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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已获授权在此推送，特此致谢！ 汪宝荣，香港大学翻译系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曾为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翻译研究中心（2010）、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2015-2016）访问学者。学术兼职有浙江省翻译协会理事，Meta(A&HCI)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审稿专家等。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社会翻译学、中国翻译史研究。业余从事英汉翻译实践。出版专著、译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及学术译作80余篇，其中A&HCI、国内核心期刊40余篇。主持及参与完成省部级以上项目5项，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社会学视阈下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模式研究。 姚伟，上海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陇东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 金倩，硕士，陇东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与传播。 摘要 南北朝重要地理类文化典籍《洛阳伽蓝记》涉及大量地名，中国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载体之一，因而成为翻译重点。本文参照艾克西拉的“文化专有词”翻译策略分类法，以《城内》篇中地名为样本，采用数据统计和实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华裔美籍学者王伊同采取的地名翻译策略。王伊同偏重文化保留性翻译策略，尤其音译、语言翻译和注释，但偶尔也采用归化法;其翻译手法灵活圆通, 注释详尽可靠，颇受好评。王译有助于西方专业读者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城市文化。 关键词：《洛阳伽蓝记》地名 文化专有词 翻译策略 王伊同 《洛阳伽蓝记》成书于公元547 年前后， 作者是北魏抚军司马杨衒之[1]， 生卒年不详。该书记载了古都洛阳丰富的地理、历史、民俗文化信息， 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目前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佛教和文学方面。李晓明[2]、曹虹[3]、王建国[4]、袁洪流[5]等充分肯定其史学、文学和宗教文化方面的研究价值， 认为该书兼具史传文学与小说叙事特点， 其记述的佛教资料、民间风俗、历史事件详实可靠。詹纳尔(W． J． F． Jenner)、王伊同、M．K． Leung、卜正民(Timothy Brook)、成润淑等国外学者则认为，《洛阳伽蓝记》描绘了北魏洛阳繁盛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生活， 是六朝残丛小语与唐传奇之间的过渡形态， 兼具史学、文学和宗教等多重研究价值[6]。 《洛阳伽蓝记》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被当作史部地理类文化典籍[7]， 可见该书记载了大量与北魏都城洛阳有关的地名， 但迄今对此文本现象鲜有研究。这些地名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中， 折射出古都洛阳历史文化的变化， 大多具有文化专有性， 而文化专有词是一个公认的翻译难题。由于地名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信息， 有学者提出“地名文化”一说， 认为该概念包括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前者揭示了地名的语源文化内涵， 后者体现了其所指代实体的地理、历史和乡土等;“地名文化记录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民族的变迁与融合、人们生活环境的发展变化， 是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8]。由此可见， 地名(本文只探讨地名的文化内涵及其英译) 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载体之一， 应该引起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重视。遗憾的是， 目前国内对典籍中的中国地名翻译研究尚不多见， 对《洛阳伽蓝记》中的地名文化英译研究更是阙如。 《洛阳伽蓝记》现有两个英译本:一是英国汉学家詹纳尔的译本[9];二是华裔美籍学 者王伊同译本(以下简称“王译本”)， 1984 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0]。王伊同，1914 年生于江苏江阴，1937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 年留学哈佛大学东方语文系， 获哲学博士学位， 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终为匹兹堡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被公认为南北朝史专家[11]。与詹纳尔译本相比， 王译本更为忠实准确， 且注释详尽[12]， 因而 2007 年被中华书局引进， 作为《洛阳伽蓝记》标准英译本收入“大中华文库”出版[13]。王伊同自述， 他于 1978 年着手翻译《洛阳伽蓝记》( 当时詹纳尔译本尚未出版)， 因为他发现“《颜氏家训》及临川《世说》， 各有英译， 而《伽蓝记》犹付阙如， 西籍学人， 每用向隅”[14]。可见其预期读者群是“西籍学人”， 即英语世界里修读中国历史文化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  王伊同 本文参照西班牙学者艾克西拉(Javier Franco Aixelá，)提出的“文化专有词”翻译策略分类法， 采用数据统计和实例分析的方法， 重点考察王伊同处理《城内》篇中地名所用的翻译策略及方法， 兼论典籍中的中国地名文化翻译及对外传播的问题。 一、《城内》篇中的地名及其翻译难题 作为一部史部地理类兼具古代方志特征的文化典籍[15]，《洛阳伽蓝记》由《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五篇组成， 记录了大量古代地名。由于该书“以佛寺作为洛阳城市地标”[16]的叙述特点，《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四篇重复出现的地名很多， 且复现地名的翻译存在简化现象(即不及首次出现地名的译文那么充分)。为降低地名复现对统计结果的干扰， 我们选择统计了《城内》篇中所有的地名， 发现 144 个(复现地名不重复计算)。这些地名大致可归入以下五类:(1)地理地名(33 个)， 如“洛阳”“建业”(今南京)“汉中”;(2)建筑物名(68 个)， 如“永宁寺”“太极殿”;(3)景观名(19 个)， 如“洛水”“芒山”;(4)典故类地名(3 个)， 包括:因曹植诗句“谒帝承明庐”得名的“承明门”[17]， 以捐助人命名的“冯王寺”， 据《春秋》记载王子虎与晋国的狐偃会盟的“翟泉”[18];(5) 机构类地名(21 个)， 如“太尉府”“昭玄曹”。 王伊同在论及《洛阳伽蓝记》英译时颇有感慨地指出:“迻译非易也”;“詹纳尔译本注释书目， 均失之疏略。”[19]可见他深切体会到典籍英译之不易， 试图补詹纳尔译本注释之不足。显然， 王伊同注重注释及文化保留的翻译取向也会体现在他对地名的翻译处理上。曹虹评论指出:王伊同“对书中地名、官署名等专有名词， 除了音译、意译， 并附加中文以便对照， 行文格式上保存原书正文与子注相配合的体例， 注释也详于詹纳尔的译本。”[20]音译是英译中国人名地名等专名的基本处理方法。《城内》篇中的地理地名主要涉及官吏的祖籍家乡和战事发生地， 重在指称意义， 且在原作中相对次要， 因此一般来说用音译处理即可。但另外四种地名大多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只用音译法无疑会造成文化信息的丢失， 影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本文试图探究的具体问题有:除音译、意译、注释等， 王伊同还用了哪些翻译方法处理《洛阳伽蓝记》中的地名? 他的地名翻译策略偏重文化保留还是文化替换? 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有何启示? 这种策略倾向的动因是什么? 二、文化专有词翻译策略分类法 艾克西拉把“文化专有词”( culture-specific item) 定义为“因其在原作中的特殊文本功能和内涵造成翻译困难的词语”， 指出其原因是“原文中某个词语在目标语言文化中不存在， 或在目标语言文化中的价值不同(由意识形态、用法、使用频率等因素决定)”。他认为文化专有词“与一种语言系统中任意性最高的领域有关”， 包括地方机构、街道、历史人物、人名地名、期刊、艺术作品等， 因此他所说的“文化专有词”相当于“文化指涉词”(cultural references)或“社会文化词汇”[21]。汪宝荣认为，“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地名大多具有文化内涵， 且一般在英语及英语文化中不存在对应之词， 或文化价值不同， 因而这些地名属于艾克西拉定义的文化专有词范畴”[22]。鉴于这也适用于《洛阳伽蓝记》中的地名，本文以艾克西拉理论为分析工具。 艾克西拉收集了大量英语文学作品的西班牙语翻译实例， 发现常用的文化专有词翻译策略有以下12 种:[23] (1)重复法， 即照抄原文中的文化专有词;(2) 转换拼写法( 包括音译)， 即转换原文的字母系统或译音;(3)语言(非文化) 翻译， 即尽量保留出发语文化专有词的指称意义;(4)文外注释， 即用脚注、尾注、评论文字等方法解释原文中文化专有词的意义;(5) 文内注释， 与前一种方法类似， 但将解释插入译文正文中;(6) 同义词替换法， 即用同义或近义词翻译同一个文化专有词， 以免重复;(7) 有限一般化， 即选用译文读者较熟悉的另一个出发语文化专有词， 替换该文化专有词;(8)绝对一般化， 即选用一个中性的(即没有出发语文化色彩)指示词替换该文化专有词;(9)淡化译法;(10)归化法， 即用目标语文化专有词替换出发语文化专有词;(11)删除法;(12)自创译法， 即在译文中引进原文没有的出发语文化专有词。 以上前五种被归入“保留出发语文化”性质的翻译策略。其中第(1) (2) (3) 种为主要译法， 第(4)(5)种为辅助译法;第(6) 至第(10) 种被归为“替换出发语文化”性质的翻译策略。最后两种为非常规译法， 很少单独使用。艾克西拉强调指出:“在实际翻译中，译者可能合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译法，甚至对文本中同一个文化专有词采用不同的译法。”[24] 三、《城内》篇地名翻译策略统计分析 本节旨在揭示王伊同采用的地名翻译策略倾向， 即总体上偏重保留还是替换出发语言文化， 以及各种译法的使用频次。中英文语料取自中华书局2007 年出版的汉英对照版《洛阳伽蓝记》， 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及页码。 我们手工统计了《城内》篇中的全部地名(复现者不重复计算)， 共得 144 个， 然后根据艾克西拉对 12 种译法的定义确定每个地名的译法， 共得英译地名 151 个， 列入“表1”“表2”中。因篇幅有限， 原地名及其英译不能悉数列出， 改用数字表示每种译法项下的译名数量， 并给出示例。关于统计中的具体问题及处理办法， 有三点需指出: 一、我们在统计时追求尽量准确， 但不能保证数据绝对准确。有的译名属于边界地带个案(borderline case)， 可左可右， 其译法根据艾克西拉的定义有时不易做出明确判断。同样由于难以判别， 统计数据中没有“一般化”这种译法， 但不是译者没有运用， 而是说明很少采用。凡此种种都会影响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幸好这类例子属于少数。 二、王伊同在文内注释中多次使用音译或语言翻译法， 如把“太社”意译为“Temple of the Earth”后， 又在括号内以音译“Tai-she”[25]的方式进行注释。与之相反， 他把“奈林”音译为“Nai-lin”后， 在括号里用语言翻译“Crab Apple Orchard”[26]的方式提供了注释。为方便起见， 我们对注释内的不同译法不加区分， 一律视为注释法。 三、有些地名的译法在策略选择取向上不是单一的， 而是具有双重性。例如“冯王寺”， 根据王伊同提供的尾注， 该寺为冯熙所捐， 冯熙是魏高祖(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又名元宏， 467—499)的舅舅， 被称为“冯王”， 因以命[27]。“冯王寺”被译为“Prince Feng’s Monastery”， 既可看作音译(Feng)辅以语言翻译(Prince，Monastery)， 也可视为归化翻译，这是因为“prince”(“王子”或“诸侯”) 是英语文化专有词， 用以对译“冯王”( 冯熙不是“王子”)并不很确当。同理， 王伊同将“秀容郡”译为“Xiu-rong Commandery”[28]， 既可看作音译(Xiu-rong)辅以语言翻译(Commandery)， 也可视为归化， 因为“commandery”(指“欧洲骑士团管理地”[29]) 植根于欧洲历史文化， 而“郡”是“春秋至隋唐时的地方行政区域名”[30]， 两者的历史文化内涵不同， 但译者采用了归化译法。类似的例子还有“博陵郡”“汲郡”“北乡郡”“东莱郡”四例。此外， 王伊同将“衣冠里”译为“Gentry’s Ward(Yi-guan li)”， 既可看作语言翻译辅以注释， 也有归化的成分(“gentry”原指“法国没落贵族”[31])。 以上 7 例均予以重复计算， 共得地名英译名 151 个。 以上统计结果显示: 其一， 由表 1、表2 的数据可见， 王伊同明显倾向于文化保留性翻译策略， 试图保留并传达地名蕴含的中国文化信息;他采用的地名翻译方法灵活多样， 且注重两种或以上译法的组合运用。在文化保留性质的译法中， 音译辅以语言翻译和音译配合语言翻译辅以注释(66 + 15 = 91 次)占绝对优势， 远远超过单用音译法(13 次)和语言翻译法(3 次)， 可见音译辅以语言翻译和(或)注释是王伊同运用最多的译法。就某种译法本身运用次数看(单用和组合运用的次数合计)， 音译用了 109 次(13 + 15 + 66 + 15)， 无疑是王伊同首选的地名翻译方法。光从数据上看， 注释法用了 112 次(31 + 66 + 15)， 略多于音译法， 但由于统计时把括号内的音译也算作注释， 因此注释法是他的第二选择。而语言翻译法应是他的第三选择。另一方面， 组合运用 2 种及以上译法(6 + 31 + 66 + 15 + 15 = 133 次)占比88% ， 可见地名确是英译《洛阳伽蓝记》的一大难点， 单用一种不足以传译， 同时说明艾克西拉指出的“在实际翻译中， 译者可能合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译法”所言非虚。 其二， 卜正民指出， “细致全面的注释”[32]是王译本的一大特色。本统计结果显示此评语很中肯:王伊同单用或合用注释法翻译地名的次数为 118 次(15 + 66 + 31 + 6)， 占比82% ， 足见其严谨细心的翻译态度。就注释形式及功能而言， 文内注释较简短， 多为音译或语言翻译， 起到辅助理解和传递文化信息的作用;文外注释有时夹杂汉字( 如表 1 中“秀容郡”)， 一般略长于文内注释， 用于为有中文基础的读者补充背景信息。 其三， 表 2 显示， 采用文化替换性翻译策略的地名译例仅有 8 个， 具体译法有归化、归化辅以注释两种， 显得颇为单一， 这从反面证实王伊同偏重的是文化保留性翻译策略。配合归化法的注释方式有两种:对“冯王寺”“秀容郡”等采用文外注释， 用于为译文读者提供更多背景信息;“衣冠里”采用文内注释， 用音译的方式提供地名的汉语读音。“东宫”则没有注释， 直接以“palace of crown prince”进行归化处理。 四、《城内》篇地名翻译策略实例分析 本节通过实例分析， 尝试对译者的翻译决策过程进行推测， 包括译者如何确定地名的指称意义和文化内涵， 如何关照读者的知识储备和理解力， 如何选定翻译策略及具体译法等。 (一)音译法 例1. 十二日， 荣军于芒山之北， 河阴之野。[33] 例1 提及的“河阴”“芒山”为战事发生地。“河阴”为古县名， 治所在今洛阳孟津东北[35]。王伊同仅将其音译为“He-yin”， 未加注说明其地理位置。我们推测，“河阴”曾是战争发生地， 但不是很有名， 并无特殊文化信息， 因此译者用音译法处理。用音译法处理的例子还有“长乐”“雷陂”“太原”“汉中”等， 均为无重要文化内涵的一般地理地名。 (二)语言翻译法 例2. 海西有藏冰室， 六月出冰， 以给百官。[36] 王伊同在翻译《城内》篇中地名时单用语言翻译法只有3 例， 主要用于翻译建筑物名和机构类地名。例2 中“藏冰室”仅仅被直译为“Ice Storehouse”， 可能因为译者认为“藏冰室”与园林、宫室或寺庙类建筑物名不同， 并无深厚的文化内涵， 读者只需了解其功用即可。可见王伊同根据地名的种类、性质及重要性选定具体译法。同理，“苗茨堂”“司农寺”也用语言翻译法分别译为“Thatched Hall”“Office of Agriculture”。 (三)音译法+ 语言翻译法 例3. 永宁寺， 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 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38] 例4. 反使孟津由膝， 赞其逆心。[40] 此法一般以音译地名专名( 如上例中的“孟”) 辅以直译地名范畴词( 如上例中的“津”)的形式出现， 在翻译有文化内涵的建筑物名和次要的地理地名时使用较多。如例3中“阊阖门”作为北魏洛阳城的重要建筑物名， 在《城内》篇前《洛阳伽蓝记原序》中已经出现， 被译作“Chang-he Gate ( The Heavenly Gate or the Gate of the Purple Palace in Heaven”[42]， 故上例中再次出现时， 译者省略了注释， 仅保留了“Chang-he Gate”。“孟津”是战事发生地， 被视为地理地名， 因此译者用音译法辅以语言翻译法译作“Meng Ford”。 (四）音译法+ 语言翻译法+ 注释 (四) 例5. 昭仪尼寺， 阉官等所立也。在东阳门内一里御道南。[43] * Zhao-yi was one of many titles for palace women close to eunuchs． [45] 例6. 长秋寺， 刘腾所立也。腾初为长秋令卿， 因以为名。[46] 在文化保留性质的译法中， 此综合译法是王伊同运用最多的。我们还注意到， 他特别重视寺庙、宫室、里坊等有重要文化内涵的建筑物名， 不惜采用这种繁重的译法， 如把“昭仪尼寺”和“长秋寺”分别译为“The Zhao-yi Nunnery”和“Chang-qiu Temple”， 再辅以直译其意的文内注释“Nunnery of the Exemplar”和“Temple of the Prolonger of Autumn”。此外，他还根据建筑物名的性质选择准确的范畴词， 如把“长秋寺”译为“Temple”， 而把“昭仪尼寺”(实为尼姑庵)译为“Nunnery”。最后， 当仅用文内注无法解释清楚某些地名复杂的文化内涵时， 还用文外注释补充中国历史文化信息， 如在例 5 中补充说明“昭仪”是“中国古代后宫嫔御的一种”， 在例 6 的文 外 注 释 中 甚 至 还 辅 以 汉 字———“长秋令卿”“长秋卿”———以示两者的区别。采用这种做法的还不止这几处。有评论者指出:“对能读汉语的读者来说， 王伊同提供的文外注释中的汉字无疑增加了他们的阅读乐趣， 因为这节省了他们从音译还原汉字的时间。”[49]笔者认为， 在英译文中夹杂汉字的做法不多见， 译文充分性足矣， 但有失简洁;这种异化程度很高的译文会令一般的英文读者望而却步， 但有助于懂汉语的读者理解原文。 (五）音译法+ 注释 例7. 奈林西有都堂， 有流觞池。[50] 例8. 昭仪寺有池， 京师学徒谓之翟泉也。[52] 对有具体含义但文化内涵不很重要或丰富的地名(包括园林景观名)， 王伊同往往采用音译辅以注释之法， 如对例 7“都堂”、例8“翟泉”中的范畴词“堂”“泉”均未翻译， 而是直接音译为“Du-tang”“Di-quan”， 并辅以文内注释“Lodging House”“Fountain of Di”。对“流觞池”的处理则稍有不同:在采用音译辅以文内注释外还译出了地名中的范畴词“池”(Pond)。这正是上文分析的第四种译法。 (六）语言翻译法+ 注释 例9. 其寺东有太尉府， 西对永康里， 南界昭玄曹， 北邻御史台。[54] 为说明机构类地名(如上例中“太尉府”“昭玄曹”“御史台”) 的职能， 传递里坊类地名(如“永康里”)的文化信息， 王伊同常用语言翻译辅以注释之法， 如将“太尉府”“昭玄曹”“御史台”译为“Office of the Grand Commandant”“Office of Ｒevealed Mysteries”和“Tribunal of Censors”， 说明其职能后， 再以文内注释方式附以音译名“Tai-wei fu”“Zhaoxuan cao”和“Yu-shi tai”， 旨在尽量保留地名的语言异质性和文化陌生感。译者对“永康里”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此外， 译者还为“昭玄曹”提供了尾注， 说明此处的“玄”指佛教事务， 与道教教义无关， 以免英文读者误解， 从而确保地名蕴含的中国古代文化能得到准确的传播。 以上六种译法旨在尽量充分保留和传递地名蕴含的中国古代文化， 揭示了王伊同的文化翻译取向是异化翻译(也即文化保留)。与此同时， 鉴于《洛阳伽蓝记》中的地名种类颇多， 重要性不一， 翻译难度不等， 译者也偶尔采用归化翻译， 有时还辅以注释法。归化是典型的文化替换性翻译策略， 而注释法的辅助又使译文回归到文化保留之途， 由此可见异化或文化保留是王伊同翻译《洛阳伽蓝记》时做出的策略性选择(由地名翻译推论得到)，而归化或文化替换策略只是他偶尔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的例外。 (七）归化法 归化翻译把外国文本的陌生感降到最低程度， 译文风格透明流畅， 但会丢失或扭曲地名蕴含的出发语文化信息及内涵， 因而王伊同只是偶尔用之 ( 本统计中仅有 8 例)。例如: 例10. 御道北有空地， 拟作东宫。[57] “东宫”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有特殊含义:通常建在宫城的东侧， 因“东”被视为主位[59]， 有“紫气东来”即祥瑞之义。在上例中“东宫”指拟建的储君( 俗称“太子”) 行宫。译者用英语文化专有词“crown prince”(王储) 对译“东宫”蕴含的“太子”之意， 却舍弃了“东宫”的其他文化内涵(如祥瑞之兆)， 显然是归化之法。笔者推测， 此处译者采用归化法处理， 一是考虑到该地名在原作中相对次要( 东宫只是“拟作”)， 二是便于英语读者理解。 (八）归化辅以注释法 对某些不宜直译但重要的地名， 王伊同在采用归化译法之余， 为适当保留地名的语言异质性和文化陌生感， 有时用注释的形式(包括音译法)进行弥补。例如: 例11. 庙南有护军府， 府南有衣冠里。[60] 王译:Further to the south was the Office of the protector of the Army (Hu-jun fu)，and finally the Gentry’s Ward (Yi-guan li)．[61] 上例地名“衣冠里”中的“衣冠”原指“士以上的服装， 后代指缙绅、士大夫”[62]。“gentry”在欧洲(尤其英国)历史上指“绅士阶层或没落贵族”[63]。王伊同用“gentry”归化处理“衣冠”， 两者的社会地位虽也算大致对等， 但把语境从古代中国搬到中世纪的英国，会让西方读者觉得不可信。译者对归化法的弊端很清楚， 因而又将地名音译为“Yi-guan li”， 试图弥补归化法引起的文化内涵的扭曲。 五、 结语 在翻译《洛阳伽蓝记》中的地名时， 王伊同偏重文化保留性翻译策略， 主要采用了音译法、语言翻译法和注释法， 并注重译法的组合运用， 力图尽量保留并准确传达中国地名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同时， 针对不同种类和性质的地名， 他的译法有所变化:重视建筑物类(包括寺庙、宫室、里坊等)地名和机构类地名的翻译， 多采用音译配合语言翻译辅以注释法， 或语言翻译辅以注释， 以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地名文化;对次要的地理地名和景观名， 则主要采用音译或音译辅以注释之法。另一方面， 他也偶尔采用了归化译法。王伊同注重对文化异质性的保留， 其翻译手法又不乏灵活圆通， 注释细致可靠， 因而获得西方汉学界普遍好评。王译有助于西方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北魏洛阳的地理风貌及历史文化，但这种阻抗式异化翻译会令大众读者气馁， 因而主要适合英语世界中中国历史文化专业的读者和研究者， 也即王伊同预设的目标读者———“西籍学人”。译者如何处理典籍中的中国地名文化方为妥当? 采取文化保留或文化替换之策还是两者的折中? 翻译策略会直接影响中国地名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王伊同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利有弊， 却是值得肯定、可敬可佩的。他的翻译策略选择无疑受到了他的职业身份(南北朝史专家)和译本预期读者的影响， 但从社会翻译学视角看， 王伊同偏重文化保留性翻译策略， 与他具有的中华文化身份密不可分， 他的文化身份和翻译目的(向西方的专业读者和研究者全面准确阐释原文)促使他采取这种翻译策略， 而后者体现了他“旨在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64]。因篇幅所限， 这需要另文论述了。 [1]学界对作者姓名(又作羊衒之或阳衒之) 尚存争议， 参见王伊同:《诠释〈洛阳伽蓝记〉志余》，《王伊同学术论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 第 135 页。 [10]Yang Hsüan-chih， A Ｒ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 trans． by Wang Yi-t’ung，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20]曹虹:《前言》， 见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第 21 页。 [24]Javier Franco Aixelá，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p． 60. [31]［英］ 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年， 第 850 页 [32] Timothy Brook， “Ｒeview of A Ｒ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 ”p． 836. [38]［魏］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第 14 页。 [49]M. K． Leung， “Review of A Ｒ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 ”p． 104. [56]［魏］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第 308 页。 [61]［魏］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第 15 页。  * 温馨提示：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主编：李伟荣 编辑：张 柠 校对：郭紫云 这是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推送的第878篇文章。 －END－ 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开通于2017年3月9日 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平台 更多大咖纷纷亮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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