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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正是同治八年，湖南发生了一场特大洪灾，导致千万灾民流离失所，惨不忍睹。 当时，左宗棠正在以钦差大臣、陕甘总督的身份，在西北地区用兵。左宗棠虽然远离湖南，却经常关注家乡的情况。听说家乡遭遇洪灾后，左宗棠忧心如焚，当即从养廉银里拿出1万两银子，捐给家乡抗洪救灾。  当年的腊月十六日，左宗棠写信给留在家乡的长子左孝威等人，提到了这件事：“今岁湖南水灾过重，灾异叠见，吾捐廉万两助赈， 并不入奏。”家乡发生洪灾，左宗棠一次性就拿出1万两银子赈灾，这绝对是一笔巨款，放在今天相当于几百万元。可是，左宗棠没有像别人那样到处表功，也没有奏报朝廷知晓，以求表彰，只是告诉了家人，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左宗棠从小就立志高远，不愿苟活世间。左宗棠对家乡人民，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1848年和1849年，家乡湘阴发生罕见洪灾。那时候，左宗棠用教书所得积蓄约900两银子，在柳家冲置田70亩修建了柳庄，没有多少余钱。但是，左宗棠面临这场洪灾的侵袭，没有置身事外，而是积极赈济乡邻。他和妻子周诒端拿出所有的储藏，购买了一批粮食和药品，在柳庄发放给过往的灾民，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  左宗棠在给子左孝威的家书中说：“回思道光二十八九年，柳庄散米散药情景如昨，彼时吾以寒生为此，人以为义可也；至今时位至总督，握钦符，养廉岁得二万两，区区之赈，为德于乡亦何足云？” 在左宗棠看来，当年自己家境贫寒时，拿出钱财购买粮食和药品赈灾，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种义举。现在，自己作为陕甘总督，一年有2万两银子养廉银，拿出区区1万两银子出来赈灾，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为什么呢？ 左宗棠认为，自己还是一个读书人的时候，住在老家湘阴，手里没有什么权力，家里没有什么财产，能够救活一个人，就功德无量。现在，自己是总督级别的封疆大吏，属于高官厚禄，肩上担着数万、数百万、数千万人的生死安危，对于自己的要求更高了。只要有“求活未能、欲救不得”的人，就是自己的罪过，是自己工作没有做到位，哪里敢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 这时候的左宗棠，身上已经散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为民情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广阔胸襟，以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仁人之心。许多朋友喜欢将左宗棠与李鸿章进行对比。我认为，光是左宗棠这一段话，就是李鸿章远远达不到的高度。他们怎么比？  左宗棠在这封家书里，还提到了一件事。 左宗棠一共生育了4个儿子4个女儿。这些年来，儿女们纷纷长大，除了次女左孝琪外，都已成婚。其中三女左孝琳嫁给了自己的好朋友、江南道监察御史黎光曙的幼子黎福昌为妻。结婚后，左孝琳、黎福昌生活非常困难，举步维艰，以至于达到了“典尽押绝”的地步，家里揭不开锅了。 左孝琳无奈之下，只好写信给父亲，请他伸出援手，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女儿左孝琳的求救，让左宗棠辗转难安。经过反复考虑，左宗棠给左孝琳寄了400两银子，作为帮衬。400两银子，不算小数目了，许多中等家庭的年收入，都达不到这个水准。不过，400两银子比起1万两银子，相差甚远。左宗棠也深知，400两银子无法改变女儿家的命运，只能指望外孙长大后改变家庭命运。 为什么左宗棠愿意拿出1万两银子来给家乡赈灾，却只愿意拿出400两银子帮助女儿呢？  这是因为，左宗棠向来对子女严格要求，希望他们通过劳作来维持生活，一定要自食其力。如果一味地拿出很多钱财来帮助子女，只会让他们变成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纨绔子弟。自己能帮助他们一时，能帮得了他们一世吗？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左宗棠在子女长大后，就极少寄钱回家。1869年这一年，左宗棠没有给家里寄去一分钱。只是到了年底时，左宗棠给二哥左宗植寄去了200两银子，供他过年使用。早年，左宗棠父母早亡，在二哥左宗植的拉扯下长大。左宗植对他有养育之恩，自然要谨记在心，永生不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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