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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司马光有过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政府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却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抛开情感与价值偏好的因素，我们如何看待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这个分歧呢？是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有道理，还是司马光的“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有道理？ 写《苏东坡传》的林语堂说：“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 然而，在王安石那个时代，通过发展生产来增进社会财富真的“绝无可能”吗？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就是：宋朝去唐朝未远，宋朝的国土面积少于唐朝，但宋朝的耕地与亩产量均高于唐朝，社会财富与人均收入水平也高于唐朝。王安石变法期间，“中央政府修建了超过11000个灌溉和防洪工程”，“农田水利法”的施行，给宋王朝增添了一亿多亩农田，按最低亩产量（一石左右）计算，即每年可增收16500—23000万石粮食。这不是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 除了农业水利工程建设，神宗时代的宋政府还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于运河、码头、桥梁的修建，铜矿、铁矿、煤矿的开发，以及对工商业的扶持与刺激。我们看看这组数字，便可想见王安石变法期间的社会财富增长是何等规模： 1）熙宁—元丰年间，宋政府每年铸钱数额，高者达500万贯，铸造两年，相当于整个明王朝200多年的铸钱总额。 2）美国学者郝若贝认为，元丰年间铁的年产量达7.5—15万吨，葛金芳也认为北宋一年用铁约在15万吨上下，而到十八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铁总产量才有14.5—18万吨。 3）从神宗朝开始，煤矿得到大规模的开采，宋人说“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即始于神宗时代。 4）宋政府设立的市易司，主营商业与金融业，下辖各州市易务，工作人员数以万计，可谓是十一世纪的“托拉斯”。 5）熙丰变法期间，宋政府的市舶收入达到北宋的最高峰，每年大约有二百万贯的市舶收入。作为对比，晚明政府每年从月港贸易（明政府只开放一个月港）中征收的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等，合计不过二三万两银，只是宋朝市舶岁入的一个零头而已。 王安石提出：“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资之天地”正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法门。王安石这么说了，也这么做了。所以，我认同黄仁宇的论断：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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