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宇清
北京收藏家协会会员，撰稿人，策展人，原纸媒编辑，民国月份牌广告画、中国现代年画及宣传画研究与收藏者。曾长期主编报纸的副刊、文史等栏目，著有随笔散文集《旗袍里的思想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近现代张贴美术研究专著《张彩贴红1915-1976》（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 |
新女性，一种美学的诞生 王宇清 现代新年画在1949年后前所未有的繁荣，开启了中国美术史的一个重要单元。由于几乎那时所有画种的画家都有参与，现代新年画不仅在当时空前繁荣热闹，也在题材范围、表现力、审美取向等等各个方面，都和以往大相径庭。
一如我们今天之所见，过去月份牌画中受欢迎的大美人在现代新年画里被换成了劳动妇女，过去的帝王将相换上了人民领袖，过去的才子佳人的故事则改由革命年代的英雄一统了天下……画上一切仿佛都在改变，这些变化则在在提示着人们，一个和以往迥然有异的新时代揭开了序幕。 1949 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关于开展年画工作的指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年画内容、形式、生产以及销售等方面工作，都作了详尽指示，并特别强调了对在民国流行一时的月份牌画要注意利用和改造，使之成为彼时大张旗鼓的新年画运动普及的工具。这项指示发布后，新年画蓬勃兴旺的盛期到来。 
1955年3 月，上海画片出版社正式成立，并于1956 年成立了年画创作研究室。上海文化局也开办了年画作者学习班，聘请谢之光、李慕白、金梅生等月份牌画家讲授、演示擦笔水彩绘画的理论与技法。为期两年的训练，意在培养新一代的年画作者。毋需赘言，从民国肇始，到新文化运动，然后1949后的改朝换代，无论政权如何更替，自清末开始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现代化”的转型，始终都被国家当做一以贯之的主题。既然如此，那么追逐“现代的”，“应时的”，“新兴的”事物或人物，无疑被认为具有着某种当然的政治正确性。那么对于作为新时代重要宣传载体的年画要如何描绘和呼应时代的不断更新，自然成了最主要课题之一。原先那种妩媚、甜俗等等为月份牌画一向熟稔的表现路数，彼时被认为格调上已不再适用于新的时代，而所谓“红光亮”则成了新文艺倡导的一个方向，一种笔者姑且名之为“劳动美”的审美新取向，更日益被当做新时代艺术的重点。
文化与社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系列巨变，让曾经被一般民众欣赏的月份牌式“甜、糯、嗲、嫩”的审美趣味遭到了摒弃。柔媚温婉的美不再适应意识形态的新环境，革命时代的女性形象被认为应该是英姿飒爽的。当“劳动美学”普遍被运用于指导艺术与社会生活之时，时代的新女性形象，也就在审美新范式的这种确立中诞生。在这新的形象和范式中，女性热衷修饰的长发被精干而普遍的短发所替代，民国月份牌画片里的烫发女郎在1950年代个别年画中也仅仅只能是惊鸿一瞥，之后，便很快销声匿迹。在相当一个时期的年画形象中，新女性的胳膊、腰身是要越粗壮越结实才越好，因为这象征着新女性成为了“半边天”而有力量了。脸部也很重要，新女性不再是年画早先传统画诀中“鼻如胆、瓜子脸、樱桃小口、蚂蚱眼”的旧态，亦不再有月份牌里那种高鼻梁、大眼睛、涂着红红嘴唇向西洋时时看齐的民国摩登美女范儿。女性脸庞的新模样往往是被描绘成圆圆的，往往还要兼有浓眉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女性豪迈的新气象由此成为这时期年画的一大特点，似乎不惟如此，不能彰显时代之新风。
往昔犹如过隙的白驹，曾经的时代，曾经被推崇的温婉、可人和妩媚，经过“新时代”气宇轩昂的与时俱进，“新颜”一点点地终于覆盖了“旧貌”，恰似那明日黄花，一去再也不返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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