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前人后，我一直称师父叫顾总。但很多时候，我并不觉得师父像领导，顾总对于我，更像兄长、像父亲。
刚进报社的时候，我是划版编辑。所谓“划版”，似有谋划版面之意，其实更像“画版”，将总编签阅后的整版稿件，按编辑要求的位置画在版样纸上，然后送到排字房让工人捡字排版。
那时候，师父是《芜湖日报·星期刊》的主任。此时《大江晚报》尚未创办，《星期刊》堪称芜湖的《南方周末》，因为较强的可读性和服务性，颇受市场青睐，发行和广告业绩十分喜人。《星期刊》编辑室也就成为报社的“特区”，报社在人财物上给予了颇多倾斜，能够加入这个部门，在很多记者编辑看来都是极幸运的事情。
我完全没有想过这样的幸运会降临到我的头上。那时我进报社不到一年，虽然此前因为投稿与师父有过接触，但师父性格内敛，不苟言笑，所以进报社之后并没有和他有更多接触。
据说是师父点名把我调去《星期刊》的，尽管我毫无资历可言。也许，他看中的是我初出茅庐的单纯与冲劲，从中可以看出师父别具一格的用人方式。
在《星期刊》的日子里
就这样，我成为《星期刊》的二版编辑，并参与头版“大特写”的采访。从此，《星期刊》二版的责任编辑一栏印上了我的名字，头版上经常会有我采写的“大块文章”。师父还专门为我印了一盒名片，在我的名字后面写有“记者编辑”字样。那时候都说记者编辑是“无冕之王”，这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外出采访或与同学见面，总是人模狗样地掏出名片使劲散发。
但我至今记得师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既然报纸上打出了你的名字，就要对这个名字负责。”
就是从那时起，只要印有我名字的稿件和版面，我不敢粗枝大叶，总设想读者在看了我写的文章和我编的版面之后，会回过头来查看那么棒的作者和编辑到底是谁。
我做《星期刊》二版编辑的时候，《星期刊》其它版面的编辑都比我年长，而且都是芜湖乃至安徽新闻界和文学界的大咖，20多岁的我能够与他们共事，仿佛踩到了“巨人的肩膀”。
在《星期刊》的日子忙碌而辛苦，但业务环境却相对宽松，不仅像“刑警队长被打”这样的本地突发事件可以追踪报道，省外发生的重大新闻我们也常常像《南方周末》记者一样进行异地采访。这体现了师父办刊格局的开放性，更得益于时任《芜湖日报》总编辑丁红云对师父的赏识和信任。丁总和师父是我在芜湖新闻界见过的两位最有情怀的报人，正是由于丁总的放手和师父的敏锐，以及他们共同的理想主义情怀，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记者编辑坚定了“铁肩担道义”的信念和“辣手著文章”的信心。
那时的《星期刊》单列发行，每周提前在日报上发预告，就像出菜单一样。因为每期总有“硬菜”，发行量节节攀升，最高峰达到15万份的期发行量，远超当时省城的《逍遥津周刊》。在丁总的支持下，师父争取到发行与奖金挂钩的激励政策，每期多卖或少卖一份直接决定我们的钱包是鼓一点还是瘪一点。结果那时候我们的奖金普遍高于报社平均水平，但师父没有把报社的奖励全部分到个人，而是留存一部分用于“团建”。“团建”的形式多种多样，较受欢迎的一种，便是在每周《星期刊》出街之后，大家结伴出去喝酒。
进《星期刊》之前，我几乎滴酒不沾。刚到《星期刊》，师父曾设宴欢迎我，我腼腆地跟师父说不会喝。师父语重心长地说：“那一定要练！”
旁边诗人出身的王纯才立刻“神补刀”：“要想办好《星期刊》，先要过好酒量关！”
是酒让师父加深了对我的了解，增进了我与师父之间的“革命情谊”。虽然经过勤学苦练，我的酒量进步不大，但酒胆很快超过了师父，以致后来他派我去“麻雀都能喝三两”的阜阳采访解晓东演出风波的时候，我在协助采访的阜阳同行盛情款待的酒席上没有躺孬，尽管第二天发现自己喝断片了。
师父虽然鼓励我们喝酒，但他自己在家很少喝酒。他把酒当成与人交往、加深了解、促进工作的纽带。在《星期刊》付印的时候，师父经常让我们去请机房的制版小哥喝酒；逢年过节的时候，师父会以《星期刊》的名义请兄弟部室和合作单位喝酒；编辑室内部有同事闹别扭，他也会召集大家到小酒馆里去把话说开。貌似师父在搞不正之风，其实酒钱大都出自报社给我们的奖金提成。师父把喝酒当成抒发感情、表达义气、化解矛盾的一种方式，他习惯用酒文化来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一场官司催生晚报诞生
今天的芜湖广电和报社已经“一家亲”了，但想当年却是竞争对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两家“兄弟单位”曾经因为《星期刊》对簿公堂。那时广电办有《广播电视周报》，每期刊载下周电视节目表。起初《广电报》很欢迎别的媒体转载节目表，觉得那样有助于提高广电节目的收听收看率。可当《星期刊》的发行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广电报》觉得自己的读者群和广告客户都被抢走了，于是状告《星期刊》侵犯著作权。当时司法界对电视节目预告表是否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存在争议，我个人也不认为《星期刊》俏销完全是电视节目表的功劳。但那场官司让师父和报社的决策者看到了《星期刊》的局限性和正在面临的挑战，更看到了市场对贴近百姓、关注民生的新闻出版物的强烈渴求，于是萌生了以《星期刊》人员为班底创办一份晚报的念头，既摆脱那场官司带来的困扰和束缚，更希图将《星期刊》的特色和优势通过晚报发扬光大。
当时《星期刊》为数不多的几位编辑记者几乎都在师父的指派下奉命进京跑过刊号。我至今还记得某天深夜，早已过了晚餐时间，我和纯才老师在北京前门的小吃摊喝酒。那一次进京，纯才领着我拜访了徐惟诚和梁衡，虽然纯才的暴脾气和跳跃性思维还不能让我完全适应，但从他的身上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他对师父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义。
这种重情重义在当今职场上似乎不再流行，但却融入了当年《星期刊》几乎每个人的血液，这与师父本人的重情重义密不可分。晚报创刊以后，师父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告诉后来的晚报人：“纯才是晚报的大功臣！”几年前，当退休不久的纯才不幸早逝，师父在《芜湖日报》发表长篇悼文，那股对当年并肩作战好兄弟的浓烈情义力透纸背！
1996年晚报创刊，师父的职位是芜湖日报社副总编辑兼晚报总编辑，他任命我担任晚报编版部主任。在编版部分管的版面上，推出了由师父主笔的“韦月闲话”专栏，我也开辟了后来叫“凡夫沙龙”的个人专栏。那时师父和我们每一个晚报初创者都有一个梦想，要用自己手中的笔，激浊扬清，激扬文字，为老百姓说话，替老百姓办事。
沿用至今的3838110这个晚报热线，便是师父让我去找电信领导选来的号码，师父要求我们把晚报热线办得像警方110那样深入民心，要让习惯有困难找警察的市民养成另一个习惯：有困难找晚报。
那时的晚报热线真的很“热”，特别是升学期间，询问升学问题的家长常常让负责接热线的教育口记者感觉那台电话像是长在了他的手上。
那时的晚报夜班真的很忙，我们将热线呼叫转移到值班记者的“小灵通”和手机上，随时接听市民报料，有一支“昨夜今晨”采访组始终待命，在晚报次日凌晨开机印刷前，将夜幕下刚刚发生的突发新闻呈现给读者。
这一切，其实都是围绕着师父经常挂在嘴边上的那句办报宗旨：读者第一，可读性第一。
为了这“两个第一”，师父经常又把另一句话挂在嘴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那些有困难找晚报的读者，多半是来“报忧”的，可造成这“忧”的责任方，往往希望晚报“报喜不报忧”。随着晚报影响的扩大，办报压力如影相随，压力最大的自然是作为晚报总编辑的师父。我们遇到压力、受了委屈总习惯向师父去倾诉，我曾不止一次为某篇曝光稿件被“毙”跑到师父的办公室里“大放厥词”，师父总是以隐忍的方式默默充当着“负面情绪垃圾桶”，但随后他会在出席某个高级别会议时，不失时机地为晚报的报道权大声疾呼。
师父去年过世的时候，我在晚报记者群中看到几位并不认识师父的年轻记者在转发有关师父的“江湖传说”，其中“爱兵如子”这个他们听来的传说在我看来并不是传说。
当年我们这些被师父呵护的弟子们虽然冲劲十足，但由于工作毛糙也没有少给师父添乱添堵。每次因为某位记者报道失误闯下“大祸”，师父在内部狠批一番责任人之后，总是自己去向上级检讨担责，据说“引咎辞职”的申请递交过多次。有一回师父也挡不住上级对某位责任人的处罚决定，在某个半公开场合，他潸然泪下，称自己“没有保护好我们的记者”……
为人低调，办报却并不低调
师父身材瘦小，穿着不太讲究，我甚至从没见过他穿西装打领带的样子。有几次他带队去外地学习考察，随行西装革履的记者和驾驶员常被“以貌取人”的接待人员误认，握着他们的手连喊“欢迎顾总”，师父在一旁总是面带微笑，颇有点冷幽默的意味。那时候每年晚报都会策划大型的周年纪念活动，举行仪式的时候，方方面面的头头脑脑都会莅临。作为晚报掌门人的师父当然会在现场，活动的所有流程也都经过他的审定，但需要登台讲话、迎来送往、抛头露面的时候常常找不到他的身影。貌似师父待人不够主动热情，其实是他不愿意在公开场合突出自己。
师父酷爱读书，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擅于撰写各类新闻作品，散文、随笔、杂文的写作功底也十分出众，还擅长绘画和书法。但他对扬名立万看得很淡，对评高级职称、入作家协会之类功名事项毫不热衷。常常有人劝他出书，他一直婉言谢绝，后来晚报几位熟悉出版的同仁们“半逼半劝”并代劳很多相关事宜，师父才勉为其难地出版了他的随笔集《韦月闲话》。
“顾伟明，在农村插过队，到工厂当过工人。1984年进入地方报社工作，先后在《芜湖日报》、《芜湖日报星期刊》《大江晚报》从事采编业务。热爱鲁迅，喜读杂文。自愧无满意之篇问世，实乃心力与笔力不济之故。”
这是师父在《韦月闲话》中自书的简历，他所担任的职务、头衔和在报界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只字未提，字里行间透着师父始终如一的低调。
师父为人低调，办报却并不低调。在《大江晚报》的发展史上，很多重大决策、经典策划都出自他的神来之笔。
师父每年都会策划晚报改版，努力让晚报始终紧跟潮流、贴近百姓。每次改版从内容到版式乃至标题和行文字号都由他拍板定夺；无论是原来的《芜湖晚报》还是更名后的《大江晚报》，报头的书法都是师父从毛泽东大量书法作品中收集相关字体并亲手设计而成。
“唯有不变的就是变”，这是师父重要的办报理念。晚报面世之初是下午出报、4开8版。当时芜湖市场上发行量比较大的报纸都来自省城和沪宁等地，这些报纸版面众多，内容丰富，我们想从其口中瓜分市场蛋糕困难重重。是师父确定了“抢发行时间、强本地新闻”的竞争策略，在创刊不久便力排众议，改晚报下午出版为早晨出版，并将版面扩充为4开12版，推出读晚报获BP机等一系列有奖读报活动。结果不到半年，《芜湖晚报》便成为芜湖地区零售量最大的报纸；不到年底就创造了周发量25万份、最高日发量5万份的业绩。
当时在芜发行的外地晚报看到了《芜湖晚报》的上升势头，利用自身雄厚实力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企图垄断市场，让我们的采编和发行团队颇有些惶恐。是师父第一时间拿起笔，在晚报的“韦月闲话”栏目中嬉笑怒骂、口诛笔伐，不仅鼓舞了团队士气，也激发了芜湖读者支持家乡晚报的热情，更让异地媒体领教了《芜湖晚报》的锋芒。
虽然师父是晚报总编辑，但每天并不审阅具体版面，他把这些日常工作都交给两位副总编辑。但他每天都会认真读报，每隔几天，会将自己有褒有贬、一针见血的读报心得，用饱蘸红墨水的毛笔挥洒在《大江晚报》上，然后让人张贴在我们下班必经楼道口的评报栏上。“顾总评报”很快成为《大江晚报》的一道独特风景，几乎每一位采编人员都会站在评报栏前仔细阅读，不是看师父那潇洒的行草，而是看又有哪些版面和文章被师父点评。无论是褒是贬，无论是否被师父点名，都常常让我们受益匪浅。
在师父执掌晚报那些年，《大江晚报》多次扩版，迅速迈入“厚报时代”，成为芜湖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也是回报率最高的广告载体，那时候读者对晚报最集中的一条投诉便是：广告太多。
师父开创了芜湖纸媒的“黄金时代”，但伴随着他的退休，那个曾经让我们激情燃烧的“小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谁“杀”死了我的师父
师父2004年赠我那本《韦月闲话》的时候，在扉页上写有“小兵弟雅正”几个字。名字后面的“弟”字，表达了师父对我兄弟般的情谊。
师父在位那些年，我自认为与师父的“心理距离”是比较近的，但“物理距离”并不总是很近，我一定不属于经常到他办公室甚至家里“汇报思想”的那群人，逢年过节我也从来不会拎上两瓶好酒去给师父拜年。
与师父见面和走动变得频繁，是在师父退休以后。我和几位与师父认识多年的老朋友每隔一段时间会相约小聚，轮流做东，我们戏称为“过组织生活”。
“组织生活”曾经一度中断，那是因为师父去了浙江，在一位故友开办的私企里做文字工作。退下来的师父为什么“退而不休”远走他乡？原因之一可能是为了在经济上支援刚在上海找到工作的爱子，从中不难窥见师父为官时的“两袖清风”。
后来，芜湖一家企业的内刊请师父当顾问，师父才又回到芜湖，我们的“组织生活”从此正常起来。师父也开始以杂志编辑的身份向我和报社的同事约稿，每月发稿的时候，师父常常利用“职务之便”请我们小聚，并奉上新鲜出炉的杂志和稿酬。
虽然退休后的师父编的是企业杂志，但他最关心的还是《大江晚报》。每次与我见面总会问起报社的现状和我们的工作情况，总会谈及他最近阅读晚报的种种感受，貌似“不在其位仍谋其政”，其实饱含了对晚报无法割舍的深深眷念。
师父退休后的十年正是纸媒日渐式微的十年。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新媒体的迅猛发展让纸媒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报纸能发的内容，手机上都有，而且发得比报纸快，内容像报纸一样丰富；报纸不能发的内容，手机上也有，而且写法比报纸活，胆子比报纸大，即便捅了娄子也可以通过第一时间删改文章逃避责任，不像报纸，一旦出错白纸黑字印在那里，在劫难逃！
尤其是那些曾经辉煌的都市报都经历过快速扩张的阶段，摊子铺得很大，人员进得很多，巨大的运营成本在行情好的时候有巨大的广告收入支撑，自然根本不算事，可如今行情不好了，广告收入断崖式下滑了，入不敷出便成为常态。
摊子铺大了倒是可以缩小，人进多了却并不容易裁员。锅还是那口锅，嘴还是那些嘴，粥却没有那么多粥了，一张张吃不饱的嘴自然充满了各种怪话牢骚。
师父听了我们这些弟子的牢骚怪话，十分理解十分着急也十分无奈。看着自己亲手孕育的晚报一天天在走下坡路，师父的痛惜和苦闷日益深重。他很希望他的弟子们不忘初心、坚守阵地，对于一些他认为正在丢掉“为老百姓说话、替老百姓办事”的办报宗旨而一味趋炎附势的继承者们，他常常悲愤交加，甚至不惜割席断交。
师傅是今年5月13日零时32分走的。“5.13”，谐音是“我要闪”，师傅“闪”得实在太过突然！
倘若不是打电话约他过“组织生活”却迟迟不见回复，我和晚报的同仁们都不知道他病重住院，更没有想去医院探视之后没过几天，师傅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医生说，由于忽视体检麻痹大意，导致师傅身患重病却没有及时发现，是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
我愿意相信医生的话，但却不愿全信。总觉得，我们这些被他领上新闻道路的弟子们的失责、颓唐、消极和无奈，才让深爱晚报、深爱新闻事业的师傅深感失望、无力和郁闷，难道这不会是他突发疾病的诱因吗？
师傅才是那个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新闻人，我们却不是，尽管我们总把这句口号挂在嘴边。
韦月闲话 妙墨论道 惜天不怜才
读者挚友 驾鹤遽去 惟挥泪招魂
这是《大江晚报》第一任副总编辑冯慧莲为师傅撰写的一幅挽联。去回然园送别师傅那天，这幅挽联的下面站满了师傅的亲朋好友、领导同事、后生晚辈、热心读者……顾总儿子的小学班主任也闻讯赶来，她在后来写给我的一则短文中这样写道——
有一种人，见面很少，交流很少，却当得起一辈子的朋友。能有这么多人来送行，能被这么多泪水淹没，这一生，值了！
知道海德格尔是从“向死而生”开始的，然而现在我觉得仅仅是向死而生还不够，我们不妨把认知的边界再打开，如果说人生的来路与去路能构成一个闭环，那生与死，就是彼此重合的一个点，生即死，死即生。若没有闭环，那也不过是不同世界的切换。
再见，韦月先生！下一个世界再读你的闲话，再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