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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译故我在 【文】米拉·艾哈迈德（埃及）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全球化和多元化成为当今世界两大并行的趋势。要在多元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下达成共识，推动区域性和全球的发展目标，需要一个沟通的桥梁——翻译。翻译是通向多彩世界的大门。没有翻译就没有异语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文学翻译的作用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它事关国家的软实力，事关国家间的和谐发展，事关民族团结和进步事业。因此，文学翻译家们所肩负的使命是光荣而艰巨的。 我从学生时代便开始了我的翻译之路。在大学二年级我翻译了第一篇短小说， 我仍然记得它的题目，那就是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毕业以后我在众多领域上做过翻译，但最吸引我的的一直是文学翻译。或者可以说，我和文学翻译有缘分。 在翻译过程中，有一个阶段与着手翻译的阶段同样重要。文学作品的选择是提供良好译作的主要条件之一，良好的译作能够 体现作家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保留原文的艺术和审美价值。这个角色由翻译家负责，以提供被译国家文学的最佳图景。选择文学作品的标准根据每位翻译家的经验有很多不同，标准也不是绝对的，我将介绍一些自己翻译文学作品的选择标准： 一、个人和心理标准 我一直在寻找带着艺术、审美和人文价值的文学作品。我会选择富有感情的、能触动我内心的文学作品，甚至是我能把自己代入其中一位主人公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我很重视作家的重要性和文学地位，我不一定每次都选择获得过高等文学奖项的著名作家。我觉得中国文学是一个丰富的文学宝藏，有许多优秀的作家，翻译家应该对他们的文学作品有所了解，而不光是知晓名家名作。我认为这是翻译家的重要工作——寻找杰作的文学作品和高水平的作家。 只要我们谈论翻译作品选择的标准，就不能忽视文化标准：我选择关注反映中国文化、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这样通过我的翻译，阿拉伯读者可以越来越接近中国文化，不再有疏远感。文学翻译家需要对两种文化都有深度了解和认识。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大局中，翻译家发挥好通过翻译联通中外、沟通世界的重要作用，能够为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增进中国与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服务。 二、读者标准 我们应该在翻译作品选择过程中考虑读者，考虑他们的要求、品味，以及最喜欢的文学样式和感兴趣的文本。只有很少读者甚至没有读者的译作，是毫无价值的。例如，当我选择鲁迅的作品时，是因为它类似于俄罗斯文学，阿拉伯读者喜欢俄罗斯文学，它带着讽刺的风格和黑色幽默，因此我对翻译鲁迅的作品充满了热情。我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第一个把鲁迅作品直接从中文翻译成阿拉伯语的文学翻译家。 三、社会标准 我对反映社会和人道主义价值的文学作品感兴趣，特别是它对阿拉伯读者具有现实针对性，能够促使阿拉伯人民反省和觉醒，更能激发他们的进步和发展。应该说，没有旨在沟通人类心灵的跨文化交流，即我们所说的翻译活动，人类社会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从中国翻译历史看，远的不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革与重大发展，都离不开翻译。 总之，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而我说“我译故我在”。我一直努力地选择在世界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特殊的中国文学作品，以此打开读者们心中的窗户，让他们接近这个非常遥远的国家。我一直试图完成我的人道主义使命，揭开这个充满故事和秘密的文学世界。如果说作家通过创作的作品能够改变国家的命运，那么翻译家的译作所做出的贡献不会低于作家，译作同样能够解放人民，激发思想。 实际上，文学翻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的回报与付出的艰辛不成比例，这让翻译家的生存状况受到挑战。著名翻译家孙仲旭2014年的时候因为抑郁症在广州自杀，但是由于他的译作，他还活着，他在我们中间仍然存在着。直到我咽下生命中的最后一口气，我将一直努力通过各种翻译方式，来展现我的第二祖国——中国的文学魅力。 作者简介 米拉·艾哈迈德（Mira Ahmed），埃及中国事务研究员、青年汉学家、文学翻译家和作家。毕业于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已发表译作包括毕飞宇的《推拿》、鲁迅的《狂人日记》《伤逝》、劳马的《心里话》等，同时翻译王蒙、贾平凹、魏微、熊育群、王小波等中国知名作家的中国短篇小说、散文及诗歌刊登于埃及文学新闻报、开罗报纸、多哈杂志等阿拉伯知名报刊杂志。2017年翻译《推拿》获得第三届文学新闻报的最高翻译奖，2019年翻译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获首届全埃中国当代小说青年翻译大赛一等奖。近日米拉翻译的《这边风景》（王蒙著）等作品在阿拉伯各国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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