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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成立十五年前后的华县县委机关
20世纪60年代初的1961年到1965年，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十二年至十六年，刚初中毕业的十五岁的我，这个时段在中共华县县委机关当了四年多通信员，当时也叫公务员或勤杂兵。回顾那段时光，以一个小青年的角度和稚嫩迷茫的眼光来看，那是日子困难的四年，是艰苦爬坡的四年，也是我痛苦快乐的四年，是我健康成长的四年。而今天以一个古稀老人的角度进行相对成熟地审视，那是旭日东升的四年，是风清气正的四年，是民心凝聚的四年，是党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四年，是共和国脊梁刚直的四年，是六亿人民奋发图强的四年。我刚到华县县委机关时，工作生活设施都比较简陋，还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到旁边一两里远的面粉厂去挑。一两年后修起了一座水塔，我们通信员和炊事员也负责抽水的事。我常常在晚上带上手电筒爬上直直的铁梯子到塔顶去观察水抽满了没有，感觉又冷又怕。我们几个通信员，年龄大我几岁的罗昌文是负责为几位县委书记副书记服务的，重点是为县委书记张涛服务。姬梦文大我一岁多，主要负责县委急件的外送任务，他整天骑自行车跑县级机关，跟外面比较熟也相对自由，但寒冬酷暑也比较辛苦。我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油印文件，二是收拾打扫两三个客房，为到县上来的领导或外地的客人服务。我记忆犹新的是世界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高克林等，他们都是华县人，乡情很深，对我也十分客气，让我感到十分温暖！油印文件当时是个苦差事。当打字员用打字机把县委和办公室文件打出来后，就由我按要求的份数印出来，然后装订好交给办公室秘书。许多时候也帮助秘书把文件折叠装封，写好收寄单位，送到机关收发室。现在的人无法想象当时的纸张质量有多差。那时候的纸是浅灰色的，上面常附着细微的沙粒、土粒等渣滓，几十份文件印下来还可以，上百份文件印到最后就成了“麻子脸”。全县当时二百四十七个大队、十九个公社、六七十个机关部局还有几个虚线单位。一看到发往大队一级的文件，我的头“嗡”地一下就大了。因为印到最后印的质量很差，有的印上一半蜡纸就破得印不成了，打字员得重打，她们的脸色当然难看得很，嘴上还会埋怨，这让我很难受，甚至还哭过。这也逼着我想办法、练手艺，以减少打字员的麻烦。到后来，这类难堪的事就没有了。印文件是一页纸一页纸印的，而且是左手扶印机，右手拿把小滚子，印轻了字迹不清晰，印重了可能就把蜡纸印坏了。一份文件，少则几百，多则需要几千上万次手动滚动，胳膊常常酸困得抬不起了。特别是县上开党代会、人代会、四干会等大会，需要夜以继日地印。有时晚上印着印着就瞌睡了，领导会说，歇会儿歇会儿，看把娃都困成啥了！实在累了我也就眯上一半个小时，醒过来接着干。 那阵儿领导和一般干部、干部和我们这些勤杂人员之间说话没有芥蒂，都很客气，很和谐。我开始呼某书记、某部长，他们都让我叫同志或姓前加个“老”字，不让叫职务。他们都把我当自己孩子一样，很客气，很温和，常常让我感觉很温暖。这种氛围使我获得了很多的正能量，也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或其他地方学不到的东西。每到吃饭时，大家在窗口买完饭，端上饭碗就地一蹲，海阔天空，古今中外，边吃边谝。我在这个时间学到了许多知识，使我的人生少走了许多弯路。现在条件好了，随便去哪个县，吃饭的房间里都是有桌有椅。那个无桌无椅的困难年代里营造出的那种和谐民主的气氛却让我至今难忘！正是这种环境、这个平台影响着、引导着、培育着我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和信念。我的工资当时是23. 5元，是当时机关工作人员最低的三十级。我用大约10元钱吃饭，又用几元钱订了很多份报纸杂志，只要不在工作，闲下来就读书读报。我很庆幸我这一生的读书学习习惯在这个时段形成了。那是经济困难常饿肚子的年代，但又是社会安定、大家精神焕发的年代。英雄榜样的力量凝聚着人心，特别是领导着这个社会的共产党人，尤其是领袖人物严以自律、与民连心、同甘共苦、奋发图强的理念和作风，把六七亿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毛主席一句“向雷锋同志学习”，周总理四句经典概括“学习雷锋同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成了我的座右铭。我甚至学着像雷锋那样，入睡前躺在床上“过电影”，总结检查这一天哪些工作做得好，要继续；哪些事情没做好，要改正；哪些错误要纠正，哪些过失要弥补，哪些问题要处理，哪些缺点还存在，以至对哪个人态度不好，不尊重，第二天要去上门道歉，等等，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学雷锋呀！其实，不光是我，全县委的机关干部都在学雷锋，做好事，一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仅学雷锋，还学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习王铁人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牺牲精神，学习陈永贵穷山恶水换新颜的奋斗精神，学习解放军好八连拒腐蚀永不沾的廉洁精神，更要学习人民的好干部、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全心全意为人民不留半点私心的共产主义精神！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大家都一心为工作，一心为国家，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同时又尽可能地帮助别人，为社会多做点奉献。我记得，那会儿县委机关包括办公室、组织部、监委、宣传部、统战部、农工部，还有工会、妇联、共青团，一共也就六七十个干部。工会一个主席一个兵，后来才有两个干部。妇联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一个兵，统战部一个部长一个兵。多数干部都是“一头沉”，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和家庭担子都在一个人身上。春种秋收农忙时，大家都是周六晚上才推出自行车赶回家，然后第二天在农田里忙活一天。那会大家的工资每月就在30元至45元之间，几位县委副书记也就五六十元。工作一忙，就没了假日，像县上开四干会、人代会等，还有临时来了重要工作或紧急任务，防洪排涝什么的，就回不了农村的家，好像也没有什么怨言。那会儿我父亲在西安，母亲在渭南，都在工作，我常常是一个月回一次家。年龄大一点时常常后悔，应该多回点家帮帮家里，陪陪父母啊！可当时就记着家人的嘱咐，要一心工作，别牵挂家！又觉得做了公家人就要散弃小家多想公家，雷锋、焦裕禄他们连生命都献出去了，自己这算什么呀！作者简介：张书省（1946-)，华州籍，新闻高级记者、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电视台原副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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