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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好小说中的人物（文论） 颂明 怎样评价一篇小说的优劣？ 标准很多，但只有一个最核心的标准，那就是看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鲜活的人物是小说中的艺术灵魂。 那么，又怎样才能写好小说中的人物呢？ 这里也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深入理解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按照该人物真实的思维方式、情感及其行为模式去塑造人物。 以往的各种文艺理论都批判了“概念化、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法。但是在实践中很多作家，包括一些有名的作家至今依然没有摆脱“概念化、脸谱化”塑造人物的窠臼。他们往往是在把小说中的各种人物都当作是自己思想、情感的传声筒而随心所欲地安排他们的言行。他们笔下的人物其实仅仅是作者自己的不同侧面而已。这样的小说，无论其“主题”如何，从艺术上讲都是失败的。我们凭什么去区分一流作家，二流作家，三流作家呢？就是看其在人物塑造上所达到丰富性、个性化和真实性的程度。 丰富性和个性化都比较容易理解。真实性往往会存在争议。有人会说，我写的这个人就是我生活中的人物，怎么会不真实呢？ 其实，文艺作品中的真实性与生活中的真实性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生活中人物的真实性只是指确实存在着这个人。即便是和你吃一锅饭，甚至同枕共眠的人你也未必能够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真正理解他的灵魂及精神。因此，站在你面前的那个人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个“表象”。而文学中的真实性是指美学逻辑的真实性。美学逻辑是基于人物内心世界的行为模式，主要包括信仰、价值观、思维方式、性格特点以及情感脉络。人的内心世界是最复杂，最难以捉摸的。假如你真正理解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那你就把握住了这个人最本质的东西，不但可以找到解释他的全部言行的依据，还能够比较准确地预言出他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这是心理学中的一门学问。高明的文学艺术家是需要懂一点心理学的。具体到小说人物的创作来说，在塑造艺术形象时，必须依据具体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思维方式来思维。作家决不能代替他思维。换言之，就是必须站在人物自身的立场上说话、做事、想问题。人物一旦在作品中形成，他的言行就不是作家所能随心所欲左右的了，必定是依据美学逻辑自然地发生、发展。 作家本身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人物。他们也有信仰、价值观和情感，也有个人修养深浅，人品高低的分别。但是你不能只了解你自己，只写你自己，把文学当成自我粉饰，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美学逻辑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客观真实性。高明的作家会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行为模式然后在作品中再现。拿我个人举例。我的人品不高，价值观也不正，还有性格的缺陷。我年轻时曾和我母亲谈论过有关叛徒的话题。我说假如我被敌人抓了我肯定要叛变。因为我既怕疼又怕死，也贪财好色。我母亲不是党员，但是她却说：“我肯定不会当叛徒。他们越打我我就越恨他！大不了一死。” 我的社会背景有点复杂，父母双方的家庭都是大地主。我的长辈亲友中既有在国军中当官的，也有不少革命者。从红军到志愿军都有。因此我有机会了解到不同人的内心世界。我起码知道世界上并不都是坏人，也不全是好人，绝大多数都是一般人，利益是决定一个人行为最根本的因素。坏人是怎么想的我知道。一般人是怎么想的我知道。而那些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怎么想的我也知道。我人品虽然不高，但是得益于家学的福荫，我的内心深处至少还保留着一丝善良。我知道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危害别人就是危害自己的道理。我的家训是不允许说假话骗人的。我父亲说我“愚而不安”我始终铭记于心。我还是确实读过几本书的，几本好书。在做学问上我也从来未敢苟且过。 因此，我可以举出我写的两篇小说来说明“人物真实性”问题（见附录），如果能够对青年有所启发，那我就不胜荣幸之至了。 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 【附录】 把你真实的故事写出来（小说） 颂明 一 我表面上很傲强，其实我内心深处很自卑。 我的自卑不仅仅是因为我家里很穷，更是因为我的家乡很穷。我的家在龙脊山，出门就得爬坡下坡，抬头掉帽子才能望得到天，就是挑担水也得翻到山后的泉眼去。我的视野最远也是从这座山看到那座山。 1968年，我们村里来了一个下放干部，名字怪怪的，叫林约翰。他是大学老师，在英国读过书，因为经常和学生讲英国如何如何好，被说成是“里通外国”，遭到批斗以后，就下放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都喊他林老师。 这么个大知识分子到我们这个穷山僻壤来了，生产队像得了宝贝一样，给他腾出了村里最好的房子，找了一个五保户为他洗衣做饭，还在村里做了一个规定，林老师是公家人，他想到哪家吃饭就到哪家吃饭，想在谁家菜园里拔菜都得让他拔。其实根本用不着队里规定，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非常崇拜读书人。我们这里有个风俗，有字的纸是不敢烧掉的，否则死了以后阎王爷会让你认上面的字，你要是认不得就得下油锅。谁都想请林老师能来自己家吃顿饭，觉得这是非常荣幸的事。因此，只要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甚至家里杀猪宰羊都要争着去请林老师。请的人多了，林老师吃不过来，大家只好约定俗成地排好了队，轮流着请。 林老师很感动，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大队就让他在村小教书。他好像什么都会，会拉小提琴，有时还能抱着提琴弾，就像现在的吉他一样。他会画画、会数学……这样说吧，凡是学问上的事情他似乎没有不会的。恰好那时我也在村小念书，自打他到村小之后，原来不想念书的孩子都跑来上学了，连邻村的孩子也纷纷来我们村上学，后来因为来的学生太多了，学校又太小，就改成半日制了，学生分成了上午班下午班两拨。 有一天，林老师给我们讲一种植物，叫蒲公英。他用粉笔三下两下就在黑板上画出了一株蒲公英。还写了一长串洋文。他说：“英国有一种植物，叫dandelion，中文翻译为蒲公英。它象征着无法停留的爱。”林老师说着说着，用英文朗诵起来：“The wind came, the dandelion with sincere love, across the river valley, across the sea of clouds, to people far away pass sincere love.” 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是觉得黑板上的画很熟悉。突然我站起来大声说：“老师，你说的蒲公英我们这里也有，就是婆婆丁。” “怎么可能？”林老师的朗诵被打断了，好像刚睡醒一般喃喃地说，“这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的植物。你们这里怎么可能有。” “我们这里就是有。学校后面的坡地边多的是。”同学们都一起嚷了起来，“不信我们带你去看。” 同学们簇拥着林老师来到坡地边，那里有一片碧绿的蒲公英，一根根长长的茎杆上顶着洁白的绒球。林老师弯下腰来，摘了一个绒球，轻轻一吹，无数小小降落伞便随风飘去。 二 林老师从此之后对我们这里的植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带着我和小伙伴们对山前山后的植物进行了普查，研究它们的习性和价值。我们每天陪着林老师跑前跑后，忙得可带劲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周围几座山的植物就普查完了。林老师一发不可收拾，想把整个龙脊山区的植物全部普查一遍。区里得知了他的想法之后非常支持他，给他拨了资金，还派了几个基干民兵保护他并给他当助手。经过了大约一年左右，他写成了一本《龙脊岭山区植物志》，很快出版了。 不久，林老师被调回省城了。临别时全村的人都舍不得他，为他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他在会上动情地说：“和乡亲们朝夕相处的这二年，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两年。这里的父老乡亲才是我人生的真正老师。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他即兴赋诗一首：“求学远赴西海岸，不识家乡植物名。换骨脱胎龙山上，亦师亦友亦亲人。”从他眼眶中包含的晶莹泪珠，我们知道他的话是发自内心的。 林老师临走前把他的书全部送给了他带的学生。他和同学们一一握手，鼓励大家说：“一定要努力读书。其实我们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宝贝，等你们将来有了知识之后，就会把它们都变成财富。”他特意把一本《英汉双解植物学辞典》送给了我，并在扉页上题词：苦钻苦学，终必有成。报效祖国，造福乡亲。 三 林老师走后，我便开始发奋读书了。我把他的话写在日记本里，把他送给我的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我考取了大学；再后来，我也公费去了英国伯明翰大学读研。那是林老师的母校。1982年回来以后，我要求去了林老师所在的省城农林学院工作。 我在第一时间拜见了林老师，向他表示感谢，并转达了乡亲们对他的思念。林老师现在已经是省科协副主席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对我说出了一番我很难理解的话： “我的《龙脊岭山区植物志》三次获得国内外大奖，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如果不是被耽误了10年，我早就有机会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了。往事不堪回首，龙脊岭是我的伤心地。我是被民兵押着坚持做完植物普查的。是时候对历史重新评价了。我现在还有什么话不敢说呢？我要把我经历的真实故事写出来告诉后人。你也要把你的真实故事写出来。我在那样艰难竭蹶的环境下还培养出了像你这样的人才。你说句实话，假如没有我，能有你的今天吗？” 我沉思了很久，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一段长长的沉寂之后，我站起身说：“林老师，我真心感谢您，是您最早给了我自信。如果没有您，我恐怕至今也走不出大山，更别说后来的人生道路了。我一定会遵循您的教诲，把我的真实故事写出来。” 告别了林老师，一幕幕的往事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回放着。半个月以后，我终于完成了这篇《把你真实的故事写出来》。我打算先送给林老师看，我急切地想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忠诚（小说） 颂明 一 我的童年有这样一段记忆。 太阳火辣辣地晒着，地皮被晒得直冒青烟。硝场的工人用一种平头铁铲顶着烈日铲地皮。我和小三子在硝场边上的大柳树上找知了壳，攒多了就拿到药店卖。知了壳是很贵的。因此我和小三子的兜里总会有几角钱。我的钱一般都用来买小人书，小三子的钱却用来买吃的送给他爸爸。 小三子的爸爸就在硝场铲地皮。铲下的地皮被送到一排排的瓦缸里，上面有一根细细的管子往瓦缸里注水，缸的底部有一根小竹管往外流水。瓦缸的下面还有一排瓦缸接住这些流出来的水。这就是硝水，经过熬制以后就成了硝，是一种工业原料。 铲硝土的工人很辛苦。越是太阳晒越是要出来铲地皮。天阴下雨就没活干了。小三子的爸爸并不是硝场的工人，他是在硝场管制改造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与工人的区别是工人每月拿30几元的工资，而他只有9元钱的生活费。工人们政治学习的时候，他就会被叫去训话。 小三子的妈妈是小学老师，和我妈妈是同事，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她和小三子的爸爸离婚了，独自带着3个孩子。据说是小三子爸爸坚持要离婚的，说是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前途。小三子偷偷给我看过他爸爸解放前当警察局长时的照片，真是英俊威武。白净俊朗的脸庞，挺拔的身材，穿着制服，佩戴着手枪。可惜这张照片后来被他妈妈偷偷地给烧掉了。 小三子的爸爸在休息的时候，我和小三子常常跑过去。小三子每次都会带些好吃的。小三子的爸爸就会把我们带到一处僻静的荫凉地。我们一边吃着，一边听他爸爸给我们讲“雀波故事”，相当于现在的段子。有很多我至今还记得。比如《都来看》，就是徐文长戏弄瞎子的故事。还有一个谜语，“越拨拉越硬（打一食物）”。我张口就说“鸟！”他大笑，说“是油条。”然后我们一起大笑。 二 有一天我在房里午睡，朦胧中听见小三子妈妈和我妈妈在堂屋里讲悄悄话： “昨晚那个死鬼又赖在我门口不走了。” “你让他进屋了？” “他死皮懒脸的，你说不让他进怎么办？” 她俩笑了一会，我妈妈说：“要不我给你再介绍一个？你一个人带3个葫芦头也太难了。” “那死鬼能同意？” “要不我抽空去跟他说说看。” 我妈妈并不是随口说的，心里早有了人选。我爸爸有个老战友是县公安局长，工农干部（那时把没文化的干部叫工农干部），妻子牺牲后一直单身，人特别好。我妈妈和小三子的爸爸谈了她的想法之后，小三子爸爸没加思索就一口赞成了：“那就太感谢你了。这样3个儿子将来参军入党就不受影响了。” 那时候我爸爸工作特别忙，只有星期六才能回来一家人吃顿团圆饭。当时叫“过星期六”。我妈妈在饭桌上把这事和爸爸说了。爸爸半晌没说话，只顾埋头抿酒吃菜。我随口说了一句：“他怎么还能想着孩子参军入党？” 爸爸瞪了我一眼：“他怎么就不能想？他自己就有可能是地下党员。至今还在蒙冤受屈！” 我这才知道，小三子爸爸一直在申述他是地下党员，和县委书记周锋单线联系。后来周锋牺牲了，他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没人能够证明他的身份了。 “你解放前不就是地下党负责人吗？你不能为他证明吗？”我妈妈说。 “我是地委的。他是县委的。不是一个系统。可我是相信他的。他确实解救过被捕的同志。我就是他故意把我放走的，那时我根本不认识他。” “如果他真是地下党员的话，难道就让他这样蒙冤受屈一辈子？”我妈妈问。 爸爸又低头不语了，只顾喝闷酒。 三 1958年，我们县要修“红领巾水电站”。全县的少先队员都踊跃砸石子支援水电站建设。老师对我们说，水电站建成以后我们家家户户就会有电灯了。当时我们的积极性别提多高了。一有空就去砸石子，谁也不肯落后。 我和小三子结成一组。有一天，我和小三子正在砸石子，小三子的爸爸也拿个锤子来了。小三子很吃惊：“爸，你怎么来了？” “我也来出点力吧。水电站要是建成了，学校就亮堂了。你们就不用带小油灯去上晚自习了。” “那你砸石子算谁的呢？”我傻乎乎地问。 “算你们的。就算你们的吧。”小三子爸爸笑着说。 小三子爸爸砸石子真快，一个顶我们俩。最后交石子时，我和小三子这一组得了全校第一。我俩还得了一张县团委发的“小劳动模范”的奖状。小三子爸爸看到奖状后乐得咯咯直笑，比我们还高兴。 为了小三子爸爸的事，我爸爸找了很多人，都因为缺乏可靠的证据没能确认他的党籍，但还是解除了对他的管制，按照一般国民党军政投诚人员给予了安置，大约每月能够拿到将近30块钱的工资。他的工作更加积极了，在单位里人缘很好。小三子妈妈嫁人之后他就再没联系过，却成了我爸爸的好朋友。逢年过节会常常来我家吃饭。直到80年代以后，他得了肺气肿，才很少与我家来往了。 1997年的一天，我爸爸偶然从一位战友的口中得知原县委书记周锋的遗孀朱秀英在湖南长沙干休所。便抱着一线希望专程去了长沙找到朱秀英，希望她能够证明小三子爸爸地下党员的身份。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朱秀英清楚地记得小三子爸爸在他们家开过一次营救被捕同志的会议。她还写过一篇回忆录，其中有一段明确地写到“我们的一位地下党员是县警察局局长。县委指示他要千方百计营救出这批被捕的同志。” 我爸爸喜出望外地拿着朱秀英的证明和她的那篇回忆录去了省委、县委组织部。当组织部的同志找到小三子爸爸向他宣布恢复他党籍的决定时，他正在住院，戴着氧气罩。听完了决定，小三子爸爸双眼涌出了泪水，颤微微地从枕头下拿出了一个信封交到组织部同志的手里。组织部的同志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有一张存折和一封信： 党组织： 这是我毕生的积蓄三万元钱，当我恢复党籍时全部交党费。存折的密码是1947223，这就是我入党宣誓的日期。 中共地下党员 刘志强（手印） 2018年6月2日星期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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