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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从“断裂”走向整合的过程中，汉唐故事发挥着重要作用。汉唐统治的嘉谟善政，在五代十国政治场域中不断地被讲述和效法。在政治宣传和政权合法性构建中，统治者追溯汉唐帝王或名臣为远祖，表明五代十国继承汉唐统治的政治含义，呈现出有别于“天命营造型”和“成王败寇型”的“历史溯源型”时代特色。五代十国的制度重建，借由对汉唐旧例的仿效与因袭，以期实现政策的延续和统治的稳定。时人将汉唐治理形塑为理想政治的典范，突出强调其中的德政、仁义、文治等意义，将再续汉唐一统的治世确立为施政的方向。摆脱朝代兴衰隆替、政治体制胡汉之别等认识框架，深入到政治运行的内在精神和理念层面，是观察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新视角。 关键词：汉唐故事 五代十国 历史连续性 历史溯源型 作者何玉红，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兰州730070）。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P186—P203 责任编辑：张云华 断裂和连续，是观察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和重要维度，学术界对此多从文明兴衰、政权更替、统治体制的胡汉之别等层面展开讨论，考古学家则着眼于寻找中国历史“不断裂”的相关“物证”，既有的研究渐趋多元和深入。围绕中国历史“断裂和连续”在不同时空领域中的表现形式、丰富内涵与复杂原因，学者通过不同时期的案例和侧面予以多维解读，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前沿议题。 处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是研究中国历史演进中“断裂和连续”问题的一个有效切入点。从“断裂和连续”角度来观察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认识。一方面，传统的观点基于五代十国政治上的分裂割据，视之为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断裂”。如欧阳修等对此段历史予以“僭窃交兴”的评价，近现代以来钱穆、范文澜等将此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或“大分裂时代”。另一方面，王赓武等认为“中国历史在这一时期有着很强的连续性”；“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其间产生若干积极因素，推动历史继续进步。还有学者称，五代十国时旧秩序解体、新制度待建，是中国历史从破坏、杂糅走向整合的时期。新近的研究直接将五代十国称为“过渡性的时代”。这一认识突出强调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连续”演进中的重要意义，日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如上研究，反映出学术界对五代十国历史复杂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在此引发我们深入思考：中国历史在五代十国之时如何实现从“断裂”走向整合？这一时期历史的连续性是靠什么维系的？回溯这段历史，我们注意到，在五代十国时期，汉唐故事作为政治分裂状态下维系历史连续的潜在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汉唐统治是中国古代治世的典范，其文治武功、嘉谟善政、典章制度与盛世气象，深为后世统治者钦慕、取鉴和仿效。五代十国时期君臣言辞与日常施政中，有关汉唐之往事前例，被反复论及和效仿，广泛而切实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政治运行。五代十国政治中为何要谈论有关“汉唐”的话题？统治者怎样借由汉唐故事来解决政权的制度性延续？汉唐故事对五代十国政治的凝塑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认同汉唐对观察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从“断裂”走向整合的连续性特征有何意义？本文对此做一些探讨，以期为加深五代十国及中国历史连续性的理解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绍汉”与“慕唐”：政权合法性溯源 认同和接续汉唐统治，是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在政权合法性构建中的共同策略。五代十国，干戈纷攘，政权更迭频繁。当时政权递嬗形式多样，或血战图霸，或借外族兵力自立，或起于草莽乘乱而兴，或以禁军夺权。无一例外的是，武力成为政权建立和维护的保证。时人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即是最直白的表达。在此背景下，各政权在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为政治动员和收摄人心的目的，选择从“天命”等角度来论证统治的合法性。五代十国的统治者攀附汉唐帝王或名臣为远祖，将其政权合法性的源头追溯到汉唐，表明其继承汉唐统治的政治含义。 建立后梁的朱温以流寇起家，却追溯名臣为祖，称其先为“舜司徒虎之后”。开平元年（907）四月，朱温下诏改名：“汉帝询、衎之文，或从一德以徽称，或为二名而更易。”朱温改名为“晃”，意在宣示“日光显契于瑞文”。诏令用典既是修辞表达之需要，此外其借助西汉宣帝、平帝改名的“先王令典”，也蕴含着为重立“新名”和新政权的开启寻求历史依据之用意。 从汉唐故事中寻找政权建立的源头，这在沙陀三王朝的合法性论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后唐创建者李克用，系出自代北集团的沙陀族。朱温称帝后，李克用沿用唐天祐年号，标举“中兴唐祚”的旗帜与后梁争雄，同时利用东汉“中兴”的历史资源。同光元年（923）十月，后梁被灭，己丑庄宗李存勖制曰：“缵业承基，光武所以灭新莽。咸以中兴景命，再造王猷。”庄宗标举光武诛新莽之事，挖掘其“中兴景命”的意义，宣示新王朝“再造王猷”的使命。此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宫玄元皇帝殿前枯桧再生，臣僚画图以进：“唐高祖神尧皇帝武德二年，枯桧重华，至安禄山僭号萎瘁。玄宗自蜀归京，枝叶复盛。至是再生一枝。”在臣僚的比附叙述中，桧树枯荣与李唐王朝兴衰紧密相关：高祖建唐（枯桧重华）—安禄山僭号（桧枝萎瘁）—玄宗归京（枝叶复盛）。照此推衍，此次枯桧再生新枝，将预示大唐再兴。于是，庄宗诏曰： “上林仆柳”是汉宣帝中兴的征兆，“南顿嘉禾”是光武中兴的祥瑞。此次枯桧再生新枝，被庄宗赋予唐室“再造”和“中兴”的含义。李存勖称帝后，于晋阳创“中兴宗庙”，追尊父祖三代为帝，与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并为七庙，表明其为唐朝的合法继承者。其称帝过程中反复强调“中兴唐室”的意义，诚是凝聚人心的良策。同光二年二月己巳，庄宗在洛阳祭天，这是其政权正统性的公开展示。史载，这一盛大礼仪景象发挥了巨大的政治感染力，“人胥悦服。议者云，五十年来无此盛礼”。通过此举再现大唐风采，其慑服人心之用意昭然若揭。 借助契丹外力称帝的石敬瑭，自我标榜为汉唐名臣后裔。石敬瑭曾称，“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唐元和年间四代祖璟自灵武入附，受到宪宗嘉奖，日渐强盛。石敬瑭将其出身上溯到西汉名臣石奋，再经唐室褒奖的石璟。为沙陀族的政权建立者构建渊源有自的祖先谱系，这是后晋肇始于汉唐的一个历史注解。 后汉高祖刘知远，追溯汉朝皇帝为远祖。刘知远自称为“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昞之后”。在出身沙陀族的刘知远心目中，认同东汉王室对其统治有重要的意义。另一记载称，刘知远“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言外之意，新政权是两汉的接续。天福十二年（947）六月，刘知远定国号为“汉”，“克嗣炎精，遐追雍、洛之宏规，仰仗高、光之盛烈”。作为王朝关键的政治符号，刘知远标举“汉”的旗号，以继承汉朝火德的名义宣示新政权的合法地位。天福十三年，刘知远改元“乾祐”并诏称：“我艺祖神宗，开基抚运，以武功平祸乱，以文德致升平，泽润生民，庆流长世。”诏令中的“艺祖神宗”，即汉高祖刘邦，刘知远追溯其权力的源头，最终谋求“扬列圣之耿光”。隐帝即位制书中亦称“袭有汉之耿光”，“袭”者乃因袭、接续之意。后汉亡后，刘崇以“本朝沦亡，绍袭帝位”为由建立北汉，继续以汉室后裔名分自居。 后唐、后晋、后汉在政权合法性构建和宣传中，着意淡化其统治者出身沙陀部族的“夷狄”色彩。他们通过攀附汉唐之举措，以此表明新政权接续在此之前的中原汉唐王朝的统绪。戴仁柱关于后唐明宗李嗣源的研究所见，其一生从一个草原战士，转变为一个代表中原农耕文明的皇帝。 通观沙陀三王朝攀附汉唐的做法，背后同样蕴含着将出身异族的统治者塑造为中原皇帝的深刻含义。 借助故事的讲述，分裂割据状态下的南方诸政权统治者也将他们称帝与汉唐联系在一起。其中追溯汉室的有南汉与马楚。史载，南汉高祖刘岩（龑）“妄称汉室遗宗”。此处之“妄称”，实是偏踞岭表的南汉为政权合法性构建进行的政治攀附。刘岩去世后，其《哀册文》特别强调南汉与汉朝的渊源关系。册文“符卯金而叶运，绍斩蛇之开基”，从“卯金”符谶和刘邦挥剑斩蛇的神迹说起，将之作为南汉建国的源头。册文又称“丰沛建旗，南阳倔起”，历经光武中兴的曲折，最后落脚到现实中的“龙飞绍汉”。“绍汉”二字，将其接续汉朝统治的用意一语道破。 马楚之主马希范，以东汉马援为英雄祖先。史载，马希范讨伐溪州洞蛮，蛮人“以五州乞盟，乃铭于柱。希范自言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故铸铜柱以继之”。铜柱铭文称： 被马希范称为“我烈祖昭灵王”者，乃东汉开国名将马援。马援平定交趾，曾于其地立铜柱为纪念。马希范将其讨伐溪州与马援事迹糅合在一起，“昌于南夏”乃马氏称帝的预言与证明。马氏再立铜柱“以继之”，将其统治的起源追溯到东汉。 南唐、吴越和前蜀等，构建源自李唐的出身。南唐开国者李昪，本为杨吴大将徐温养子，“及称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李昪践祚后，即以中兴唐室为志向，下诏称“今唐祚中兴，与汉颇同”。关于其出身，李昪“自言唐宪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为徐州判司；志生荣。乃自以为建王四世孙，改国号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庙”。对此史书还称： 李昪世系破绽百出，君臣的弥缝颇费周章，目的是为其贴上出身唐室正统的标签。 吴越钱镠于乱世中靠军功起家，在其建立霸业的过程中构建起与唐代功臣相关联的世系。时人称，钱镠乃“唐武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国公九陇八代孙”。钱九陇乃唐朝开国元勋，后陪葬高祖献陵。关于钱九陇与钱镠的关联，时人曰：“昔武德初，巢国公为佐命功臣，逮今二百八十载，其裔孙复为定乱安国功臣，岂偶然哉！在我朝之创业也，有巢国公佐焉；其中兴也，有彭城王辅焉。”“彭城王”即钱镠。钱九陇为唐室佐命创业，指向其孙钱镠“中兴”的必然性。前蜀的建立者王建也认同唐室。史载，唐朝灭亡，传国玺埋于蜀地，后有人“穿地而得之，以献”。传国玺是国祚传承的重器，其归属乃继承正统的象征。王建曾下令于上清宫画唐代二十一位帝王像，同样属于绍续唐室的政治宣传。 关于政权起源的论述，是说明历史连续性的重要一端。在政治动荡和干戈纷争中，李克用、刘知远、石敬瑭借用汉唐资源，打出“称汉室”或为汉唐名臣后裔的旗号，为沙陀君主进行皇权渊源有自的合法性宣传。南方刘岩、王建、李昪、钱镠、马希范等，虽“起于厮役”（李昪）或“家世田渔”（钱镠）等，在称帝图霸中却构建源自汉唐“庆绪绵远”的出身。如此举措之下，身为“夷狄”的统治者与中原汉唐王朝攀上了亲缘关系，有助于统治中胡汉冲突的消解。出身武将、庶族和下层的政权建立者，借此拥有了汉唐王朝继承人的正统身份，来增强政权的凝聚力和号召天下。从深层次的思想根源来看，“好古”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强有力的影响。中国古代政治运行中，当政局处于危急时刻，统治者以追溯往事的方式来处理当下的难题，以之用于建立新秩序的道德和政治原则的信念。五代十国的统治者选择以汉唐为政权的源头，将当下与一统的盛世接续起来，形成一个没有断裂的谱系。在五代十国各政权的合法性构建中，汉唐是“源”，五代十国是“流”，历史从汉唐到五代十国并未中断，而是一脉相承。换言之，在五代十国各自为政的时局下，在意识形态建设中没有另起炉灶，而有着一致之处，即接续汉唐。上述“绍汉”“慕唐”的举措，为五代十国的统治确立了一个源自汉唐正统的开端，其最终目的在于说明，当下的统治与汉唐前后相继。 进而言之，五代十国借由“汉唐故事”进行政权的合法性建设，具有历史“长时段”观察的意义。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王朝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权合法性塑造中，统治者汲汲于奉天承运的天命、星象与祥瑞营造，或诉诸“五德终始”的阐释，或借助佛道等宗教神迹的力量。这可概括为“天命营造型”合法性构建。其间，政治博弈中的成功者基于靠实际武力建成政权的既定事实，进行人力竞逐层面的论述。此为“成王败寇型”合法性构建。与这两种类型相比较，五代十国统治者攀附汉唐的做法，将政权合法性建立在与汉唐王朝一脉相承的历史溯源叙述之上，有别于依赖天命、祥瑞、宗教以及“五德”轮替解说等惯常路径，对时人而言更具直接的现实指向和吸引力。我们可将之称为“历史溯源型”的合法性构建。五代十国政权固然是在军事征服中产生，但要建立合法和长期稳定的统治，还要依靠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意识。以“历史溯源”的方式进行政权正统性构建和意识形态宣传，将当下的统治与并不遥远的治世接续在一起，更具政治感染和凝聚作用，“人胥悦服”此之谓也。在正统性构建中，与祈求天命、诉诸武力相比较，“历史溯源型”为新政权找寻历史起点，带有鲜明的理性因素。从“天命”到“人力”，再到溯源“历史”的演进中，也反映出中国古代政权正统构建中人文精神的不断彰显。学者的研究指出，时至宋代，受儒学复兴等影响，以阐释政权合法性为目的的五德终始说逐渐走向式微和终结。五代十国通过溯源汉唐进行政权合法性构建，正处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变化的关键环节，显然有其突出的时代特色。 二、“并遵故实”：因袭汉唐与制度重建 在五代十国的制度重建中，因袭汉唐旧制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我们从制度层面观察五代十国接续汉唐统治体现出的历史连续性。五代十国政局动荡，既有的秩序受到冲击，“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逐步恢复重建破坏废弛的制度是走出困境的迫切需要。在摸索前行中，五代十国统治者仿效、恢复乃至照搬汉唐制度的旧例，以期实现政策的延续和统治的稳定。 取法旧章，是确保统治稳定的重要策略。朱温称帝，虽然从政治上完成了对唐室的革命，但如何维持统治，却不得不依赖旧有的制度资源。朱温受禅改元就称：“凡曰轨仪，并遵故实。姬庭多士，比是殷臣；楚国群材，终为晋用。历观前载，自有通规，但遵故事之文，勿替在公之效。”选择“但遵故事”而不是大张旗鼓地革故鼎新，有助于新旧交替之际政权的稳固和各项政策的延续。 五代十国割据政权之下，政务的展开往往依赖汉唐行事的惯例。《新五代史》记载的一则“唐故事”，值得仔细分析： 我们看到，后梁“大梁入蜀之印”，在前蜀君臣依据“唐故事”的解读下，这是后梁为正统而视前蜀为“夷狄”的证明。此事几乎引发两国更激烈的冲突。时人所言“有司之过”，实则是有司根据“唐故事”的有意为之。时隔不久，前蜀借吊唁朱温之机，通过“大蜀入梁之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挽回了颜面。前蜀之举措，显然是再次有意借用“唐故事”的支撑。后梁和前蜀的外交活动与礼仪，共同依赖和认可的却是“唐故事”。在此意义上，“唐故事”是时人处理政事的制度依据。 再来看一则“不知唐故事”的记载： 君主“不通文字”，臣僚“不知唐故事”，直接影响到政务的展开。换言之，“知唐故事”是朝廷处理政务的必要条件。此事的另一记载称：“因唐室侍读之号，即创端明学士之名。”“唐故事”成为政务运行的依赖，也是新政权之下新制度创设的缘起。 五代十国时期，还有系统性“抄写”和恢复汉唐政治惯例的设想与举措。后唐长兴二年（931），宰相李愚针对兵革方兴、天下多事的繁杂政务，“欲依古以创理”，具体而言，就是“颁《唐六典》示百司”。我们可从明宗诏令中窥其概貌： 诏令要求百司官员依照《唐六典》规定，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行事次第等逐一分类抄写，并将之书写告示于州县府衙墙壁上；新官到任后，须亲自抄录一本；对此，御史台予以监督检查落实。朝廷的初衷，是希望每个政府官员熟悉政务运行的具体内容和程序，以指导具体行政决策。照此举措，新政权下的官员通过《唐六典》的抄录与学习，养成处理政务的能力。换言之，新政权之下的政务实际上“照抄”旧例得以运行。时人所言“依古以创理”，保证了政策和政务在新政权下的延续。 倘追究五代十国诸多制度的设置缘起和具体运作，往往看到因袭汉唐的影子。延英殿召对的恢复，就展现出“故事”在制度重建中的意义。在后唐清泰二年（935）七月的一次朝会中，宰臣上疏： 延英殿召对宰相商议军国大事是唐代重要的政治制度。臣僚等回顾唐肃宗延英殿设置缘由和君臣奏对的具体细节，回到现实政治中，“请复延英之制”。具体而言： 俯循故事，或有事关军国，谋系否臧，未果决于圣怀，要询访于臣辈，则请依延英故事，前一日传宣。或臣等有所听闻，切关利害，难形文字，须面敷扬，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请开延英。 朝臣建言的核心就是“循故事”“依故事”。对此皇帝下令“切思遵守”，具体仪制等依照肃宗旧制展开。诏令明言“遵守”唐代旧制，又能做到因事因时制宜。对于制度的恢复和损益，“故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翰林学士制度的运作，多效法唐代旧例。后唐清泰元年，卢文纪上奏：“臣思德宗初置学士，本不以文翰是供，盖献纳论思，朝夕延问。”唐德宗时设立翰林学士，为君主草拟文书和参谋决议。卢文纪建议“召学士谏官询谋政道，俾献谠言”，此奏得到朝廷采纳，令有司依奏执行。后晋天福五年九月，朝廷将翰林学士公事并归中书舍人，诏令先征引《唐六典》关于中书舍人的职掌规定，进而指出：“事从师古，俾仍旧贯，以耀前规。”后晋的制度运作，特别强调“旧贯”和“前规”的作用。在“师古”这一效法前朝故事的语境下，现实政策得以展开和延续。前蜀对翰林学士尤为重视，王建称其“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虽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顾，比当时才有百分之一尔”。由于前蜀重视对唐制的袭用，以致“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所谓“有唐之遗风”，正体现出制度运行中的连续性。 马楚天策府和十八学士设置，直接效法唐制。后梁开平四年，马殷“请依唐太宗故事”，开天策府，置官属，后朱温以马殷为天策上将军，廖光图等十八人为学士。天福七年十月，马希范亦仿效唐太宗建天策府，任用僚属十八人为学士。天策府十八学士的设置，是政治情势之产物，“依唐太宗故事”的说辞，使其设置渊源有自，更具权威意义。 在律令、礼乐的规定和具体执行中，循用汉唐之例俯拾皆是。天成元年（926）九月，后唐诏令“行本朝之旧章”，以开元二十五年以来的《律》《令》《格》《式》与《编敕》并行，此后后晋、后汉、后周相承不绝。周世宗时，窦俨针对典章制度繁乱之状指出，唐代的《开元礼》《通典》《会要》乃“圣教经制，国之大综”，因此建议“依《唐会要》所设门类，上自五帝，迄于圣朝。凡所施为，悉令编次。凡关礼乐，无有阙漏。《开元礼》《通典》之书，包综于内，名之曰《大周礼》”。可以说《大周礼》就是唐代制度条文和故事的一个集成。士庶百姓日常生活中，同样延续唐代礼仪。史载，后唐明宗曾诏令刘岳等对“杂以当时家人之礼”的唐代《书仪》予以增损删定，从效果来看，“公卿之家，颇遵用之”。对此，欧阳修称赞明宗“能有意使民知礼”。这也让我们看到日常礼仪领域中汉唐故事传播和接受的情况。 官员荐举与管理等多依汉唐旧例。后唐时，刘鼎上《请依故事荐人自代疏》，此处所言的“故事”，特指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正月“中外文武臣僚，授官上任后三日，举一人自代”的规定，朝臣建言将此恢复施行。后汉乾祐元年（948），刘知远下诏，“应内外常参官，宜准唐建中故事，上任后三日，表举一人自代”，也是照搬建中旧例举荐人才。 在地方治理中，效法汉唐制度者甚多。后唐明宗时，孔庄上奏： 臣闻汉宣帝云：“与朕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国家每择郡牧，惟赏军功。虑于治民，未尽其旨……愿留天眷，俾慎择焉。 “二千石”是汉代地方郡守的通称。孔庄援引汉宣帝故事，针对现实中地方官员治民“未尽其旨”之弊。时人称颂：“宣宗知民间之事，则曰共理者其臣惟良；唐太宗为天下之君，且云刺史乃我当自择”，意在借助汉宣帝、唐太宗旧事，希望统治者重视地方官员的选任。时人还建议奖励刺史、县令等地方官员，以“粃糠大汉，回复皇唐”。后唐清泰元年，臣僚等上奏称，唐朝于十道置采访使一员，建议朝廷“请如旧制”遣使巡行地方。周世宗的地方整饬，仿效唐朝元稹在同州《均田表》的做法编制《均田图》，遣使赴各地均定田租和查实隐匿耕地等，效果明显。 科举中延续唐制，更为普遍。后梁开平元年四月，姚洎上奏恢复科举，认为“近代设文科、选胄子”以为邦本。此处所谓“近代”即为“唐代”。五代的科举仪制、科目等时有变动，但基本承袭唐制而行，正如《旧五代史》所言：“洎梁氏以降，皆奉而行之，纵或小有厘革，亦不出其轨辙。”五代科举之制，依旧为唐朝“轨辙”，言之凿凿。十国政权亦仿唐制取士，南唐设科取士，“略用唐故事”。南汉乾亨四年（920），设立学校，置选部贡举进士、明经，“如唐故事，岁以为常”。史载，前蜀王衍选拔贤才仰慕汉唐，“炎汉致治，始策贤良；巨唐思皇，爰求茂异”。科举中延续唐制的具体情形，学术界已有深入讨论，不再赘述。 五代十国制度建设中因袭汉唐故事，不胜枚举。翻检《册府元龟》《五代会要》《全唐文》中的五代十国诏敕、奏言等，有关“请依西汉祖宗故事”“依准两汉故事”“宜依唐礼施行”“依《开元礼》施行”等表述，反复出现。其中所涉及的，既有设官置吏、祭祀朝会、外交仪式等，也包括饮食服饰、日常起居等，不一而足。诏令、文书中的程式化表达，正是政治施为中依赖和因袭汉唐制度的证明。史称：“五季承唐之后，虽兵戈相寻，然去唐未远，制度典章，人犹得以持循。”对唐朝典章的“持循”，确保了动荡时期制度的重建和政策的延续。关于五代十国“政治延续”问题，毛汉光从统治集团演变的角度指出，“很显然地有一个官僚体系默默地推行政治事务，列朝君主均无意拆散这个体系”。从制度重建来看，对汉唐制度的因袭是这一时期“政治延续”的重要保障，使朝廷施治走向有序运转的轨道。可以说，五代十国的制度架构就夯筑在汉唐旧制的基石之上，在制度层面五代十国与汉唐前后相承连续在一起。 三、走向“汉唐”：统治典范的形塑与效法 汉唐统治典范的形塑和效法，是五代十国政权自我定位为汉唐继承者的反映。五代十国君臣关于汉唐故事的讲述，挥之不去的是现实的焦虑和对天下太平的向往。时人将汉唐治理作为理想政治的典范，其具体内涵特别指向帝王的德政和仁义、崇尚儒学的文治、为政者慎终如始以及帝王纳谏等数端。汉唐统治典范的形塑直指动荡不安的当下，引导五代十国君臣思考如何走出困境，谋求再续汉唐一统。 统治者在政治场域中援引汉唐故事，就是从中寻求值得效法的榜样，将之视为“帝王之道”的是后周建立者郭威。史载，后周广顺元年（951）十月，宰臣王峻向太祖郭威进献《大宝箴》《惟皇诫德赋》二图。《大宝箴》为唐人张蕴古所作，其目的在于“讽帝以民畏而未怀”；谢偃的《惟皇诫德赋》，乃“规帝成功而自处至难”。王峻献图，有着为统治者提供历史镜鉴之用意。对此，郭威专门下诏： 究为君治国之源，审修己御人之要。帝王之道，尽在于兹，辞翰俱高，珠宝何贵！再三省览，深用愧嘉。其所进图，已令于行坐处张悬，所冀出入看读，用为鉴戒。 皇帝看中的，是蕴含于图中的“帝王之道”。对统治者来讲，前朝的“前言往行”中包含着深刻的治国之道，这是“为君治国之源”。郭威将之张悬于行坐之处，便于随时看读，更是为其树立有志于“帝王之道”的形象。前文提到前蜀王建认同唐室，在其影响下，太子王宗懿亲书《太宗文皇帝帝范》，令刻石立于成都各处。《太宗文皇帝帝范》即唐太宗李世民所撰《帝范》十二篇，被誉为“帝王之大纲”。太子亲书《帝范》，意义不同一般，朝廷下令将之刻石立于地方，就是让臣民“观看”。王建父子之举，将《帝范》所体现的统治树立为一种政治典范。后晋时，薛融上疏石敬瑭称“汉文帝，古之圣主也”，其罢修露台等“为千载之美谈，作百王之懿范”。将汉唐统治作为衡量现实政治施为的准则，“懿范”二字，可谓点睛之笔。 德政是理想政治的核心，也是实现天下治理的关键所在。五代十国君臣在有关前朝治理的解读中，多聚焦于此。《旧五代史》载： （后唐）闵帝嗣位，志修德政，易月之制才除，便延访学士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有意于致理。 《贞观政要》是贞观一朝君臣嘉言善政的记录，《太宗实录》是李世民治理典范的呈现。闵帝以唐太宗为师法的对象，使臣下读《贞观政要》与《太宗实录》，其要旨在于“志修德政”，君臣期冀改造现实政治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五代十国时期攻伐征战不断的背景下，时人深挖《贞观政要》中的“德政”因素，以汲取汉唐“故事”有资于当下统治的经验。史书记载后汉隐帝君臣关于“修德”的讨论： 帝自关西平定之后，稍生骄易，然畏惮大臣，未至纵恣。尝因乾象差忒，宫中或有怪异，召司天监赵延 对于皇帝不知“何者为德”的发问，臣下劝其读《贞观政要》。在臣僚看来，《贞观政要》中蕴含着帝王“修德”的要义，依此而行，是为修德之道。对汉唐统治中“德政”因素的表彰，映照出五代十国现实统治中严刑峻法的大行其道。臣僚的建言，既是对统治者“骄易”言行的委婉警示，也为帝王提供了一个为政的样板。 与德政紧密相连的是仁义，这是五代十国用力彰显汉唐统治典范的方面。后周显德时杜良曾撰《唐文皇画像记》，特别强调唐太宗统治中“仁义”的重要性。他对唐太宗治理天下的解释是：“太宗于闾阎疾瘼，干戈勤劳，且尽知之。于仁义之治，兴太平极治之功。”这即是说，天下太平是实行仁义之治的自然结果。五代的郑艺曾称：“臣尝读唐书，窃睹太宗每以为将致治平，必先仁义，得贤则理，失人则危。”“将致治平，必先仁义”，这是实现太平治理的必要前提。凸显唐太宗统治中的“仁义”，恰是时人对现实中动乱政局不满的反映。 在汉唐政治典范的形塑中，时人突出强调“文治”的重要性。五代十国，武人跋扈，文士偃蹇，与汉唐振兴儒学、发展文教的“文治”景象形成强烈的对比。时人有意标举汉唐“文治”的举措并以之为参照，推动朝廷振兴儒学和发展文教。后唐长兴三年，冯道等上奏： 在时人看来，东汉《熹平石经》与唐朝《开成石经》乃前朝振兴儒学之“经典”。对冯道等援引汉唐崇儒的建言，明宗下令刻印并广颁天下，使“儒教大行”。借汉唐典故晓谕今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前蜀后蜀亦标举唐朝“以文为事”的旗号来振兴儒学。史载，王建在开国伊始，便“令有司约故事”，崇文兴儒，“兼诸州应有旧文宣王庙，各仰崇饰，以时释奠，应是前朝旧制”。唐朝“旧制”，成为朝廷恢复地方学校与孔庙的历史参照。对后蜀重视儒学的举措，史载：“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凡草创制度，僭袭唐轨。既而绍汉庙学，遂勒石书《九经》，又作都内二县学馆，置师弟子讲习，以儒远人。”后蜀在兴文教中举出“僭袭唐轨”与“绍汉庙学”以作为当下的模范。以上三例，时人援引的是汉唐“崇儒”和“以文为事”的典故。他们特别强调其中“深益于文教”和“以儒远人”的意义，潜台词是引导朝廷崇尚儒学走向“文治”之道。 为政者慎终如始，是五代十国提炼出来的汉唐统治的典范之处。后唐长兴二年，张昭建言明宗：“太宗贞观之初，玄宗开元之际，焦劳庶政，以致太平。及国富兵消，年高志逸，乃忽守约之道，或贻执简之讥。”在张昭看来，唐朝由盛转衰在于不能坚持治理的有始有终，因此建言：“其创业垂统之规，如贞观、开元之始，然陛下有始有终，无荒无怠。”对此建言，明宗“览之称善”。关于为政者的慎终追远，冯道也曾告诫明宗：“自贞观十年已后，魏徵等奏太宗曰：'愿当如贞观之初。’臣今亦愿陛下常思登极之初，则天下幸甚。”时人借助魏徵“愿当如贞观之初”之言，就是希望明宗“恭修俭德，留心治道”，能做到为政终始如一。为政者的慎终如始是“致太平”的重要保证，这对动荡离乱的五代十国的现实导向意义既直接又及时。 五代十国君臣在有关汉唐治理的讨论中，帝王纳谏是一个重要话题。借助前朝帝王纳谏的故事，臣僚谋求君主广开言路，以期实现政治升平。后唐末帝曾下诏曰： 唐太宗虚心纳谏，乃贞观之治中为人称道之处。有意效法唐太宗的末帝，“常览贞观故事”，其向往的是盛世治理之下的“升平之运”和朝政的“尽善尽美”。史载，石敬瑭曾召百官上书言事，然进言者寥寥。对此石敬瑭极为不满：“食禄于朝，卒无一言。可不知《贞观政要》说：'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石敬瑭举出唐太宗故事，显然有效法贞观之治的用意。后周显德年间，蔡州布衣孙庸“引唐贞观所行事，以魏玄成自况”，写成《赞圣策》进献，得到周世宗的赞赏。布衣献策，实则是对帝王施政和走向治世的期盼。 汉唐政治典范在现实统治中发挥着导向作用。以汉唐统治为治国典范的五代十国君臣，在日常的施政中，对太平和一统的治世孜孜以求。欧阳修记载后唐明宗李嗣源之事就尤为典型： 前文提到，明宗君臣围绕贞观之治的谈论，实则是以唐太宗为偶像的表露。明宗明了其所处“乱世久矣”的窘境，尽管如此，仍然有“有意于治”的抱负。汉唐治世作为统治的典范，对时人而言是艰难探索中谋求新秩序的一束亮光，坚定了他们走出混乱和动荡的信心。有意效法唐太宗的周世宗柴荣，在进攻北汉、军心不稳之时称，“吾见唐太宗平定天下，敌无大小皆亲征”。此战大获全胜，其中柴荣效法唐太宗的精神激励格外醒目。在五代十国臣僚劝诫行为中，汉唐故事频频出现。史载，后蜀臣僚曾以“再睹有唐贞观之风”为辞，劝谏孟昶放弃淫逸的行为。对此，孟昶也摆出效法唐太宗的姿态：“吾见唐太宗初即位，狱吏孙伏伽上书言事，皆见嘉纳，奈何劝我拒谏耶！”《新五代史》卷 64《后蜀世家》，第804页。以暴虐出名的闽景宗王延曦，臣僚切谏“陛下似唐太宗，臣为魏郑公可矣”。其表达规范统治和匡正时弊之意很明显。 剧烈的政治动荡和武人强权统治是五代十国谈论汉唐故事的直接背景和出发点。五代十国君臣对汉唐政治的解读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他们标举汉唐旧例为政治的“懿范”，将之视为现实施政的楷模，以期发挥对当下统治的导向作用。“五代之乱极矣”，汉唐统治则是治世的典范，二者的对比极为鲜明。遭遇困境的五代十国君民对汉唐治世有着热切的向往，他们从汉唐统治中总结和提炼出的“德政”“仁义”“崇儒”“文治”等，承载了深陷乱世中时人的政治理想。五代十国君臣言辞中反复出现的“德政”“仁义”“崇儒”“文治”等，实则是现实政治场域中最为稀缺的。统治者念兹在兹的是，于动乱分裂中恢复汉唐统治的精神和美德，并以此为准则，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对汉唐统治的种种推崇和颂扬，并不是五代十国时人的终极意图。通过对汉唐典范的讲述、形塑和效法，他们竭力拉近与汉唐统治的距离，最终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作为有意地纳入这一前后相继的链条之中，为当下确立一个走向汉唐的施政方向。要之，五代十国君臣的政治目标是再续汉唐一统之治世。 需要说明的是，与借鉴和效法汉唐故事的说法同步，在五代十国实际政治施为中，统治者将汉唐故事的精神和理念付诸实践，包括实行如上所言的制度重建、德政、仁治等。经过政局跌宕的阵痛和艰辛摸索，走向一统的趋势日益明显。时至后周统治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如推崇文治、实行德政、轻徭薄赋以缓民力、发展科举等，一统天下的步伐渐次展开。北宋初年太祖、太宗时期，正式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政治场域中讲述和效法“汉唐故事”继之而起。之后的历史正如学者研究所示，“比隆汉唐，始终是深藏宋人心中的追求”，“汉唐故事”的讲述和效法蔚然成风。从神宗朝在恢复“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开边拓土，到高宗效法“光武故事”进行中兴形象的塑造等一系列举措，将“汉唐故事”代代延续下去。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汉唐故事在五代十国政治运行中发挥着广泛而切实的影响。在五代十国时期，汉唐旧例被不断地讲述、效法和取鉴。时人援引的汉唐故事，有的是事实本身的客观叙述，有的是时人对过去的回忆，还有的是结合现实需要有意挑选出来并作出有利于统治的解读。五代十国频频出现的汉唐故事，有助于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和人心动员，在制度重建中有效地维持着统治的运行，作为理想统治的典范起到政治导向的作用。 第二，汉唐故事是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状态下维系历史连续的潜在力量。聚焦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断裂和延续问题，王赓武1957年撰写《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突出强调中国历史在这一时期的连续性。从长时段来看，五代十国将汉唐时代所积累的制度文明与秩序资源得以保留和延续发展。本文所述的汉唐故事，就是这一时期从破坏走向整合的一个重要因素。 援引汉唐故事，是五代十国离乱政局中人心思治的投射。在多渠道的政治宣传和历史叙述中，五代十国政权的合法性源于汉唐，其制度框架基于汉唐旧例重建而成，其最终施政目标也指向汉唐统治典范。汉唐故事在五代十国出现的场景和具体性质各不相同，看似驳杂琐碎却有着共同的指向，即对汉唐统一王朝治理精神的追念、推崇和认同。汉唐故事寄托着时人走出乱世的理想，体现出走向统一的政治导向。从政权的合法性溯源到统治制度的重建，再到朝廷施政方向的确立，汉唐故事对时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可以说分裂动荡的五代十国共享着相同的思想和历史资源。在此意义上，五代十国乃是汉唐时代统治精神的自然延续。 从汉唐故事凝塑五代十国政治的案例，也可窥见历史记忆对国家认同的复杂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一是体现于对在位君主的忠诚，二是被聚焦于维持着属于某一姓的君主统系的王朝，三是对超越了具体王朝的一个历时性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政治追求的意识。“变化中的国家认同自然需要从本土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中去寻求表达自己的适当形式。”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形塑政治共同体的基石。“汉唐故事”就是根植于中国本土历史和文化资源中的一种共同记忆。本文所关注的五代十国时期，固然存在对梁、唐、晋、汉、周等各自君主和王朝认同的事实，若放宽观察历史的视野，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超越了某个具体王朝的认同汉唐故事的政治共同体。五代十国在正统性构建、制度重建和确立施政方向诸多方面，均指向对汉唐故事的解说和依赖。作为不同政权和利益群体“共同”历史记忆的“汉唐故事”，是时人应对危机走向一统的内在因素。这种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的政治认同，作为分裂变动中保持不变的核心精神，从而将不同的力量熔铸于一体。基于共同历史记忆产生的历史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意识，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根源所在。这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和精神遗产。 概言之，汉唐故事的反复讲述与效法，是五代十国对汉唐统一王朝政治遗产的认同和延续。在改朝换代、兵戎不断这些显而易见的“断裂”现象之下，认同和继承汉唐统治这一点却贯穿于五代十国始终。汉唐故事如同黏合剂，将分裂的各种力量潜在地聚合在一起，引导着五代十国走出离乱动荡。借由汉唐故事这一议题的观察表明，分裂动荡的五代十国以认同和继承汉唐统治的特殊方式维持着历史的连续性发展。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启发我们，认识历史发展中的“断裂与连续”问题，不能局限于朝代兴衰隆替、政治体制胡汉之别等框架之中，而应深入到政治运行的内在精神和理念层面。以此观察中国历史连续性问题，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中国学派 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2680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布学术要闻或社科要闻，该公众号依托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权威学术媒体，集学术思想性、理论权威性、资料知识性和公共服务性于一体，及时发布全球重要的学术资讯，追踪和反映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前沿、学科趋势和最新成果。 5384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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