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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4日，上海的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一样，可等了一天也没有见到一滴雨水。而空气中蔓延的闷热，亦像捂在了人的心里一样，让人难受得喘不过气来。 这一天，陈延年带着沉重的手链和脚链，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刑场。他看着是那样的坚毅且从容，仿佛前面不是刽子手，而是新中国的繁华大道。 刽子手大声吆喝着：“跪下！” 陈延年坦然地看着自己身侧的刽子手，不卑不亢地说了两个字：“不跪。” 刽子手高高举着大刀，脖子里的青筋正在一下一下地跳动，他不允许任何人质疑自己手里这把大刀的震慑力。接着，他又提高了好几个声调，朝着看起来已经虚弱不堪的陈延年大吼：“我叫你跪下！” 陈延年微眯起了眼睛，抬头看了看天，心里默默地想，可惜了今天不是晴天。随后他又回过头异常从容地说道：“革命者，绝不下跪！只能站着死！” 从被抓到走上刑场，已经有足足九天了，这九天里都没怎么进食的陈延年，在在一次又一次的毒打之后，早已遍体鳞伤，可是这一刻他的话却是那样的掷地有声。 他把头高高扬起，朝着刑场大喊到：“我至死不跪！” 执行此次处刑任务的小头目看着这一幕，心里的怒火蹭蹭地往上冒，他骂了一句：“真他妈的硬骨头！”接着，他将自己手里的烟丢到了地上，挥了挥手，好几个人一拥而上，想要将陈延年按倒。 陈延年几乎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气努力站着，哪怕被推了好几个趔趄，也没弯下腰和腿。 小头目直接拿着一把备用的大刀，怒气冲冲地走上前去，一刀砍到了陈延年的身上：“我看你跪不跪！你们还看什么，拿刀砍到他跪下为止！” 小头目的声音叫嚣在刑场上，得令的反动派一起挥舞着大刀冲向了陈延年......  陈延年 “黑面武生”模样的书生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继承了父亲的聪明才智。 在他小的时候，任谁看他都觉得他更像是一个练武的，皮肤黝黑，身材魁梧，从小就比同龄人有力气，就连母亲有时候也要调侃他是个“黑面武生”。 或许有陈独秀这个父亲做榜样，陈延年从小就喜欢看书。在父亲不能陪伴自己的时候，他总会问祖母父亲小时候看过哪些书，从那些书里，他逐渐走近和读懂了父亲的世界。 在陈延年的记忆里，母亲总是摇着自己的蒲扇，将他和弟弟乔年搂在怀里柔声说：“你们的父亲是做大事的人，总有一天你们会懂得的。” 1913年，陈独秀高举反袁大旗，为中国的未来寻找出路。这个举动惹怒了袁世凯，也牵连了家人。彼时正带着弟弟在新式学校读书的陈延年，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为了保护自己两个儿子的平安，母亲急忙将延年和乔年喊回了家中。 原想着回家暂时躲避一段时日，等到事情过去了，就回到安庆继续读书的延年，低估了北洋军阀对他们一家的仇视程度。为此，母亲和祖母怎么都不愿意陈延年再次返回学校。 直到1915年，陈延年和陈乔年才获得了家人的同意，前往上海。  陈延年的母亲 彼时，陈独秀已经和高晓岚感情破裂，身处上海多年没有回家。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也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陈延年带着弟弟搬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发行所。他们拒绝了父亲和家人的资助，选择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可是，没有身怀一技之长的哥俩，竟然在上海一时间找不到什么工作。虽然父亲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但陈延年还是没有寻求任何人的帮助，而是站直了自己的身板，带着弟弟去做工。 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陈延年见识到了最底层工人们的命运。 那个时候的陈延年，吃着最硬的干饼，咽不下去的时候，就会跟着那些工人们凑在自来水管旁边一口水一口饼地吃下去。有时候实在吃不下去了，还会从衣服里摸出来一小包用纸包好的盐，小心翼翼地洒在饼上一点点。不能撒多了，不仅仅是因为盐贵，还因为太咸了总想喝水，影响下午干活，工头会有意见。 祖母来上海探望过自己的两个孙子，陈独秀的第二任妻子，也就是他们的姨母，也曾几次找到他们做工的工地和住的地方。可陈延年兄弟俩还是不肯接受任何人的援助。 最后还是陈独秀委托自己的朋友汪孟邹，让他将自己的稿费预支出来，偷偷塞给弟弟陈乔年。 陈延年得知之后，又特意将自己白天做工的时间给均出来了一些，借此带着弟弟跑到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帮忙做些杂活。 就这样，他们白天穿着和苦力工人一样的破布衣衫去扛东西、干苦力，晚上就穿上已经略显小的旧式长袍马褂去学校读书。 那些马褂是他们离家的时候，母亲熬了许久做出来的，如今穿上已经有些显小了，但他们却从来舍不得换扔了再做新的，直至穿到最后洗得发白。  有了切身的感受，更有着父亲的影响，几乎是毫无疑问的，陈延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彼时一直坚持学习法语的他，早就在心里产生了留学的想法，他要将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带回中国，为国家带来新的力量。 陈延年最开始接触的，是无政府主义。那个时代的人们还没过多地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而陈延年的朋友当中有一个叫做吴稚晖的人，他是一个极力推崇无政府主义的人，因此，陈延年在最开始也一直坚持着无政府主义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12月，陈延年和包括弟弟在内的许多新青年，怀着期待和不安踏上了远去的邮轮，前往法国读书。直到1920年的2月，他们在海上漂了将近两个月，才到达巴黎，在巴黎大学的尉设学校进行学习。 也是在这个时期，陈延年加入了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工余社”，并且和他的父亲一样，创办了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杂志《工余》。 陈延年等人并非富家子弟，远去法国留学的钱，陈独秀想要资助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继续发扬勤劳吃苦的精神，陈延年和一众同僚前往法国里昂的工厂找工作。从中国的上海到法国的里昂，陈延年持续发挥着工人的本色，也感受着各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 剥削和压迫依然存在，陈延年等人的工资时常被拖欠，有时候好长时间不发，也有时候直接给一些明信片。为了能够在法国活下去，陈延年等人只好将明信片再寄回国内，想办法托友人卖掉维持生计。 陈延年等人并没有因此垂头丧气，在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岁月里，他们学会了用思想来充实自己，一个一个意气风发，努力探索者救国救命的道路。他们亦从不鄙夷别人和自己并不相同的信仰，而是坦然地和所有人一起讨论着那些真理。 也是在这个时候，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几位留学生成为了焦点，让包括陈延年在内的人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蔡和森等人曾希望陈延年可以加入到共产主义队伍，只是彼时的陈延年还无法走出无政府主义的思路，他仍然希望能坚持自己的初心。  吴稚晖 自1921年开始，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当中发生了三次巨大的斗争，无数学生受到了迫害。也是在这个时候，陈延年无政府主义道路上的领路人吴稚晖，竟然和北洋军阀的人公然勾结在了一起，借助政府的力量，打压那些和他不是一个帮派的学生。 陈延年几次抗议，可吴稚晖一点都听不进去，到后来，两个人还经常因为这些事情吵架。看着那些因为吴稚晖的卑劣行径惨遭迫害的学生，陈延年不禁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1913年，因为父亲反对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的暗杀名单上赫然列着陈延年、陈乔年这两个无辜稚子的名字。若不是老家来人通风报信，或许早就没有了前往法国的陈延年和陈乔年。 一想到这些人和自己一样，只是被人看不惯，所以要遭到迫害，陈延年就觉得无政府主义所坚持的真理是那样的可笑。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也成为共产党中最早一批认识到要让共产党建立和掌握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人之一。 怀揣着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和向往，赵世炎和周恩来等人积极带领陈延年开展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他们不仅在远离祖国的欧洲大陆上建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还一起编印了《少年》杂志，向世界发出了一份中国少年的声音。  赴法留学生 1923年，为了能够更好地培养中国的青年一代，中共党组织决定派包括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在内的12个学生，前往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直到1924年9月，陈延年才返回上海，帮助党组织在国内开展革命工作。 到了10月，陈延年又被调往了广州。这里是他从未接触过的地方，要在这里开展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 陈延年根据自己曾经的工作经验，成了广州街头的一个黄包车夫。不论刮风下雨，他都是拉着一辆黄包车，和广州的那些黄包车夫一起，混迹在广州的大街小巷。谁又能想到，1923年10月的广州街头，有一个在国共两党当中都相当有话语权的人，在拉着黄包车，奔跑在广州炽热的地面呢？ 父亲从自己小的时候就干革命，所以陈延年从小就见识到了父亲行走在风口浪尖上的样子。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就是在1913年，那个时候也是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第一次进反动派的暗杀名单。 陈延年一直记得，母亲站在家门口等着自己的情形。已经和丈夫决裂了的女人，就站在那盏昏黄的灯笼旁不停向外张望，期盼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家。 一见到母亲，弟弟乔年便在母亲怀里哭成了泪人，而延年就直挺挺地站在一旁，一语不发。后来乔年问过：“哥，你不怕的吗？” 陈延年没有回话，才14、5岁的他还无法坦然地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他也明白，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对父亲来说，是革命；对母亲来说，是孩子；而对于陈延年而言，是能够建立起来一个平等和谐的新中国。 也正是因为无惧生死，陈延年参加了组织策划1925年6月19日声援伤害人民五卅翻地爱国运动的省港大罢工。 彼时已经担任着广东区委书记的他，毅然决然地站在游行示威队伍的最前列，向着帝国主义发出了自己掷地有声的质问和谴责。  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活从当黄包车夫到示威游行活动，陈延年始终坚持着自己和工人们站在一起，他体会过工人们的痛苦，所以他比谁都能了解这个群体当中的心酸和悲愤。 也正是因为贴近群众，直到1927年的3月份，广东党组织一共发展了9000多名党员，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陈延年还喜得了一个“两广王”的称号。 就连周恩来都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 1927年，6月26日，上海中共党组织正在上海四川路施高塔恒丰里104号住宅里召开这秘密集会。正当大家探讨着关于江浙地区的党内事务建设时，突然有地下党员匆匆敲响了这扇门。 主持会议的王若飞被告知有人被捕，成了叛徒。得到消息的众人只得赶紧撤退。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就有特务前来这里搜查。彼时为了打消反动派的疑虑，只留下了赵世炎的夫人夏之栩一人留守在这里。 而特务突然来了之后，就限制了夏之栩的行动，让她无法撤下放在窗户上代表平安的花盆。  王若飞 这一天，是陈延年调任江苏省委的第一天，上午参加会议的陈延年放心不下存放在这里的重要文件，又悄悄跑回了这里观察情形。当他遥遥望见那盆代表无事的花时，便毫无防备地径直走进了这间屋子。 陈延年被捕之后，陈独秀和各方势力都在积极谋划着将陈延年救出来。好在陈延年一口咬定了自己是叫陈友生，干农活的粗人一个，原是被亲戚从乡下喊来到房东家里劈柴做饭干杂物的，大字都不识一个，更不晓得他们问的革命是什么道理。 这样一来，尽管国民党不想放人，但在各方势力的努力下还是有希望将他救出来的。偏偏这些军警索要大额赎金，一时间让上海党委的几个人愁坏了脑袋，到处筹钱。 陈独秀有一个好友叫汪孟邹，陈延年早些年来上海的时候，就是在汪孟邹的出版社借宿。汪孟邹作为长辈，十分器重陈延年，也为了筹钱和找关系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汪孟邹开着一家亚东图书馆，所以在文化届十分有话语权，一来二去，就连胡适也知道这件事。 胡适询问汪孟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想搭把手，于是找到了自己在国民党当中的老朋友，可是就连胡适也没想到，自己会所托非人。这个人就是吴稚晖 。  汪孟邹和胡适 吴稚晖在得知自己要救的那个人长得又高又黑，还叫陈友生的时候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他总觉得这个人的长相描述未免太像陈延年了一些。之前陈延年曾大骂吴稚晖，因此吴稚晖一直记恨在心，他好不容易逮到了一个机会，怎么可能放过陈延年？ 再加上吴稚晖此时已经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核心人物，他早就忍不住将共产党除之而后快，因此他当即派人到上海去告诉国民党在上海的警备司令杨虎，被关在了监狱里的那个人，不是什么陈友生，而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陈延年。甚至他还在给杨虎的信上写了“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一再交代他，一定要杀了陈延年。 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杨虎喜不自胜，认为自己发财升官的机会又来了。他派人对陈延年严刑拷打，几次将陈延年打昏了过去，可是陈延年一个字都没说，一口咬定了自己不是陈延年。 虽然陈延年的好友刘方岳，请到了在上海律师界有着非常高名望的吴凯声，为陈延年打官司、做申辩，可吴凯声用尽了浑身解数，也没能在法庭上保下来已经被国民党下了“必杀令”的陈延年。  1927年7月4日晚上，也就是陈延年被捕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就将陈延年押上了刑场。此时的他早已经遍体鳞伤，被反动派折磨得好几处伤口都露出来了白骨，可是他却一言不发，甚至面带微笑，从容地走上了刑场。 到了刑场之上，还不断有人劝说陈延年叛变，可是陈延年始终一言不发，直挺挺地端坐着，注视着前方。 从1913年第一次被追杀，到1927年上刑场，陈延年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不畏惧生死，只是可惜自己没有办法亲眼看到一个崭新的中国。 刽子手凶恶地让陈延年跪下来，但陈延年却依旧站得笔直，他是革命者，可以站着死，绝对不能跪着死。他朝着刑场大喊：“我宁死不跪！”恼羞成怒的刽子手眼看着僵持不下，只能拿着大刀将陈延年乱刀砍死，血肉模糊。 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从中国上海到法国里昂，陈延年信奉过无政府组织，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的一生短暂，却是那样的辉煌。 1927年的7月5日，《申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铲除共党巨憨》的文章，里面直指杨虎抓捕了陈独秀之子，共产党巨憨陈延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看到了这封报道的陈独秀，忍不住一个人在房间里失声痛哭，一连几天粒米未进。 陈延年的弟弟妹妹们想要前去为他们的长兄收尸，可蒋介石下令坚决不许任何人收尸，弟弟妹妹们只能拎着东西蹲在刑场门口崩溃大哭。 1928年，6月6日，仅仅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陈延年的胞弟陈乔年，也在上海被反动派枪决。在奔赴刑场的道路上，陈乔年对着身后的战友们大声说了一句：“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任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随后他便毅然决然地踏上追随哥哥的脚步。  陈乔年 短短两年时间，痛失两个孩子，陈独秀悲痛不已，整日以泪洗面，就连亲近的人都不敢出现在他面前，生怕勾起他对两个孩子的回忆。 而陈乔年的姐姐，陈延年的妹妹陈玉莹，曾经两次奔赴刑场为哥哥和弟弟收尸。最终因为场面太过惨烈，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一病不起，在乔年牺牲没多久，病死在了上海宝龙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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