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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治水、劝学 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经营西北的过程中，不仅重视农业生产，推广区田法，以提高粮食产量，而且强调兴修水利，以此养民，且把丰衣足食作为治理的前提。左宗堂说：“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此为最，论者每谓大乱初平，宜先休息。不知欲先休息，必先图所以休息之方。……水利修则饥寒之患免，老于前者必逸于后也。”【31】 收复新疆时，左宗堂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主张士兵开垦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当然是出于军事的目的，但也有着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用意。他命令张曜率部在哈密兴修水利，开垦荒地19000多亩。 张曜部在整修石城子渠时需要毛毡十万条，左宗堂从各地筹集，满足其需要。同时，左宗堂还修建了榆树沟和五道沟大渠个一条。在镇西兴修了大泉东渠，在乌鲁木齐开挖了永丰、太平、安顺渠，在奇台、玛纳斯各修建长渠一条。在吐鲁番新开凿了坎儿井185道，工程浩大。在库尔勒兴修两条干渠。库尔楚河有四十里河水泛滥，灌溉不均，被修缮；焉耆上户新开渠30里；西四城水利工程有五处决口，河床淤塞300余处，造成大片土地荒芜，房屋坍塌。在兵民共同努力下，河道终于修复疏通。玛喇巴什，新开挖的大小渠纵横交错，变水害为水利，成了新疆南疆的一个重要垦区。乌兰乌苏河因因战乱，多年失修，经兵民开挖新河后，堵塞了决口，截住了洪流。左宗棠及其继任者不断贯彻其兴修水利的各种措施，为新疆健身初期农业的快速恢复创造了良好条件。 左宗棠从哈密前线回到京城以后，正值顺天、直隶水患严重。他想治理京郊的水患，但却面临重重阻力。一部分清廷文武官员以节饷为名，反对兴修水利工程；还有就是兴修水利设施必然会涉及到皇室、贵族、八旗兵丁的房地产拆迁变动，所以他们极力反对。左宗棠直接面陈两宫太后，请求兴修京郊水利设施。他于1881年3月奏报清廷，详细陈述了兴修京郊水利设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最后清廷终于答应了他。没有经费，左宗棠调动从西北带回的三千亲军，“以其半练旗兵，以其半助修顺天直隶水利。”【32】 治水过程中，左宗棠先从分段疏浚永定河上游涿州(今涿县)的桑乾河开始。左宗棠调遣旧部王德榜、王诗正率领约2400人，从光绪七年四月（1881年5月）开赴涿州。《涿州县志》记载：“左宗棠由西夏凯旋，尝驻兵县北永定河，后令兵士挖河，与民秋毫无犯。”此后，左宗棠又一鼓作气兴修了永定河、彻底解决了京郊水患，使“京郊十余年为之无成，且群疑为不治者”的水利工程，终于完成。 光绪七年（1881年）12月22日，左宗堂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江苏、江西、安徽）兼充办理南洋通商大臣。抵达南京后，即开始大规模筹建治理因前一年长江下游水患，灾情严重而造成的水利工程。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初三，左宗堂去高邮视察运河堤工，初五去清江浦，调动江北各营，疏导淮河由旧黄河入海，笵堤积久浸毁，也在集资修建之列，其调集湘军、淮军30个营，疏河入江，筑墩固堤，受益农田。左宗堂认为：“两江时务之要，无过海防、盐务两端，而水利尤为攸关，三吴之富强贫寡悉视乎此则，亦言海防者所必及也”。【33】这一年，左宗堂在《病势增剧恳恩开缺回籍折》中说：“此次莅临江南，渐无报称，惟农田水利一事躬身相度。”【34】所以他对水利工程方面的事情一律是亲力亲为、不遗余力。 在兴办水利、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同时，左宗棠认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求也。”【35】他是教师出身，敏锐感觉到，教育不发达，国家和民族就不可能摆脱愚昧无知、被动挨打的境地。他接受了魏源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科学主张，从兴办马尾船政学堂培养人才开始，到西北设立甘肃制造局和兰州织昵厂，左宗棠都非常重视搜集人才，培训技艺。他在举办近代工业的同时，非常注意把办工厂与办教育结合起来，这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上是个创举。 左宗棠兴办教育，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不拘一格。他既把兴办工厂与技能训练、技能教育结合起来，又热心举办专事基础教育的各种书院。左宗棠在管辖区内，新办和修复、重办了各种书院30余所。1870年春，左宗棠在指挥战斗非常紧张之时，仍抽出时间关心兰山书院（今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的建设。左宗棠嘱咐甘肃布政使崇保给书院拨付伙食费。同时规定，书院正课生40名，每人每月银三两；副课生50名，每人每月一两无钱，每年共需银2000余两。这些钱除公款拨付外，左宗棠还时常拿出自己的薪资予以周济。 驻扎肃州时，他时常去酒泉书院同师生们讨论学问，并资助学生们伙食费。由于左宗棠的倡导，西北各地的秩序一经恢复，文武官员们纷纷兴学办学。1874年，甘肃士绅要给左宗棠建生祠，左宗棠不允许而将其改建成了“南华书院”；西宁居民原准备为他建生祠，也被他劝阻而改建成了“湟中书院”。当时，有十几所书院被军队占用，他命令军队搬出去，让书院和义学迅速恢复授课。 1874年，左宗棠命令各地一律兴办注重基础教育的义学（即今天的小学义务教育）。1877年，他拨兰州北面的荒地775亩，收租供各官学的经费，因而有思索义学开办，其中两所专收回民子弟就读。四年后，他又倡议设立了“崇文”、“讲义”、“育英”、“选秀”等义学和学舍。他在辖区内共创设各级各类义学16所，其他各地也纷纷办起了义学，在新疆办起义塾37所。这在当时文化教育尚十分落后的西北地区掀起了兴办教育的热潮。 为了办好学堂，左宗棠还刊刻书籍，除了在西安设局刊刻经书，并自己捐赠费用外，还增加了《小学》、《吾学录》和《圣谕广州》三种书。他用于刊刻的机构有三个。一个是在汉口，附设崇文书局，归西征后路粮台经理；一个是在西安，附设关中书院，归西征总粮台经理。这两处的刊刻费用均由他的“廉俸”拨付。另外还有一个流动刻书组织，随着他走。他所编的《学治要言》和重刻的《吾学录》以及《法华寺碑》字帖，都在肃州行营开雕。新疆收复后，他在乌鲁木齐开设书局，刻印供维吾尔族子弟诵读的课本。这个书局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光绪末年才撤销。 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1872），在兰州精心选编了刻印的《学治要言》，散发各级官吏阅读。他“荟前人书论有关吏事者”以训吏，共节选了顾炎武、陈宏谋、于成龙等人专论吏治的文章十八篇，其论点是：一、为官必须爱民；二、为官必须清廉；三、做官要勤于治事；四、为官要慎于用人；五、官吏必须要熟悉国家的法典。他在“咨札”中说：“造福于民，己必与焉，即不佞亦可籍寡愆尤矣！”【36】 据历史记载，甘肃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从陕西划分出来，自成一省的。虽然历经200多年，甘肃乡试依然是陕西合兵举行。贡院设在西安，从甘肃各县去西安，最近距离也有700多里，远的则有几千公里，来回需要少则一、二个月，多则需要三、四个月。因此甘肃具备考试资格的士子只有20--30%参加考试。左宗棠为了能够方便甘肃士子，打破了沿袭200多年的合闱局面。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奏请朝廷批准甘肃和陕西分闱乡试，并设立学政，又在兰州省城创建了西北一所贡院，亲笔题写了“至公堂”，花费了50万银两。光绪元年（1875年）贡院落成，陕西、甘肃第一次举行分闱乡试，与试者达3000人，比过去赴西安考试多出了2--3倍。以前陕西甘肃合围考试时，共录取举人为62人，其中甘肃因为教育落后，中得的名额很少。分开乡试以后，经左宗棠奏请，甘肃录取举人达到了40人。这对于一般士子而言，是个巨大的鼓励。不能不说，甘肃教育的慢慢兴盛，得益归功于左宗棠的一片苦心。 左宗棠还自掏腰包修建兰州城。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内，因奏请陕西、甘肃分闱乡试，需在兰州外城的西北角创建一所贡院，需要在贡院外重修一段外城，城根一仗多宽，顶宽八尺多。还要挖掘壕沟，深约二、三丈。这项工程历时一年半，用工170多万个，是由11个房营合力修建的，工钱十多万两银子都省去，实际花去材料费3397两5钱。这样便宜的省钱工程，报到工部却给驳了回来。工部要求：对于修建城垣要按照规定，有材料费、有工钱等才能报销。而兰州城垣项目只有材料费，没有人工费不合规定不予报销。如果要报销，只能造假。但左宗棠不肯作假，便全部自掏腰包付掉了材料费。 清末，浙江宁波海关一直以来，每年都要给赠给当地巡抚平余银8000两。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在浙江巡抚任上，海关依例赠给他8000两银子。左宗棠说：“今日之我，无需与此。款本可裁，然裁之则后任将不给于用。不可以我独擅清名，而致他人于困境。”【37】他接受这笔款项后，全部转给了浙江赈抚局。 光绪七年（1881年），左宗棠奉旨离开哈密前去京城就任军机大臣时，陕甘布政使王思沂准备把一笔“陕甘捐尾款积存”赠送给他，他闻听后，立刻写信告诉王：“近时于‘别敬’概不接受，至好亲契之例赠者，亦概谢之……俸外不收果实，义有攸宜。至甘肃尾数，储为关陇不时之需，以公济公，于事为合。”【38】左宗棠还是坚持把这笔钱留在了陕甘以备不时之需。 在西北军营时，因军饷缺乏，将士们忍饥挨饿，还要行军打仗属于家常便饭。左宗棠在一份家书中说：“饷欠四月有余，无法弥补。兼之军中疾疫繁兴，需用甚急，日以为忧。幸将士知我无它，不忍迫促，大家忍耐，不肯支领，然我因此更觉过意不去。”【39】军饷不济，少则三、四个月，多则七、八个月，尚能取得将士的谅解，则因为左公亲兵、爱兵，甚至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拿出来，拨付欠下的军饷。可见左宗棠与将士同甘共苦。刘錦棠曾在奏陈左宗棠历年功绩时说：师行万里沙渍之地，虽酷暑严寒，必居帐营，与士卒同甘共苦。”【40】秦翰才著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记载：“文襄公行军，从不住公馆，他在营帐中，和士兵过一般生活。”“遇士卒方食，即取箸同餐，尽饱而至……大风雪，左公布衣羊裘，坐夹帐中。德国人福克回忆：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简省异常。”【41】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兼任茶马使一职长达十年之久。所谓茶马使，源于唐初，是西北少数民族以食牛羊为主食，茶叶是不可缺少的促消化的饮品。而西北地区又不产茶叶，所以陶模就用马去换取南方的茶叶。后来，北方的牧民虽不用马来换取茶叶，但内陆的茶叶远销西北的此项贸易却沿袭了下来，且由官方主导这项贸易。历任陕甘总督还都戴着兼管茶马使的头衔，主管茶叶行销西北的销售贸易，多得一笔俸禄。左宗棠在任十多年，此份俸禄照例收取，累计白银384518两，分文未曾动过。当左宗棠督师收复新疆时，便把这笔钱分文不少的交给了代管后方事务的刘典。左宗棠吩咐刘典：“今老夫此去，恐难以生入玉门关，此银留陕、甘百姓，待下任总督上任时，交点清楚，以备急需之用。【42】 同治五年十二月（1866年1月），左宗棠给曾帮助过自己的仲云兄信中说：“昨抵章门，遣石清携汇票八千两，以六千金捐入湘阴作义举，以一千五建试馆，余以买史家坡墓地。闽浙廉银用尽，此八千乃预支陕甘廉银也。”可见这8000两白银中，九成半捐公，剩下五百济私用于买墓地。同治八年腊月，湖南水灾甚重，受灾人群随处可见，左宗棠又捐出万两廉银用于赈灾。同治二年（1863年），闽浙两省灾情严重，他将“所得养廉银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赈民。”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将万两养廉银交公作赈银。办马尾厂时，经费不足，他一次拿出养廉银6万两。左公捐养廉银赈民救急，为民办公益事业的事例举不胜举。从其家书中涉及捐款助人的内容就有66处。 光绪七年（1881年）九月初六，近七十岁的左宗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赴任前，左宗棠绕道回湘阴故里谒墓。十一月二十五日，他抵达长沙，十二月初二回湘阴，十二月初八离开长沙前往江宁（南京）上任。他虽然在长沙停留的时间很短，但他仍然很关注长沙城的建设和百姓的生活疾苦。他乘船经过湘江时，发现湘江风浪很大，行船危险，就亲自沿江察看，建议开挖北郊一个碧浪湖旧址，从铁路塘新河疏浚进去，形成了一个面积约一平方公里的大湾。使得再遇到大风大浪时，船只可以进去避进此湾。因碧浪湖已经淤积成了平地，需要开挖丈余，才能引江入水，然而此工程浩大，需要万金。几年后，左宗棠又捐出二万两实施了这项工程。 左宗棠长期在西北军营，生活单调，但他很会自找一些乐趣。左宗棠在哈密军营旁，开辟了一个约20亩的菜园，带头栽种蔬菜、瓜果，改善军营生活。左宗棠倡导士兵种菜，他这样做有四重意思：一使兵勇没有空闲时间，以致想家，甚至作恶；二使兵勇可以锻炼身体；三使兵勇在蔬菜和庄稼收获时，通过按价收买，可有额外收入，以补贴家计；四是如此可以使兵勇吃饭就地取材，节省了从外地购运的费用。 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初十日，左宗棠离开南京，前往镇江、常州、苏州、上海等地四次出巡海防，目的是检阅部队，督促兵器生产，积极备战以应对法国的侵略。四月二十一日上午10时，左宗棠登岸来到上海制造局视察，英、法、美、德、奥、比等国领事和天主教堂主教带同翻译官都来拜会。左宗棠带着武装人员，第一次经过租界时遭到外国警察的阻扰，说：“须得照会，方能通过。”左宗棠大怒说：“上海本中国地，外人只租借尔。以我中国军人行中国地，何照会之有？”“说完令亲兵荷枪实弹、刀出鞘，若再遇阻，即动武开道。”路警上司仰左公威望不敢多言和干涉，令巡捕、路警沿途照料，且戒之曰：“左公中华名将，令以驰驱王事过此，慎毋犯其怒也”。此后，左宗堂无论经过哪个租界，租界当局换升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毕恭毕敬，用“声炮”迎送。 光绪九年（1883年）九月和次年正月，左宗棠两次巡阅沿江和吴淞炮台时，当年上海《申报》载文说：各国军舰上的士兵都持枪站立，升旗鸣炮恭迎。英、美、德、俄、奥等国领事都前往他的坐船晋谒。 左宗棠出行如此威风八面，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也难怪慈禧太后多次夸奖左宗棠说：“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声威。” 九、抗法保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咸丰二年（1852年），法国拿破仑当上皇帝，企图在国外以炫耀武力来稳定国人惶恐的内心。拿破仑决定先从占领越南入手，抢夺中国西南各省的五金矿藏。越南曾在中国的藩属国，与中国唇齿相依，源远流长。 法国侵入越南，最先是派出公使要求越南割划化南岛，并许可通商传教。越南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便以武力相向，法国军舰开炮向越南攻击。此后，法国又联合西班牙，先后占领了越南广南岛，接着占领西贡达两年之久。当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结束后，法军将其在华部队调至越南西贡，扩大对越南的侵略。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借口红河船运受到越南阻扰，派了一只舰队开进红河，以护航为名攻入北圻，占领河内。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法军占领南定，越军无力抵抗，全境沦陷，战火烧到了中越边境。 当越南岌岌可危之时，左宗棠身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遂派西征军宿将王德榜赶赴湖南永州，广筹军火，并募兵勇千余人，准备开赴滇、桂增援。当时，左宗棠已经70高龄，但他不顾年老体衰，亲自到滇、桂督师。 光绪九年（1884年）正月，王德榜率军抵达广西南宁。此时，正值越南军队纷纷溃败，指挥战斗的云贵总督岑毓英也闻风而逃。刘永福的“黑旗军”退到了云南边境的保胜（老街），只有“恪靖定边军”还扼守在凉山和镇南关一带。法国海军又派军舰驶向福建和江南，企图海陆两面夹击中国。左宗棠得知战况如此紧急，便放弃假期，不再养病，提前三个月上任，并安排浙江提督黄少春在湖南招募新军，前去广西增援。斯时，法国因为军事尚未部署完毕，遂玩起了缓兵之计，派法国公使到天津与李鸿章密谋议和。清廷本来就对战争畏首畏尾，便借此抵制左宗棠派黄少春招募新军的计划。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召左宗棠进京“再入军机”，实际上是免去了他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职务，剥夺了他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指挥权。 中法“马江海战”致使福建水师惨败，清廷对法宣战。光绪十年（1884年）九月，清廷诏令左宗棠钦差福建军务，急赴福建督师。从光绪七年到十年，三年内，左宗棠四次调动，疲于奔命。此次回京停留三个月，便又南下福建。光绪十年（1884年）9月15日，左宗棠离开京城，水路兼程，10月14日抵江宁与接任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商议事务，12月14日，抵达福州。到达福建以后，左宗棠即与闽浙总督杨昌浚、福建将军穆图善等反复商议筹划福建军务。当时便紧急调各营分别驻扎在长门、金牌、连江、东岱、梅花各要口，严咨巡防，尤其是作为闵港第一门户的长门、金牌，左宗棠派人连夜设水障、装火炮、由将军穆图善亲自调度，督师巡守。在距省城三十里的林浦、魁岐及闵安左边出海口之梅花江累石筑寨，建立炮台，派兵巡守。 左宗棠抵达福建后，当地百姓的心才慢慢安定下来。时值春节，百姓宰杀牛羊，忽传法国军舰驶来，人心惶惶。左宗棠派人打探得知，法国军舰将在除夕（1885年1月15日）趁我不备进行攻击。杨昌浚率部巡视沿江各个堡垒。左宗棠也顶风冒雨，乘舟飞渡，直驱长门、金牌，申明纪律，封塞海口，严阵以待。法国军舰来后，左下令开炮，敌人见我方早有防备，立刻遁逃，福建瞬间又恢复了平静。 福建沿海各府，港汊分歧，渔户船只甚多。左宗棠便将两江任内筹办渔团、防固海疆的办法移植过来，令沿海各县纷纷举办效法。自马江惨案后，福州一带官民一夕数惊的局面得到彻底改善，人心也安定下来。 随着外国列强对中国一次次的侵略以及左宗棠职务的一次次变化，左宗棠曾三次接触并积极筹划台湾防务。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余部之后，任职闽浙总督期间，以台湾为沿海重镇，着手整理台湾军政、吏治，恢复由内陆标营调兵赴台更番戍守的制度，任命精明强干的吴大廷为台湾道，刘明镫为台湾镇总兵。这是左宗棠第一次关注台湾防务。第二次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寇侵犯台湾时，左宗棠正在陕甘收复新疆的任上。他身在西北，关注西南，频繁致书总理衙门，以及办理台湾事务大臣沈葆桢、福建巡抚王凯泰、李瀚章、胡雪岩等，积极参与对日作战的筹划。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受命钦差福建军务期间，他抵达福州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调兵援台。在中法议和时，坚持收回基隆、澎湖。 法国进犯东南沿海的主要矛头便是台湾。基隆和沪尾（今淡水）是台湾的两个战略要地，关系着全台湾的生死存亡。法军全力攻台基隆，又猛扑向沪尾。台湾巡抚刘铭传一面奋力坚守，一面向大陆救援。但此时援台却十分困难，法军实行封锁台湾海峡割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南洋、北洋水师却坐视不救，不派军舰护航。左宗棠深感焦虑，自请督师赴台，传令迅集帆船，冒险东渡，以解台湾危机。闻听左公赴台督战，福州将士皆震惊异常，地方百姓也再三挽留，清廷也不准左宗棠赴台，命其坐镇福州，调度指挥前敌事宜。 在援台斗争中，左宗棠煞费苦心。终于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月初驰达台南，进屯五堵。随即奉命开赴前线，进驻要口。尽管我方士兵英勇善战，毙敌甚多，终因法方占据地理优势，居高临下，炮火不精，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处境艰难。4月18日，清廷有令撤兵，与法方屈辱议和。 中法战争结束后，左宗棠上奏清廷“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震慑。”左宗棠说：目今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图；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该处虽设有镇、道，而一切政事皆必禀承于督抚。重洋悬隔，文报往来，平时且不免耽迟，有事则更虞梗塞。如前次法虏之变，海道不通，诸多阻隔，其己事也。”【43】接着，他回顾了自沈葆桢以来各大臣关于台节事宜，他说：“各督抚大臣谋虑虽同，未免各存意见。……皆不若袁保恒局外旁观，识议较为切当。”然后，左宗棠提出了关于台湾建省的条件、必要性和实施方案。“台湾虽系岛屿，绵亘亦一千余里，旧制设官之处，只海滨三分之一。每年收榷关税，较之广西、贵州等省，有盈无绌。尚抚番之政果能切实推行，自然之利不为因循废弃，居然海外一大都会也。且以形势言，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至浅鲜。其中若讲究军实，整顿吏治，培养风气，疏浚利源实在均关紧要，非有重臣以专驻之，则办理必有棘手之处。据臣愚见，唯有如袁保恒所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湾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巡抚一手经理，庻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拟请于奉准分省之后，敕下部臣，划定协饷数目，限期结济，由台抚臣督理支用，自行造报，不必与内陆照商，致多牵掣。委用官员，请援江苏向例，于各官到闵后，量缺多少，签分发往。学政事宜，并归巡抚兼管。勘转命案，即归台湾道就近办理。其余一切建置分隶各部之政，从前已有成议，毋庸变更。”最后，左宗棠恳切地说：“臣为台防紧要，关系全局起见，未敢缄默，恭折驰陈。是否有当，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44】 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1885年10月12日），左宗棠去世后一个多月，清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发布谕旨，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移驻台湾，福建巡抚事宜由闽浙总督兼管，并委派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从此，台湾正式建立行省。所以人们也说：“台湾建省，始于沈葆桢，而成与左宗棠。” 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在重病垂危时，于7月29日向清廷呈上《请专设海防大臣》的奏折，提出了全盘规划，统一领导，以加强海防建设的起跳意见：1、师船宜备造；2、营制宜参酌；3、巡守操练宜定利；4、各局宜合并；5、经营宜通筹；6、铁路宜仿造；7、士气宜培养。在这份奏折中，左宗棠总结中法战争中各省抚各自为政、互不支持的教训。他建议清廷：设立海防全政大臣，“驻扎长江，南控闽粤，北卫畿辅”；“另择副臣居则贊襄庶务，出则留守督工，权有专属，责无旁贷”。“南、北洋兵轮各自成军，共设十大军，归海防大臣统辖，每军设统领一员，秩比提督。……各疆臣只节制守口陆军，非军务万急，不得调遣海军兵船”。海防全政大臣海节制船、炮、矿、厂、军火，以统一事权。这是左宗棠临终前设计的一幅近代海军建设的蓝图。【45】 十、左氏遗产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皇华馆（今福州市三中二部）去世。左宗棠病情恶化，临终前，自知不起，便口述遗嘱，由儿子在病榻前记录：“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垯伐，强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在左宗棠的心里，他还是壮志未酬，难以瞑目。 左宗棠去世当天，台风袭击福州，倾盆大雨，瓢泼入注，福州城东南角城墙崩裂。“全城百姓，一闻宫保噩耗，无不扼腕深嗟，皆谓朝廷失以良将，吾闵亦失一长城”，“江南江北居民，奔走痛悼，如失所亲”。 左宗棠去世后，光绪皇帝震惊之余下旨谕曰：“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由举人兵部郎中……左宗棠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福建藩库给发。赐祭一坛，派古尼音部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清自建朝260余年以来，大臣死后获得文襄称号的，不超过十人。 左文襄公去世后，左宗棠的四子孝同搜集遗书，整理付印，计《奏稿》64卷，《书牍》26卷，《批札》7卷，《诗文集》5卷。光绪十六年开雕的《左文襄公全集》为线装本，120卷。1995年，湖南岳麓书社编辑出版了《左宗棠全集》又增补了很多内容。 光绪十二年（1886年），左宗棠灵柩由福州起运回湘。到长沙后先停放在城北史家坡墓园，然后再由兴汉门进城，到了长沙故居。大祭在故居举行，十一月葬在善化八都杨梅河柏竹塘山之阳，就是今天长沙县跳马乡的柏竹村。左宗棠募原来在一座古柏苍松的小山头上，座东南面西北，墓碑上刻有“皇清太傅大学士恪靖左文襄公墓”。墓前花岗岩石级数十步直铺山下，山下有墓庐，墓庐居中的牌位两侧，竖立有石人、石马、石羊、石象，龟趺华表各一对，还有石碑数块，其中有湖南书法家黄自元书写的碑文；有江南西道御史徐树钧撰写的碑文。从墓地向西到杨梅河岸有一条五尺宽的石道，河岸一座牌坊上刻有皇帝所赐的“旗常懋绩”四个大字，还有一座碑亭，御赐碑文是清代书法家何绍基之孙何维朴所书。 1958年后，石门公社在墓地附近修建水库需要用石料，陆续将墓园的石级、墓碑拆下，石人、石马、石碑也被推倒，墓庐作了粮仓，后来也全部拆除了，用以建造生产大队的队部用房。1960年，这里修公路桥，又将剩余的石料拆去建桥。山上的树木被砍伐殆尽。到了1973年，原来目的的设施被全部拆除，只剩下三合土募拱销匿在荒草从中。1974年，左宗棠的目的再一次遭到破坏，有人用雷管炸开了三合土募拱，撬开了棺木，只见左宗棠身着朝服，面目如生，安卧其中。还有人用四齿耙子将左宗棠的尸体勾了出来。当时暑气蒸人，尸体很快就腐烂了。至此，一座古墓惨遭毁坏，各种建筑荡然无存，左宗棠的遗骨也在杂草丛中遗落，任风吹雨大打了十多年。1985年以后，长沙市政府拨款对左宗棠公墓进行了重新修复。 左宗棠的确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品格，他的精神，他的功绩却让后代永远铭记了下来。为了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他不畏怯强权，且鞠躬尽瘁的忘我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勇往直前。 注释：王品端主编：《历史伟人左宗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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