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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香港《文学评论》2018年總第57期 特此致谢！ 【引言：張叉2017年和黃維樑作訪談，紀錄頗長，大部分內容以《加強“以中釋西”文學批評，構建中國比較文學的話語體系——黃維樑教授訪談錄》為題，刊登於本刊第55期（2018年6月出版）；現在把餘下部分，另定題目，續刊於此。】 張：比較文學是同文化聯繫在一起的，所以在向您請教香港比較文學的問題之前，想先就香港的文化問題向您請教。香港由一個落後的小漁村發展而來，其人來來往往，聚聚散散，流動性極大，且從殖民時期開始算，只有短短100多年的歷史，難怪余英時說“香港根本沒有文化”，林懷民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您在1985年華漢文化事業出版公司出版的著作《香港文學初探》的代序《香港絕非文化沙漠》中，駁斥了香港“沒有文化”與“文化沙漠”之說。請您談談這個問題好嗎？ 黃：林懷民是個舞蹈藝術家，講話誇張一點，想當然一點，情有可原。余英時畢業於新亞書院，是個歷史學者，1970年代且擔任過香港中文大學的副校長，竟然說“香港根本沒有文化”，我只有為他這樣一位“大師兄”（我也畢業於新亞書院，不過我入學時，新亞書院已連同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合起來成為香港中文大學）感到難過。1985年他發表“香港根本沒有文化”那篇文章，我隨即寫了八九千字的文章加以批評，題目是《香港有文化，香港人不墮落》。文章當時發表了，多年後收於拙著《中西新舊的交匯：文學評論選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最近又收於《活潑紛繁：香港文學評論集》（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8）。我至今難以理解，歷史學者竟然完全做不到“平理若衡，照辭如鏡”（《文心雕龍·知音》語），論點可以如此偏頗。 張：香港文化的特色是什麼？ 黃：香港文化（包括文學）文學向來活潑紛繁。中與西，古與今，雅與俗，二元且多元；文化關鍵字詞頭multi-，後殖理論的形容詞hybrid，是陳腔濫調，用來形容，卻最適合不過。學術界似乎沒有香港文化史一類的著作。我嘗試把香港文化的發展分為四期：早期至1911；1911至1949；1949-1997；1997至今。對最近三四十年，可以《清明上河圖》的“超級現代豪華版”來形容香港的廣義文化圖像；首位特首董建華的國際都會文化大願景，美國《時代》週刊封面專題的“New-Lon-Kong”即紐（約）——倫（敦）——（香）港，值得特寫一番。 香港的社會问题虽然不少，很多人的居住环境颇劣，但一般的福利不差，還有不薄的“文化福利”（我自鑄的詞語）：“九七”前後，政府最近二十多來對文學和其他藝術的撥款支持，每年都有二三十億港元。相比於我國内陆和世界各大城市，香港文化的成就有多大多高？這要通過具體而細密的比較才能得到論斷，難矣哉！以“通俗”文化而言，金庸的武俠小說享譽華人世界；“雙龍出海”（我自鑄的另一詞語），李小龍和成龍的武功電影，流行到海外，從北美滿地可到南非開普敦，都有諸色人等的粉絲。我們可以說：香港文化的揚名，有賴於香港武功的給力。 張：1950至1970年代，內地的比較文學一度消沉、中斷乃至寂滅。在這一歷史階段，香港乃至臺灣的比較文學則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景象，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好嗎？ 黃：比較文學研究的是不同語言、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傳統的文學，剖析比較其異同，或追尋其相互影響的軌跡。比較文學興起於19世紀的歐洲，美國在20世紀接其緒；而比較的興趣和論述方法，則源遠流長。20世紀比較文學作為學術專業進入中國之前，清末的知識份子接觸西方文學時，就已一邊閱讀一邊比較：中國小說和法國小說的起筆有何不同？狄更斯和司馬遷的文筆，誰更超卓？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比較文學在中國興起並發展；1950至1970年代，內地的比較文學變得消沉以至寂滅。 一方罷唱，另一方則登場。1950年代開始，海峽對岸的臺灣，學術文化受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影響越來越大；留美之風大熾，“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成為青年學子的口頭禪。在臺灣，比較文學在1960年代興起，至70和80年代而大盛。 1970年代中葉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短期或較為長期，從事中西比較文學教學和（或）研究的華裔學者，包括余光中、梁錫華、筆者（以上屬於中大中文系），袁鶴翔、周英雄、鄭樹森、王建元（以上屬於中大英文系），另外有美國人李達三（John Deeney, 屬於中大英文系，具臺灣背景）；在香港大學，則有鍾玲和黃德偉。 1985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大會暨首次學術研討會，在深圳大學召開。會議彙集了內地老中青不同年齡段的比較文學研究者，香港的一些同行則赴深圳參與盛會；說到交流互動，這是個“華麗登場”。就記憶所及，香港中文大學的袁鶴翔、李達三、周英雄和筆者都出席；“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每人都做了演講。我講了一兩場，內容是美國的新批評，以及加拿大佛萊（Northrop Frye）的原型論（archetypal criticism）。在1985年稍前和以後到中大訪學的內地文學學者或比較文學學者，絡繹於途。他們在中大一般居留一個月到三個月，與中大英文系、中文系和（基本上由中英文系講師、教授組成的）“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成員交流，他們在中大圖書館閱讀查看各種資料，與若干中大學者從事合作研究，參加學術研討會或座談會，或主持講座。 張：在香港的比較文學中，為何是香港中文大學而非其他地方成為了香港比較文學最為重要的園地？ 黃：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城，知識份子的言談與書寫，常常喜歡中文與外文（主要是英文）夾雜、中華事物與西方事物比較，文學學術界早有中西比較文學的土壤。1970年代中葉開始，一些具臺灣背景和留美經歷的文學學者，加上具香港背景和留美經歷的文學學者，先後到香港的大學任教；天時（美國和鄰近的臺灣，此時比較文學大盛）、地利（香港有中西交匯、中西比較的土壤）加上人和（進來了具有留美經歷的學者），於是在大學裏特別是在香港中文大學裏，比較文學赫然出現。 1997年香港回歸，首任特首董建華1999年的施政報告，表示把香港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說在文化方面要見紐約、倫敦之賢而思齊。差不多與此同時，美國《時代》週刊有專輯論九七後的香港，封面的專輯標題是“自鑄偉辭”（這四字出自《文心雕龍》）式的“New-Lon-Kong”，意思是香港很可發展成為紐約和倫敦一樣的國際大都會。1960年代起香港經濟快速發展，衣食足而後知文化，香港又長久以來中西文化交匯；因此，1980年代的香港，雖然不是什麼紐約或倫敦，但如果說是小紐約或小倫敦，應該不會引起太大的異議。以言西方文化，紐約、倫敦之外，應該至少加上巴黎。1980年代的香港，可說是迷你型的紐約、倫敦、巴黎，是個“小紐倫巴”（a mini-New-Lon-Pa）。香港的華裔學者與內地的學者同種同文，都是所謂“龍的傳人”；內地學者尤其是年青的一代，要窺探、接觸境外以西方為馬首的文化學術新世界,香港地利人和，是經濟便捷的首站。 張：您能具體談談香港中文大學是如何在香港的比較文學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嗎？ 黃：上述中大中文系和英文系的學者，多少都參與接待和交流活動，我是較多參與者之一。所費心血、時間、精力最多的，是李達三。他擬定計劃、籌措經費、接待訪客、安排活動、合作研究，日以繼夜，工作繁重。1985年，當時40歲的劉介民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學，以後多次到港，和李達三從事比較文學合作研究。二人多年多番互動，編印了多冊資料集和文集。劉介民和李達三的關係，亦師亦友，延續了30年，見證了港、陸兩地交流互動的盛況。曹順慶是當年另一位到中大訪學的年輕學者，他曾與我合作編印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墾拓——台港學者論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一書，我在此書的序言寫道： 中文大學是香港以至臺灣、大陸比較文學的重要基地。德國的海德堡和日本的京都，都有“哲學家之徑”。在我看來，中文大學的山村路、中央道、士林路可連成一線，謂之“比較文學家之徑”。香港的、臺灣的、內地的、其他地方的比較文學學者，在這條路上行走，或上學，或回家，或前往參加研討會，或回賓館休息，他們在山徑上沉思冥想，柳暗花明，涉及的常常是比較文學的問題。李達三、袁鶴翔、周英雄、朱立民、鍾玲、樂黛雲、張隆溪、雷文(Harry Levin)、奧椎基(A. Owen Aldridge)等等，都在這裏留下了他們比較文學的足跡和思維[1]。 前文已提到劉介民、曹順慶，引文述及的樂黛雲、張隆溪，此外還有謝天振、王寧等等，都是內地學者。 20世紀西方的文學批評理論，有精神分析批評、英美新批評、現象學批評、神話與原型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結構主義批評、解釋學批評、接受美學與讀者反應批評、解構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後殖民主義批評等，可謂風起雲湧，西風吹遍全球。求知若渴的內地年輕學者，在“小紐倫巴”取西經，往往大有收穫。返回內地後，他們繼續努力，不少人爭取機會出國進修。憑著聰穎勤奮，加上運氣，很多當年似雲而來的青年學者，都平步青雲，在各地成為教授、博士生導師、系主任、學院院長、學會會長、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當年的萌芽學者（budding scholar），其茁壯、成長，多少都蒙受了香港中文大學的陽光和雨露。 張：有大陸學者在著作中寫道：“香港自1997年回歸大陸以後，西方中心論被迫隱退，帶來了多元文化的繁榮，形成了比較文學的新的國際性。”“回歸比較文學及其詩學本身的研究傾向正悄然興起。例如，黃維樑等人就不斷在比較詩學研究中努力發掘傳統詩學在現代的闡釋作用，嘗試進行中西詩學的互釋、互識、互證和互補。”[2]您贊同這種判斷嗎？ 黃：香港在英國殖民地時期，整個社會有相當程度的英國化，或者說西化。不過，在香港，中國傳統文化向來有強大的生命力；香港本來就以中西合璧的多元文化為其格局。1997年回歸之後，基本上維持這個格局。至於您上面所引和我有關的說法，要知道，我早在大學時期（1965-69年），已引用《文心雕龍》的論點寫作文學評論（當然也引用英美的理論），如評論余光中的作品；1983年已有正式的學術論文，比較劉勰與“新批評家”（The New Critics）對結構的看法；1989年在研討會上指出《文心雕龍·辯騷》是現代實際批評的雛形；1992年在研討會上發表論文，用《文心雕龍》“六觀法”析評白先勇的小說《骨灰》。這些“發掘傳統詩學[用於]現代的闡釋”的作為，都在1997以前好多好多年。以上所說，請參見拙著《文心雕龍：體系與應用》（香港：文思出版社，2016）一書，特別是第276頁。 【參考文獻】 [1]黃維樑:《序》，黃維樑、曹順慶編：《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墾拓——台港學者論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 [2]曹順慶主編：《比較文學學科史》成都：巴蜀書社.2010:675。 【訪者與談者簡介】 黃維樑，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原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先後任美國Macalester College及四川大學客席講座教授；著有《中國詩學縱橫論》和《文心雕龍：體系與應用》等約二十種；現為香港內外多個學術機構顧問，包括中國文心雕龍學會顧問、《外國語文論叢》學術顧問。 張叉，四川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國際英文學術期刊US-China Foreign Language與Sino-US English Teaching審稿專家，國內中外文學術集刊《外國語文論叢》主編，成都翻譯協會鄉土文學翻譯專委會主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研究生，四川省比較文學研究基地兼職研究員。 【資助基金】 2016年四川省社科規劃基地四川省比較文學研究基地專案“比較文學中外名人訪談錄”（項目編號SC16E036）階段性研究成果。 【延伸閱讀】 访谈名家 || 守正创新，开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天地 ——黄维樑教授访谈录 加强“以中释西”文学批评，构建中国比较文学的话语体系——黄维樑教授访谈录 这是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推送的第896篇文章。 －END－ 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开通于2017年3月9日 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平台 更多大咖纷纷亮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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