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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洛阳城仍是在汉魏洛阳故城的基础上建立的，共有十三门。《洛阳伽蓝记》记载：“京师（洛阳）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这是指洛阳城区和四郊而言。洛阳城内除宫室府曹外，居民住的地方称为“里”。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共有“二百二十里”。这些“里”多为官宦府第，也有的为平民所聚居，例如御道北的延年里有阉官司空刘腾宅，“屋宇奢侈，梁栋逾制，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匹乾明门，博敞弘丽，诸王莫及”。又如修梵寺北的永和里，里内“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当世名为贵里”。但是洛阳城东北的上商里（北魏改为“闻义里”）情况就不同了，这里旧为殷的“顽民”所居，北魏迁洛之初，不少朝廷官员住此，互相讥讽，因而纷纷离去，惟有造瓦者留居其内，洛京的瓦器就出在这里。有一首民谣说：“洛城东北上商里，殷之顽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瓮子，人皆弃去住者耻。”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城市的区划已经形成，贫富悬殊的住宅区已经出现。 北魏洛阳城也有固定的商业区，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城西有“洛阳大市”，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主，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于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车（丧车）为事”。城东有孝义里，里东即“洛阳小市”。城南有“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馆和“归正”、“归德”、“慕化”、“慕义”四里，用来安置南朝、柔然以及东北、西北各族的降人和西域的商人。各地的人在这里居住的“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当时成了一个国际贸易市场。在洛水之南有“四通市”，民间称之为“永桥市”，伊洛之鱼多在此出售。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佛教寺院大增，最盛时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洛阳佛寺不仅数量多，而且建筑雄伟。结构精丽。例如北魏太后胡氏所立永宁寺，内有九层浮图（塔）一座，“高九十丈，上有宝刹复高十丈，总共高出地面一千尺”，距京师百里之外即可望见。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皇宫正殿）。寺内有僧房楼观于余间。著名的龙门石窟也是北魏时开始开凿的。 自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公元534年）迁邺，发洛阳四十万户北徙，洛阳又开始荒废。后来在不断的征战中，洛阳宫殿、寺院和民居又被付之一炬。 汉魏时期的洛阳不仅是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我国文化的中心。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这里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著名科学家张衡在这里创造了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三国时著名的文学家曹植等建安七子，晋代的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以及潘岳、左思、陆机、陆云等金谷二十四友，都住在洛阳。左思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三都赋》，富贵之家争相传抄，洛阳纸价为之上涨，从此留下了“洛阳纸贵”的美谈。城东南有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太学。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著名书法家蔡邕亲自将五经文字书写在石碑上，使刻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是极可宝贵的古代文献。 隋炀帝即位后，改洛阳为东京，下久又决定迁都洛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炀帝命尚书令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当时因为汉魏洛阳故城荒颓不堪，所以在故城西营建新都，并迁全国富商大贾数万家于此。 隋朝营建东京洛阳，工程非常浩大。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如此巨大的工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居然能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隋唐东都城，北倚邙山，南对伊阙，形势非常险要。据唐韦述《两京新记》说，东部城“东面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回六十九里二百十步”（应为五十里六十步）。全城有城门十个，南面、东面各三门，西面、北面各二门。城内建有宫城和皇城，都在城的西北角地势较高的地方。宫城在皇城北，称为紫微城，唐初号洛阳宫，”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皇城在宫城南，称为太微城，”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十三里二百五十步”。宫城北又有曜仪城，曜仪城北有圆壁城，皇城东有东城，东城之北即含嘉仓城。皇宫的主体是宫城和皇城。宫城的中央各殿和皇城的正门端门都正对伊阙，全城以此为中轴线，看起来气势非常雄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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