完全的最后的真理。当一个有智慧的人表现出来一种在我们看来显然是荒谬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努力去证明这种观点多少总是真的，而是应该努力去理解它何以竟会看起来似乎是真的。（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P49） 因为写的是哲学史，所以罗素特别强调“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强调思想、观点，而实际上这何尝不能体现在其他各领域的“家”以及世间普普通通的人身上。 我们离哲学有点远，生活则很近。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就感到他或许正在表达对人类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相处的看法。尤其是在人们相互间尚不很熟悉、不很了解的时候，虽说“人生而平等”，却难以平等相待，总会相当多地受到外在形象、物质基础、社会地位、领域声誉等因素的影响，而作出“尊崇”或“蔑视”的判断，于是乎，也就常见了现实生活中和影视作品中（影视取意于现实）的"翻转"戏码。 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工作中对待同事（包括上、下、平级）和工作对象，在生活中结识朋友和处理各类事务，还是在学习中遇到所学领域的权威或是“菜鸟”，都去遵循罗素给出的办法：先是“假设的同情”（类似于陈寅恪先生“理解之同情”），实际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与他一起进行“思想散步”，观察他的思想、观点是根据怎样的逻辑路径推出来的，并且是要以他的思想本就是我的思想的精神状态，但又保留自己探究的脚步的独立性，考察的自主性，既不亦步亦趋，也不自行其路，找到那些“大概可以相信”的东西，同时也就发现了那些“不可以相信”的东西，然后把态度由“同情”转为“批判”，这正所谓“有的放矢”。 在“尊崇”与“蔑视”之间，其实更容易发生的是前者，同时也更危险。工作中的领导，网络中的“大V”……都容易成为尊崇的对象。我们有的是这样的经验：领导说什么都是对的，有时看看不对，转化一下也就对了；“大V”的心总是慈悲的，总是观照“小民尊严”的……因为尊崇，于是盲从，甚而仿效，于是数字出干部，于是政绩工程，于是网络暴力……蔑视同样不是我们所应持，不过后果倒还轻，因为蔑视意味着远离，尽管少了同情的温暖，却也免了盲目的狂热。 罗素说的对：“大概也并没有人在任何一个题目上达到过完全的最后的真理。当一个有智慧的人表现出来一种在我们看来显然是荒谬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努力去证明这种观点多少总是真的，而是应该努力去理解它何以竟会看起来似乎是真的。”没有人掌握最终的真理，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更不用说“某个人”。当我们以同情的态度、平等的视角、平静的心理去观照一个人、一种思想，我们实际也在观照自身——如何从“何以竟会看起来似乎是真的”里面发现我的思想、观点如何形成、坚持或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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