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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行当】棉花行辉煌的过去 好花不常开

 人文武汉 2021-05-15

汉口向来为华中地区棉花集散中心,国内棉商交易枢纽。清末,洋务派倡议振兴实业,建楚安纱厂,民族纺织业在汉兴起,棉花需要大增。华中地区农村植棉面积相应扩大,棉产量逐年增加,湖北省原棉产量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仅次于江苏,居全国第二位。

青岛路的打包厂

棉花来源于棉花商贩从天门、沔阳、汉川、黄州、麻城、襄阳、樊城、老河口、宜昌、宜都、监利、随县、枣阳等地贩运来汉,有大、中、小包和篾箍夹子,小包约50斤,中包约100斤,大包和篾箍夹子都在200斤以上。

棉花的销路主要是在武汉的纱厂和商号。纱厂有武昌一纱、裕华和震寰,汉口有申新。商号在本市有永太、荣昌等。若做出口,棉花买去后还需压结实成捆,这就要打包,市内有平和、隆茂、汉口打包厂等,加工整理,剔除原棉中的潮、籽、杂、粗、黄等劣质,打成铁箍夹子运往上海出口贸易。

起初,各地贩运来的棉花都堆存在汉阳东门河沿各堆栈内,棉花集市就在汉阳(今五医院附近),汉阳棉花街之名由此而来。

1920年以后,襄河、府河的棉花大量运汉,超过外江来源。随着发展的需要,在汉口经营棉花的堆栈逐渐增多,由汉口大水巷河沿至清源巷河沿有十几家较大的堆栈,而棉花集市就改在汉口了。如永宁巷河沿的赓丰仓库(今武汉工贸中心)等就是当年棉花堆栈。做交易不能站在路边做,相辅助的茶馆起很大作用。一个是永宁巷河沿的“凤山茶楼”,楼上摆了20多张方桌,每天有棉花买卖客商和棉花行经手人云集于此,议商交易。另一个是邱家巷汉水街永丰堆栈对面的“四海茶社”,虽是平房两大间,店堂较小,每天也接待不少棉花客商和棉花行经手人员,棉花行的管理人员和工人都是在这里集中待调。

棉花交易,还需要一套作为媒介沟通买卖双方达成交易的机构,棉花行就出现了。因棉花行的业务都是在“场上”(集市)进行,开棉花行不需要铺面房屋,一般在汉口大夹街、戏子街(今人和街)、万年街、黄陂街口、集稼嘴周围设行挂个招牌,行内有会计、出纳、管账、管钱办公人员和业务人员。

1920年后,新开的棉花行一般都是合伙经营的,靠人力为主,吸收业务多的经手人参加入股。1945年后华孚、大成、祥盛福、大有恒、同兴太、永生、勤昌、厚盛、鼎太等30余家棉花行都是合资经营的。

棉花行的业务交易是在集市上做成,其业务经手人每天上午来行碰头互通信息。整个下午在集市上照顾买卖客户,看样、议价、促成交易。晚上到客户住地报告当日集市上各种货物的行情和信息,称为“赶场”,行里一天三餐饭是碰头会。

棉花行的经营过程首先是由经手人(进手)联系得知卖方客户运来了棉花,就要了解其产地、数量和堆存处,由管行前往取小样(棉花卷成小卷约半斤左右),在行内找适合销路的出手联系送小样给买方客户看,听回复需要后,即请买方客户到棉花堆存处复看大样(货堆),货看妥当了。进行议价。由出进手传递双方价格,价议好后,双方愿意则买卖成交,由棉花行出进手主持过秤下货。次日由棉花行填写四联成交单(买、卖客和行里各持一联,另交同业公会一联留存),也有在成交后,买方提出货物与原样不对要求退货或压价的,这就由棉花行出进手进行周旋和调解,也有一笔货有两家买方要买或两家棉花行抢着要过秤的,也还有棉花行成交过程中,采用压价、戴帽子(暗地加价)等非法经营手段,而影响成交的。

由于棉花行主持棉花交易过程复杂,经常发生问题,每年都要整顿几次行规,都是棉花行同业公会出面管理和主持,武汉棉花行同业公会是1912年成立的,会址设在汉口大夹街五桂巷内,主要职责是调解行客之间的业务纠纷和棉花行内的各种纷争,整顿行规,建立制度,维护本帮同业的利益。汉口市棉花出口同业公会是在1930年12月成立,会址在汉口扬子街。在同年的9月,还成立了汉口市棉花进口同业公会,会址在帝主宫。

1926年以后,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市内棉商受外商排挤,纱厂受日纱倾销影响,停机减锭。棉商资金缺乏,加之捐税可繁,纺织厂工人为生活所迫举行罢工,致使打包厂停机。汉口48家棉花行停业过半,出口棉商由100家减至20家。1928年,棉业再度兴起,营业商号增至140余家,棉花行增至40余家,进口商和出口商各半。出口商分为中(华)和外(洋)商。中商有申帮和黄帮,申帮以上海旅汉棉商为主体,其余来自江浙一带。黄帮以黄冈一带各县棉商为主体。

1931年,因受大水灾的影响,又因华中植棉技术落后,品质差,价值低,销路阻滞,棉价起伏,棉商资金周转不灵,丧失信用,美棉、印棉乘机来汉倾销,输入额由上年2万担增至17·5万担。1932年,棉花输出仅为1926年的20——30%。

1936年,棉花厂商、纱厂转向产区收购棉花。日军侵占武汉期间,华中地区棉花,全都由日商坛华等8所洋行向各产棉区派出庄号,驻地采购,强制购买,垄断经营,棉花运不来,棉花行无生意可做。日本投降后,各行各业再度兴起,棉花行又操起旧业。但棉花业的经营极不正常,棉纱已成为投机商囤积倒卖的筹码,对棉花业影响尤其严重。武汉解放前夕,棉业几乎停顿。

1951年,棉花改由国家统一收购,棉花行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原经营棉花行的人员由政府安排就业,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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