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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达利洋行创建于清代同治三年（1864年），创始人是法商霍普。他那时在上海洋泾滨三茅阁桥开设了霍普兄弟公司，专门经营欧美侨民的生活用品。为了招徕高等华人，他便另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亨达利洋行”。意思是财运亨通，发达高升，利润滚滚。 亨达利洋行除了销售进口商品外，还代客向国外订货，例如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结婚时的镜台，就是通过亨达利从外国定制购进的。到了19世纪，德国商人开办礼和洋行收购了亨达利，由拔都前来主持业务。商店迁到了哈同大楼营业。20世纪初，又迁到南京路262号。 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拔都回国，便将亨达利转让给了礼和洋行的买办虞芗山，跑街孙梅堂。从此，亨达利改由中国人经营。但是，每年要交给礼和洋行800两白银的商誉费。 当时，虞芗山是经营颜料的巨商，孙梅堂是宁波人孙延源之子，开设的中国最大的钟表企业美华利。亨达利的实际经营权掌握在孙梅堂手中，经营方向也开始转向侧重钟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元气大伤，外币纷纷贬值。虞芗山为了专心经营颜料，索性把自己名下的亨达利股份以30%折价卖给了孙梅堂。到了1917年，亨达利成为了美华利集团内一家主要专业商店，更名为亨达利钟表总公司。 当时，进口钟表的价格十分低廉，利润很高，亨达利利用和洋商的特殊关系，批零兼营，左右逢源，同行望尘莫及。而孙梅堂也被人称为“钟表大王”。孙梅堂在经营上十分注重质量，他提出了 货真价实树信誉， 精工修理促营业。 的方针。所办的钟厂生产的时钟，曾参加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优等奖及金质奖章。由于质量绝对有保证，而且又实行保修包换，他的亨达利所向披靡，成为了上海滩一霸。 孙梅堂先后在南京、天津、济南、汉口开设23家分店。1910年，曾在上海美华利钟表店当学徒的浙江镇海余塘人陈文生来到汉口，在德商礼和洋行经营的汉口“亨达利”当“跑街”，从事钟表业务。在一战期间，，德商撤走时将招牌卖给了“跑街人”陈文生。1916年，陈文生在汉口河街（今四官殿）开设了敏记亨达利钟表行。开业时店员24人，其中修理工占了一半。为了发展业务，几年后，陈文生又将该店搬迁到江汉路五福里口。不久，搬到江汉路28号。到了1922年，陈用2000银子租得浙江兴业银行汉口中山大道（现557号）铺面开设亨达利钟表店，成为上海亨达利总行的联号。 该店当时主要经营欧美各国各厂钟表，与上海亨达利、三五钟厂、香港华明行、宝亨行有长期供货关系。销售以门市零售为主，还为客户定制安装各种门楼大钟，维修钟表，以技术精细盛誉于市。 该店为了创立名牌，曾向瑞士HOPE厂定制金质和银质豪华挂表，向德国谦信洋行定制“双箭”马头钟，均刻有亨达利标记，售价一般高出同类商品的25%左右，同时销售上海总行提供印有亨达利和美华达商标的钟表，该钟表为上海总行向霍普兄弟钟表公司定制的，供各联号相互有保修义务。除此之外，亨达利还定制安装门楼钟，武汉海关大楼就是1924年由汉口亨达利钟表店王亨亮师傅挂帅进行机械安装的。 该店所经营的钟表，上柜前先进行校对，走时不准或有问题的概不上柜。聘有技艺较高的修表技师， 并有严格的修理制度。售出的钟表负责保修，十分注重修理质量，素以能修各国各种花色表而闻名。该店例开远期期票，洋行定货，外汇结算，进货渠道稳定。内部管理有较为健全的会计制度，重视发挥店员的积极性，外地职工每年给14个月工资，两个月的探亲假，往来路费由店里支付。对修理工实行“跑分制”，按四六开分成，工人得四成。 从20世纪20年代起，汉口亨达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钟表名店，不仅销售的钟表质量可靠，而且维修技术也属一流，以维修各国名表而闻名。30年代后，陈文生启用技师王锦堂管理日常业务，两个亨达利生意都不错。1937年前，该店月经营额约3万元。1938年陈文生病逝，临终前将两个店分别传给他的两个儿子，老店由次子陈又章继承，取名为“又记亨达利”；新店由长子陈芝章继承，陈芝章又名敏川，取名“敏记亨达利”。这一年日寇侵占武汉，两店都遭劫难，被日本森洋行强行侵占。“又记”被迫迁到胜利街（解放电影院对面）勉强维持，经营权由母亲贺玉英（1901—1985年）主持。抗战胜利后，“又记”迁回江汉路28号重新开业。贺玉英是一个聪慧能干的女人，待人笑容可掬，办事麻利，钟表店堂陈列井然有序，生意做得不错。她还精心培育儿子陈又章。虽然陈又章毕业于中南财经学院，但他没有经商，没有当“又记”的老板，而被分配到湖北省计委工作，后来当了省商品质检站站长，直到1995年退休。 敏记迁到车站路，由亲戚陈启荣、沙梅生临时代管。陈芝章在上海夏光中学求学，22岁时回汉主持经营店业。抗战胜利后，陈芝章用30两黄金赎回汉口中山大道557号，迁回原址。陈芝章请高级技师王明镜（王锦堂之子）辅佐，重点抓技术维修，重振亨达利的声誉。按陈芝章的营销理念，重视两个“信”，即对内讲信任，对外讲信用。他用人要靠得住，用人不疑人。很多事情经理办好后，只需要给他通报一声就够了，他从不独断专行，不会否定经理的决策，也从不怀疑他们的能力，他的信任和诚恳增强了经理的自信和忠诚。 他对员工也十分关心，他认为员工如果总为家里事担忧，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干活看店，店里手表钟表随便偷走一点，损失就会更大。如果员工不把心思投在生意上，每天的顾客不知要流失多少。陈芝章还觉得经商诚信是第一位，讲信用是生意成功的窍门。每到年关，银行开始收账，但对亨达利却是放账，如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行、四明银行纷纷来求亨达利到他们银行去开户贷款。这反映了亨达利的信用远比别人高。由于亨达利信用好，就是资金周转困难时也能到上海拿到货，可以先不给钱，深得供货方的相信。 武汉解放后，在“五反”运动中，亨达利补税后被评为“基本守法户”。1956年公私合营中，陈芝章作为私方代表担任商店主任，公方代表张云卿担任副主任。陈芝章参加“民主建国会”并为区第一届至第三届人民代表，后来陈芝章被调到武汉市钟表公司当经理。1987年在市百货公司退休，并当了5年公司顾问。
亨达利在1957年转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两家亨达利钟表店按区域分别划归江汉区和江岸区商业部门管理，经营得以较大发展。经营门店以中山大道为中心店，下设“南洋”、“亨威利”、“新华”、“汉成”、“义昌”5个分店，员工发展60多人。随着进口表的减少，国产表增多，两店以经营国产表为主。1961年经过调整，将分店合并，在中山大道730号开设“时代钟表分店”。上世纪60年代，全店维修技术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王锦堂之子王明镜继承父业，发愤钻研技术，成为武汉解放后亨达利第一位高级技师，青年唐家星成为国家商业部评定的修理工程师，6级到8级的修理技师达20余人。省内外客户均慕名前往送修进口或国产“疑难杂症”钟表，配制异型表面，基本能满意而归。文革时，新店更名为“新时代”钟表店、老店更名为“新中国”钟表店。
1981年市政府重恢复老店老名。为了区别，江汉路的亨达利店牌子上加“老”字，今天老店拥有一家专业店，5家店中店，专修进口名表。1984年经江汉区商业局批准，中山大道店改名亨达利钟表公司，2年后因扩大经销眼镜业务，更名为亨达利钟表眼镜公司。经理许国强自1985年以来，在门市销售上，打破了钟表行业“钟表售出概不退换”的旧例，实行3天内手表异样的包调回换，还实行“三优惠”服务，即在亨达利购表的保修期优惠延长半年，修理手表的价格，按八五折优待；取件期提前一周。并先后与瑞士、日本、香港等地外商及上海、北京、天津等钟表公司建立了钟表特约维修中心，负责经销和维修这些厂商生产的各式手表。由于市场定位准确，注重环境效应，讲求质量，业务大增。
在中山大道的“亨达利”，1992年商店扩建，生产经营面积由1985年的652平方米扩大为900平方米。1993年公司与香港帝豪珠宝公司联姻成立“武汉亨达利帝豪珠宝有限公司”，合作经营3年。公司形成了集钟表批发、零售、维修、黄金首饰、眼镜经营加工于一体的多样化经营格局。销售的各类钟表达1200余种。职工发展到208人，素质整体普遍提高。经理是韩昌永，强化品牌效应，以主业带副业，汇集劳力士、欧米伽、浪琴等世界名表，飞亚达、天王、波依、罗西尼等中外合资名表。 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理陈汉林，党支部书记夏成烈积极酝酿筹备该店改制，组建了股份有限公司。随后接任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盛华、书记韩昌永带领员工，对内抓管理，对外抓服务质量，带领大家迎来了新的春天。在1985年销售只有841万元，利润69万元；到了1993年销售就达到1663万元，利润达160万元，长时间名列武汉市同行业前茅。当时日本东方表在武汉寻找代理商，他们找到亨达利，经过初步察看和交谈，对亨达利不够信任，提出要对全店进行业务水平考核，在多次近乎刁难的考核中，亨达利次次得满分，最后东方表厂商代表不得不竖起大拇指诚聘他们为代理商，并每月给他们一笔不菲的广告费。
1993年国内贸易部授予亨达利“中华老字号”称号企业，同时还成为中国商业企业协会、全国“亨达利”、“亨得利”钟表分会副理事长成员单位。进入2000年后，“武汉亨达利”改制为民营股份制企业。如今公司汇集世界多种名表和中外合资知名品牌，初步形成品牌规范化、形象化和维修技艺及技术一体化的新格局，成为武汉钟表市场的新亮点。“武汉亨达利” 具有世代相传的独特产品、技艺和服务，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鲜明的武汉地方文化特征，公司2011年，被武汉政府认定为“武汉老字号”。
编辑：田联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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