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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嘉庆运气好，在其生前，没有看到自己一手酿成的恶果，而是将无穷无尽的麻烦留给了自己的儿子道光。 对于新上任的道光皇帝来说，显然也远远不知道新疆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虽然对新疆的种种情况，道光并不是怎么清楚，但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来说，边疆的聚众暴乱，处理起来还是有章可循。 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在接到了来自喀什噶尔关于张格尔入境的奏报后，道光倒是非常重视，立即给当时的伊犁将军庆祥下旨，认为仅靠斌静与色普征额二人，恐难胜任，令庆祥“即日选派得力将备兵丁，星夜兼程，驰赴该处，将为首滋事贼匪，奋力擒捕，讯明谋叛情由，按律严办。”也就是让庆祥亲自率兵，越快越好，前往坐镇指挥。 而前面提到的伊犁将军长龄，则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二月，调任陕甘总督，由当时的盛京将军晋昌接任。不过这个晋昌也没干多久，到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四月，便由庆祥接任。 庆祥，图博特氏，蒙古正白旗，侍卫出身，袭三等公爵位，早年曾在理藩院——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统战部、外交部——担任侍郎，也在工部工作过。嘉庆十八年（1813），曾随当时的陕甘总督那彦成平定滑县教匪，也就是天理教教徒。随后擢正黄旗汉军都统、热河（今承德）都统。嘉庆二十二年（1817）四月，调任乌鲁木齐都统，嘉庆二十四年（1819）十一月，署伊犁参赞大臣，嘉庆二十五年（1820）四月，接替晋昌为伊犁将军。 要说起庆祥，算是和新疆颇有渊源，庆祥的父亲为保宁，与松筠一样，曾两度出任伊犁将军。保宁曾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任四川总督，次年即任伊犁将军，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京入觐，途中接到命令暂时前往四川任代理总督，次年返回伊犁，加太子少保，乾隆六十年（1795），授吏部尚书，兼镶黄旗汉军都统。几个月后再次任伊犁将军。嘉庆二年，先后授协办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授领侍卫内大臣等 保宁擅长于处理各民族关系和外交事务，因此史料评价其“两镇伊犁，历十馀年，西陲无事，藩部悦服”。但庆祥家族和新疆的渊源还远不止于此，因为保宁的父亲，也就是庆祥的爷爷纳木札尔，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在平定大小和卓之时，所率250人被三四千敌军所围，最终射光了箭囊中的最后一支箭，力战而死（大小和卓之乱（二十四）兆惠被围）。所以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庆祥是个根红苗正的“疆三代”。 庆祥的祖父，战死于大小和卓之乱的纳木扎尔 在道光发给庆祥的圣旨中，特意嘱咐：“其余胁从之犯，不可株连，妄加杀戮，致令各回众相率惶惧，别滋事端，是为至要。”也就是生怕庆祥也搞出松筠那样的事来。实际上这也是清廷历代历帝，在处理边疆地区暴乱的一贯方针，即所谓首恶必除，为首的骨干分子无论如何也要弄死你，但同时又力求将暴乱首要、骨干分子与普通老百姓区别开，严防扩大化，造成边疆不稳。 九月十一日，道光接到了斌静等更详细的奏报，称闹事的三百余人，目前经色普征额的征剿，已剿毙、生擒一百余人，剩余二百余人逃出卡外，“现在所调叶尔羌头起官兵一百五十名已到，派员管带，星驰赴营。其二起官兵一百五十名，斌静留守城池，色普徵额管带叶尔羌官兵、及索伦、锡伯、伯克回兵，进山追捕。”而且据抓获的俘虏供称：张格尔曾于今年的五月，向浩罕的伯克（国王）爱玛尔借兵，打算进攻南疆，但爱玛尔没给他借。于是张格尔便伙同苏兰奇、图尔第迈莫特之子胡则，“会集三百余人，前来滋事，将图舒克塔什卡伦城池烧毁，戕害副护军参领音德布，并满兵十三名，余丁一名，玉斯图阿尔图什六品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亦被戕害”等等。 对于苏兰奇参与暴乱，道光颇为疑惑。作为一个“世受国恩”的布鲁特比，苏兰奇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叛乱？因此道光交待庆祥：“再此次苏兰奇等滋事，究因何起衅？是否系内陆官兵，因事激变？并著庆祥到彼后，详细察访，如有激变情事，据实参奏，勿得稍有瞻徇。” 就是说道光怀疑苏兰奇叛乱，很可能是受到了什么不公正的待遇，说白了就是内陆官兵做了什么过分的事，要求庆祥一定要认真调查，不得碍于情面欺下瞒上。 不过更令道光疑惑的，则是张格尔。 因为对清廷来说，先是嘉庆拒不承认有萨木萨克其人，其后松筠则努力证明，坐实了没有萨木萨克，北京城里的朝廷上下，都早已踏踏实实地认没什么和卓后裔，萨木萨克是虚构的，那么现在怎么又冒出来个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呢？ 因此在接到斌静的奏报后，清廷上下是一头雾水，道光自然也是毫无心理准备，在给庆祥的圣旨中，道光以不大肯定的口气对庆祥说：“萨木萨克之事，传闻异词，张格尔是否果系萨木萨克之子？虚实未定。”所以查明张格尔的来龙去脉，也是道光的当务之急。 至于图尔第迈莫特的儿子胡则参与叛乱，道光倒也心知肚明：“图尔第迈莫特前因孜牙墩谋逆案内凌迟处死，其子胡则数年来逃往何处，此次带兵前来，其意可知。”也就是很清楚，人家老爸被你老爸的手下给千刀万剐了，现在人家来了，要干什么还能不清楚吗？ 带着种种疑惑，道光一再要求庆祥到了南疆后“均逐细察访明确”。事实上，道光之所以要派庆祥去南疆亲自坐镇指挥，明面上说是担心斌静、色普征额等人难以胜任、力量不足，实际上则是暗自认定斌静等人一定有什么胡作非为的事情，才会引起激变，所谓“其中必有起衅根由”。 同时道光也对斌静的处理颇为不满，因为根据奏报，从叶尔羌调去的三百名官兵，本来是用于追剿敌人的。但是现在斌静却“仅令一半随同色普徵额前往追捕，以一半留守城池。城池固属紧要，但本城自有官兵防守，看来斌静竟系恇怯无能。留以自卫”。万一色普征额因为兵力单弱有什么闪失怎么办？是“殊于国体攸关”。丢了朝廷的颜面。 到了九月十三日，道光越想越不放心，又下了一道旨，说喀什噶尔卡伦外布鲁特人滋事一事，此前根据斌静的奏报，“已两次降旨，谕令庆祥前往查办矣”。但是，自己还是想不明白苏兰奇为什么会闹事？无论是苏兰奇的爷爷阿瓦勒，还是父亲博硕辉，一直以来都对朝廷并无二心。阿瓦勒在乾隆三十年平定乌什之乱时，曾经参与平叛。而博硕辉也是被朝廷赏与二品顶戴。所谓“苏兰奇袭职受封，安居已久，何以此次忽萌异志？”而且还仅仅带了三百人，就要攻城略地和朝廷叫板，这很难让人理解。因此道光认为“恐斌静前奏，尚多不实不尽，庆祥须详加访察，并讯获犯供词。如内陆官兵有激变情事，或别有起衅之由，即行据实参奏，不可稍有隐饰。”总之道光绝对不相信无缘无故苏兰奇就会造反。 九月二十二日，道光再次接到斌静的奏报：八月十八日，色普征额再度出卡进山追捕，十九日，进入苏兰奇的冲巴噶什部游牧地，但一个人也没见着，是“人皆逃散”，而且逃走的还很匆忙，不仅连成熟的庄稼都没有收割，就连毡房都没来得及收走，于是色普征额放火将庄稼和留下的三十多顶毡房全部烧毁，“绝其居食”。 柯尔克孜人的毡房 经过查探，冲巴噶什部应该是向西北方逃走，而西北方向，则是浩罕国的地盘，也就是说苏兰奇、张格尔等人应该是率众逃入了浩罕。于是色普征额率队前往追拿。二十二日，发现前面的山口内有六七十个苏兰奇的部众，经过抓捕，杀死三十余人，抓获二十余人，经审问得知，这六七十人是几天前被清军打散的一股，并不知道苏兰奇去了哪儿。色普征额也没废话，审讯完毕后便将这二十余人就地正法。 二十三日，色普征额派出的四品伯克帕拉特，在通往安集延的道路上，又抓获了一股参与暴乱的布鲁特人，为首的，是图尔第迈莫特的一个堂弟，叫岳哈西第。据岳哈西第供称，其于孜牙墩案后，因为怕被牵连，于嘉庆二十年的时候就逃往了安集延，归附于浩罕国王爱玛尔。 另外，斌静汇报，目前其已派人前往布鲁特各爱曼，一方面叫大家安心，一方面叫大家一旦发现苏兰奇等人的线索，立即汇报，必有重赏。同时，斌静和色普征额还将卡内卡外前前后后俘获的人员，因为罪行严重，“即行正法枭示”，也就是一律都给砍了头，而且斌静最后还不忘加上一句：“现在卡内各庄回众，均安居如常”。就是说卡内的各族人民群众，目前情绪稳定，生活正常。 道光接到斌静的这封奏报后，是不仅疑虑没有消除，反而更为疑虑了。一方面，道光质疑为什么折腾了这么久，匪情“尚未扑灭净尽？”苏兰奇、张格尔为什么到现在也“杳无下落？”一点线索也没有？更令道光起疑的是，色普征额将卡外所俘获的人全都给砍了，而斌静则将前面所俘获的八十余人也都给杀了头，理由是说这些人罪行严重，为什么不见你们一个字提这次事件的缘由？是不是因为你们胡作非为，激发了事变？现在又进行灭口？ 因此坐在紫禁城的道光，只能一道道下圣旨，催促庆祥越快到喀什噶尔越好。把解开一切谜团的希望都放在了庆祥身上。 充满疑惑的道光 而此时的庆祥也一样是满肚子的疑惑。不过作为臣子，当然还是要让领导放心，所以庆祥虽然人还没到喀什噶尔，但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向道光保证，一切都不会有大问题，一来滋事的人员也就仅仅三百来人，而且已经被杀被抓一百余人，敌人顶多也就二百来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二来色普征额带兵进剿，布鲁特希布察克部——也就是图尔第迈莫特的那个部——的比拜呢杂尔等也协助进剿，“两路并攻，声威已壮”，应该可以轻而易举解决问题。 至于张格尔到底是谁，庆祥也毫无头绪，在给道光的汇报中，说自己是专门查了以前的档案，按照“前任将军松筠奏称：萨木萨克并无子嗣，何以此时有子张格尔？”同时，庆祥也以担心喀什噶尔人手不足为借口，已派遣熟悉新疆事务的锡伯营领队大臣绥福，火速赶往喀什噶尔，协助调查，如果查明张格尔果真是萨木萨克之子，那么必当第一时间解决，以绝后患。 从庆祥给道光的奏折中来看，显然庆祥也是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完全不知道和卓后裔在南疆白山派维吾尔人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其实这也难怪，虽说庆祥的爷爷就是死在张格尔爷爷的手下，两家可谓不折不扣的世仇，但自大小和卓之乱被平息后，和卓后裔就再没有什么起色，南疆也已经六十一年没有什么大的动荡，期间也就是在乾隆三十年（1765）发生了乌什之乱，但其规模、范围都不算大，而且应该也与和卓后裔并无什么关联，从目前已知的史料来看，这次变乱是因地方官员的压迫而起——虽然对此当今也有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乌什之乱还存在诸多疑点，但至少，对于清廷上下来说，对乌什之乱的看法是形成定论的，都认为这是官员胡作非为引发的激变。这也就是说，自乾隆以后，新疆承平日久达六十余年，清廷的新疆官员基本都对和卓后裔的能量没有感性的认知。 事实上，道光一直在疑惑为什么对方区区三百来人就敢闹事，就敢挑战大清政权，其实恰恰说明了对方的危险与强大，说白了，就是对方在南疆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更准确的说，是宗教基础。所以对方带多少人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你有隙可乘，人家一来，完全可以做到一呼百应，迅速瓦解清政府的统治。这在后来的玉素甫之乱、倭里罕之乱、七和卓之乱、阿古柏之乱甚至民国时期马仲英进疆时，一再得到验证。 当然，如果是如乾隆朝那样无隙可乘，一方面清廷上下严密防范，一方面国家机器运转相对较好，那么对方一呼百应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基本都会被扑灭于萌芽状态，很难扩大升级。但我们知道，经过嘉庆与松筠主仆二人的合力打造，乾隆朝所取得的优势已丧失殆尽，将危险消灭于萌芽状态的能力早已不复存在。 十月十八日，道光接到斌静、色普征额与绥福联名的奏报：绥福于九月一日从伊犁起身，九月十五日已抵达喀什噶尔。绥福到了之后，对周边各回庄都进行了察看走访，按照斌静等人的汇报，各个回庄都没有什么异常。绥福还面见了希布察克部的比拜呢杂尔，拜呢杂尔认为，张格尔与苏兰奇应该是逃到浩罕了，所谓“附近各爱曼都是大皇帝管，断不能容留，想是逃往浩罕各地方”，但是目前我方兵力单薄，又天寒地冻的，“山内雪大草枯，大兵亦难行走”。“山中积雪深厚，水草无多”所以也只能是被动防御。等等。 道光看了这份奏报，依然非常不满意，总的来说就是说了半天等于什么都没说，你绥福从伊犁跑过去调查，结果报上来的内容还是老一套说辞，我想知道的一条也没说。因此道光下旨，一口气七连问，等于是把自己想知道的内容全部重申了一遍。 第一：“张格尔、苏兰奇滋事之日已一月有余，其何以起衅缘由，岂有仍未查明之理？”就是说都一个月了，你们干什么吃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查明事件的起因？ 第二“色普征额既已率众剿杀贼众多名，追出卡伦，何以张格尔、苏兰奇忽杳无下落？”既然敌人被你们剿杀了那么多，溃逃出卡伦的，那么为何带兵追剿又没追上？你们是追了个寂寞吗？ 第三：“色普征额所获活贼二十余名，及解交斌静八十余名，正可根讯确供，又何以全行正法？”前前后后一共一百多俘虏，为什么没审出事件起因，就全都给砍了？ 第四：“究竟所杀是否逆贼？抑系无辜布鲁特或系无辜回民？”你们到底杀的是逆贼还是无辜的良民？ 第五：“从前屡传萨木萨克滋事，及经查办，皆无其人。此次张格尔系萨木萨克之子，何以突如其来？”萨木萨克不是查无此人吗？怎么突然就又冒出来个儿子？ 第六：“苏兰奇祖父著有劳绩，伊亦赏加翎顶，素为出力，何以遽萌异志？”苏兰奇世受国恩，为什么会造反？ 第七：“贼众仅三百余人，辄敢图为不轨？”就这么点人，就敢闹事？ 在一连串发问后，道光得出结论：“其中必另有激变缘由，又或斌静等恇怯无能，一闻讹言，遽尔张皇失措，办理乖方，以致边人惊窜。此时张格尔、苏兰奇二人，毫无踪影。斌静等此次之奏，但称山内雪深草枯，兵难行走，看来伊等之意，竟系全无把握，希图含糊了事。” 就是说这次滋事之所以这么多疑点，肯定是另有缘由，要不然就是斌静胆怯懦弱，一听到流言，就不知所措，夸大危险，搞得边境混乱。而且你斌静说山内雪大、无草，难以行走，那看你们的意思，就是根本没有什么把握了，是打算稀里糊涂的蒙混过去吗？ 而且道光对绥福的表现也很不满意，明确告知庆祥，等庆祥抵达喀什噶尔，绥福就跟着庆祥当差，不得再与斌静、色普征额联名上奏，免得你们互相袒护。 紧接着，道光又下了一道旨，要求庆祥一定要查明真相：一方面要庆祥查明斌静等人是否滥杀无辜、杀人灭口，一方面查清“张格尔是否实有其人？” 道光在圣旨中说“从前屡传萨木萨克滋事，均系乌有，此次张格尔称其子，恐亦系谎播之词。”这就是说，在道光的心中，一方面已经基本认定，斌静等人绝对是有胡作非为的事，造成民变，然后杀人灭口，另一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张格尔，纯粹是斌静等人为了掩饰自己找出来的借口。 道光告诫庆祥：到喀什噶尔后，一定要将调查情况“据实参奏，不可代人受过”，就是你别为了官场上的面子袒护斌静等人，到时候是代人受过，如果将来一旦发现你庆祥有徇私欺瞒的情况，恐怕你“不能当此重咎”，最后，道光对庆祥强调：你这个将军是身负重任，而边疆重地，办理事情一定要公允，让大家都心服口服，“以安众心，方为不负委任也”。  律师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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