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 云顶新耀 logo （来源：云顶新耀官网） 65 岁的薄科瑞博士职业生涯十分丰富，他是肿瘤内科医生出身，之后“弃医从药”，并于 2000 年加入礼来公司并在这里工作近 18 年直到退休。在职期间，他曾带领团队研发了 17 种新化合物。2018 年，他加入国内生物医药单抗知名企业信达生物担任首席科学官，负责领导该公司 PD-1 抗体 sintilimab 的 NDA 准备和提交工作，该药已于 2019 年在中国上市。今年2月份加入云顶新耀则是他退休后的又一“新旅途”。 比薄科瑞早一年进入云顶新耀的何颖具有生物学和商业背景，他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硕士学位以及塔夫茨大学的生物学学士学位。作为一名高级财务及商务主管人员，他的生物医药和企业投并购经验也有近 20 年。在加入云顶新耀之前，他曾是全球领先金融咨询和资产管理公司Lazard的全球医疗集团董事总经理。在他的投行职业生涯中，累计筹集超过 10 亿美元的股权融资，并为超过 350 亿美元的并购交易提供过咨询服务。  License in是重要战略，Discovery能扩大权益至全球在与生辉谈话间，薄科瑞嘴角连同他的“八字胡”时常上扬，似乎是对重磅药物 TrodelvyTM（Sacituzumab govitecan）连续取得的新进展而感到高兴。 TrodelvyTM 引进自美国 Immunomedics 公司，是一款 first-in-class 抗 Trop-2 抗体药物偶联物（ADC）。今年4月，TrodelvyTM 获得美国 FDA 加速审批可用于治疗至少已接受过两线既往治疗的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 (mTNBC) 患者。今年 9 月，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 NASDAQ ：GILD）以 210 亿美元收购 Immunomedics，正是看上了 TrodelvyTM 未来的潜力。 本月初，云顶新耀宣布 TrodelvyTM 在中国用于治疗 HR + / HER2- 且至少接受过两线既往治疗的转移性乳腺癌（mBC）的III期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紧接着第二天，云顶新耀又宣布了在中国开展的 TrodelvyTM 用于治疗接受过至少两线既往治疗的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mTNBC）的II b期注册临床试验完成首例患者给药。 也是在上月，Sacituzumab govitecan 被纳入到最新更新的《中国晚期乳腺癌规范诊疗指南》，该指南由中国的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共同编撰制订，其权威性和重要性都不言而喻。 从Immunomedics在2020年9月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发表的验证性III期临床试验（ASCENT）数据来看，TrodelvyTM 与标准单药化疗相比效果显著。“我们今年公布的数据非常积极，接受这款药物治疗的两名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改善无进展生存期比单药化疗高出了 3 倍之多，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 薄科瑞对生辉说。 在云顶新耀的管线中，除了 TrodelvyTM 之外还有一款重磅药物备受瞩目，那就是引自 Tetraphase Pharmaceuticals 的抗生素 Eravacycline（Xerava ™，化学名依拉环素）。Eravacycline 是一款合成四环素类抗生素，用于治疗多重耐药菌（MDR）感染的一线经验性单药治疗，该药已经在美国、欧盟和新加坡或者上市。而在此之前，过度使用抗生素而使细菌产生耐药性的问题，致使诺华、礼来等国际药企曾一度放弃抗生素管线。今年7 月，辉瑞、默沙东等 20 多家大型制药公司联手设立了一项近 10 亿美元研发新型抗生素的基金，希望到 2030 年能得到 2-4 款获批的新型抗生素。 国际药企的“放弃”与“重拾”，暴露出抗生素领域的困境：控制细菌耐药性始终是难题，但市场又不能没有新型抗生素。 面对抗生素的现状，薄科瑞信心满满地对生辉说：“这里的临床需求很迫切，医生和危重的感染者都需要治疗多重耐药菌的新型抗生素。全世界有很多种抗生素，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抗生素和传染病之间的耐药性。而这正是 Eravacycline 的优势所在，它是一种广谱抗生素，涵盖了中国目前临床上大多数主要的耐药病原体，包括革兰氏阴性菌。革兰氏阴性菌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感染，威胁生命。但在中国过去的 23 年中，由于耐药性问题，很多感染无法治疗。而这款药对于面临严重感染的患者来说，是一项重大改进，更是一线生机的希望。” 在云顶新耀的管线中，除了两款已在国外上市的药物外，还有 4 款药物已在全球进入 III 期临床试验阶段；2 款药物正处于 I 期和 I/II 期临床试验阶段。 11 月 10 日，云顶新耀又公布了一项新进展：引自瑞典生物制药公司 Calliditas 的药物 Nefecon，其 III 期临床试验结果主要终点和次要终点均已达到。在治疗原发性 IgA 肾病（ IgAN）方面，Nefecon 在与进展为终末期肾病（ESRD）相关的关键因素中有显著有益效果且耐受性良好。 薄科瑞说：“这些令人信服的数据增强了 Nefecon 成为全球首个获批治疗 IgA 肾病药物的潜力。据估计，中国有 200 万 IgA 肾病患者，我们正在推进这项试验，努力尽早为中国患者提供这一重要疗法。” “未来一两年内，你们会继续引进产品还是先孵化当前的 8 款产品？会涉及其他疾病领域吗？”生辉追问。 “我们会继续保持以每年一到两个的速度引入新的产品，这没有硬性指标，但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产品。在领域方面，我们不打算再添加更多，除非我们看到之前尚不存在的、对当今某些疾病治疗的重大改进。例如，在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全球尚无很好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疗法，如果真的有针对这些疾病有重大改进的药物，那我会非常感兴趣。这将是一个庞大的、明确的、关键的、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薄科瑞回答。  图 | 云顶新耀产品管线图（来源：云顶新耀官网）对此，何颖严肃地说：“对于引进的药物我们是这个市场的唯一被授权者，我们也在很好地保护我们获取的独家授权。对于创新药的发展来说，良好的保护知识产权公众法律意识、法律环境和执法力度都非常重要，我们有独家权利去起诉世界上任何侵犯我们专利的人，所以没有第三方风险。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调查，防止他人侵权。” 除了 License in 之外，薄科瑞也提到了公司自主药物发现和研发的计划。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团队进行自己的药物发现和研发，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个团队可能在明年年初建立，将汇集全球各地的优秀创新型人才，当然，我们更希望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中国，整个团队也一定要在中国。” 何颖补充道：“在过去三年中，我们一直专注于将许可权作为我们的战略。但展望未来，特别是在薄科瑞自 2 月起担任我们的 CEO 以来，我认为药物发现和研发，以及确保我们有新的产品或新管线的能力非常重要。我们重视全球市场的潜力，因为我们获得的药品许可权只能拥有在大中华地区、东南亚和韩国的权益。但是当我们有了药物发现能力之后，我们就可以自主研发产品，拥有全球的权益为病患服务。” 看重长期价值，资本保障速度不同于大多数创新药公司，云顶新耀源自康桥资本的孵化。资本“攒局”建立生物医药公司，这种模式更多出现在国外如 Flagship Pioneering、Third Rock Ventures 等资本身上。如今云顶新耀的上市，或许是康桥资本在国内跑通这种模式的有效验证。康桥资本是亚洲最大和最活跃的医疗健康行业的私募股权基金之一。这家私募股权基金成立于 2014 年，专注于生物医药、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三个核心领域的平台建设和收购机遇。 由资本孵化的创业公司的优势，从云顶新耀的成长速度及募集资金规模即可看出一二。 8 款药物同时进入后期临床研发，对于任何一家生物制药公司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被问到如何平衡药物研发所需的资源、如何同时保障 8 款药物研发进度时，薄科瑞笑道：“这取决于你可以筹到多少钱。” 实际上，被众多资本追捧的“宠儿”，云顶新耀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2020年6月，云顶新耀完成 3.1 亿美元的 C 轮融资，创下当时单笔最高融资额纪录。建峖实业投资（Janchor Partners）、RA Capital Management、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等众多知名投资机构出现在云顶新耀的股东名单之中。而在云顶新耀上市前的基石融资中，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清池资本（Lake Bleu）、奥博资本（Orbimed）等 16 家投资机构共完成2.25亿美元的认购，足见资本对云顶新耀的青睐。 “Why？” 为什么云顶新耀如此受资本的欢迎？作为首席财务官的何颖向生辉说出了他的看法。 “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回答你的问题。”何颖条理清晰地向生辉解释。 “首先，是优秀的管理团队。因为我们拥有受欢迎的 CEO，CEO 对一家公司来说很重要。”何颖说，“当然，更多的是中国创新药市场的增长。中国的 GDP 正以每年大约 6％ 的速度增长，而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速度比 GDP 的增长速度还要快，其中医药市场正以很高的个位数比例快速增长。10 年前中国的创新药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现在整个创新药市场的发展速度要比想象中的快得多，这对投资者是很有吸引力的；其次，当投资者的目光被创新药吸引时，他们就需要研究下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公司。我认为他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拥有恰逢其时的'正确药物’的公司。” “作为将全球创新的想法带入中国的践行者之一。我们的渠道效率要比别人高，并且在引进过程中我们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记录，拥有很高的信誉。即使你听上去很耳熟，但实际上这也正是投资者关注的部分。相比于国内的大多数生物公司，我们收获了更多国际资本的关注和信任，不仅是来自东南亚投资者的信任，而且还有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投资者的信任。”何颖补充说。 不管是资本的信任，亦或是股民的认可，最终都要以更高的资产回报做支撑。自 2018 年以来，云顶新耀的累计经营亏损额达 4.54 亿人民币。什么时候盈利或许是市场和投资者们都关心的事。 “中国有句古话，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我们不仅要关注盈利性，更要关注未来的成长性。比如，很多人都知道一家创新公司叫做亚马逊。但或许不知道它是一个市值高达 2 万亿美元，但在近几年才刚刚实现盈利的公司吗？”何颖反问。 “所以，我们并不担心未来盈利的问题。基于我们现有的投资组合，我们在 IPO 路演时向投资者传达过将会在 2025 年左右盈利，但这是基于我们现有的投资组合。正如我们刚才所说，优质的产品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机会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投资这些未来的产品，这就会延迟我们的盈利。一年树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我们看到机会，将选择创造更多的长期价值，而不是着急实现短期盈利，牺牲未来成长的价值。” 专业团队是核心优势，世界目光已看向中国“让合适的人找到合适的产品。”薄科瑞进一步解释说：“谋事在人。投资需要建立投资组合，我们现在拥有 8 款产品都是好的资产。这是因为我们有一群非常优秀的人，他们的'独特’眼光发掘了这些产品。我们并不投机取巧，不是去找那些看似很火、很热的产品，而是寻找适合我们资产组合的产品。我们有 3 位 CMO（首席医学官），通常一个公司只有一个 CMO，而我们投入了 3 倍。我们有 120 名员工，他们分别专攻肿瘤、免疫疾病、心肾疾病和传染病领域。” 何颖也赞同薄科瑞的说法，并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人才的重要性。“在业务并购过程中，一方面我们需要人才来寻找和评估新的业务发展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人才来建立并巩固与对应公司的信任关系。因为有很多公司也在看中国市场的机会，这其中充满了竞争。我们具有的独特优势是，我们可以与各个公司保持联系，并且与各公司的关键决策者建立往来，我们认识公司的 CEO，或者多个董事会成员。与谁交谈决定了你与谁一起思考。” 自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医药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仿制药到创新药，从无资本参与到资本争相投资，资金与人才都汇聚于此，这对患者和中国医药行业的发展都非常有意义。 “在过去几十年里，很多曾有中国教育背景的人才移民海外并且获得了生物学、医学高级学位。但他们之前很少回到中国发展，所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机会去做真正的创新药，也没有资本可以提供资金。不过，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可以说是非常快。”何颖感慨。 薄科瑞向生辉透露，“从市场发展速度和药物研发难易程度两个角度来看，全球的药物研发目前都处于瓶颈期，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在中国的发展空间。” “创新药的发现从未停止过，只是在中国进展更快。” 薄科瑞补充说道。 在薄科瑞看来，创新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发明的能力，另一部分是利用发明作为平台的能力。 薄科瑞解释说：“发明只是创造新事物，如果它没有为社会创造价值，那么这项发明并不重要。可能你没有直接发明，但是你如果在发明的基础之上改进、创新让它产生社会价值，这才是平台、公司应该做的事。我们看到 PD-1 靶点的惊艳之处，很多公司也以这个靶点做自己的创新药。所以我的意思是，中国正在建立这些平台，并且发展迅速。只是说，现在中国还没有发现全新的靶点，但是我们知道发明的能力已经在这里蓄势，并在未来 5-10 年内爆发。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创新药从中国出发被带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就是 license out。”  （来源：生辉）“当然我并不是唯一一个看到中国市场崛起的人，我有两个朋友也来到了中国从事药物研发和市场投放，他们来得比我早，但他们中文没我说的好。”薄科瑞偏了一下头，自信地笑道。 “最后你可能会问我，如何看中国市场?”薄科瑞开始抢答了。 “我认为，对中国市场而言，所有比我年轻的人都应该考虑下一个 30 年，而我要想想未来的 20 年，因为 20 年后我就 85 岁了。中国创新药市场发展的斜坡很陡，你要有足够的冲劲和保持后劲才能到达坡道的顶部并越过坡道。到那时，中国涌现出更多有创新力的生物医药公司，市场会呈现出更加生机勃勃的竞争态势，最终患者将从中受益，获得更好的健康，享受更好的生命”。 采访最后，薄科瑞还笑着回忆了第一次来中国的情景，“我第一次来这里时飞了十几个小时的航班，那上面的椅子真的特别硬！所以我还是想定居在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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