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砾斋笔记（541—560）
周公太
541、两汉时，常熟虞山周围及西北境之福山、妙桥、鹿苑一带先后设有虞乡、南沙乡建置。两晋上升为海虞县及南沙县。西晋末东晋初，由于中原战乱，大量北方流民入境，遂在海虞北境今梅李、赵市、福山沿江地区临时侨置郯、朐及利城三县。旋三县迁往京口，南齐以其地实置海阳县。梁大同六年（540），分南沙县地新置常熟县，此为常熟名县之始。此际，西北港口以西又设有兴国县，虞山之东及东南部即今太仓部分县境属海虞县，嘉定县西北部、原松江县的部分、今昆山市的东北、西北部属前京、信义两县。到隋初，海虞、南沙、海阳、兴国大部及前京、信义部分并入常熟县，则常熟疆域实领七县之广。因辖区辽阔，为便于施政，遂于唐武德七年（624）将常熟县治自南沙城迁至虞山脚下之海虞故城。
542、常熟于唐代时即称学道名邦和礼仪之乡，从建国后境内出土的近30方唐代墓志所载，即使邑民身为处士（无功名的平民），亦有较高的修养。他们或“高道不仕，悦礼敦诗”，或“幼习诗书，长明礼义”等。崇教开化之风的出现，当与隋唐开科取士紧密相关。在封建社会中，读书应举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阶梯，故宋代时不仅有官府设立的县学，教化邑中子弟，更有私家创办的书院，延师课童。除学宫外，仅邑志记录的元明清知名书院即有文学书院、虞山书院、游文书院、东湖书院、养贤书院、琴川书院、正修书院、耿公书院、梅李书院、亭林书院等数十所，是为苏州地区之冠，可窥常熟文风之盛。
543、隋唐开科取士后，言子三十八世孙言大章即于唐咸亨间首领风骚，开常熟进士之先河。稍后有陆器大魁天下，成为常熟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两宋的进士数量远超唐代，提高了常熟文学之乡的知名度。明清时更是榜名高悬，盛况空前，涌现了大批举人和进士，谱写了吴地科举史上的辉煌一页。据统计，常熟历代进士数为唐4人，宋83人，明235人，清163人，总计485人。其中有状元8名，榜眼4名，探花5名，传胪4名，会元3名，解元11名。有宰相10名，尚书21名，都御史13名，军机大臣5名，负一省之责的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封疆大吏达近70名之多。成为全国少有的人才聚集之地。
544、太平天国马刺一对，系双股雌雄剑式，合则为一，分则为二，刺由宽至窄，全长21.5公分，刺背厚0.5公分，刺尖厚0.3公分，柄为护手钩状，刺柄安装木柄，柄上木刻花纹。一面刻有“松鹤延年”纹，另一柄则刻“喜上眉稍”纹。该马刺系虞山镇西门大街居民蔡德恭先生从叔父蔡钝金处所得，为曾祖蔡菊轩在年幼时避难，被太平军收为义子而赠送予其，太平军失败后一直保存至今。该马刺为江浙一带太平军典型作战武器。由蔡德恭先生于1957年2月捐赠县文管会，现藏市博物馆。
545、平市桥位于原张桥镇平市，又名雷尊殿桥、平墅桥，横跨张潮河，系张桥镇周桥村、东古村与杨园镇张巷村、王泾村相交界处。始建年月不详，明万历姚宗仪《常熟县私志》载：“平墅桥在南乡平市，跨张潮河。”耿桔《水利全书》载，跨平市港者有平市桥。清光绪庞鸿文《常昭合志稿》云：“雷尊殿桥即平市桥。”今存桥东西走向，系单孔拱形，桥基及拱圈用青石、面用花岗石构筑，具明代风格，全长17.6米。在拱圈端部嵌砌有数块石刻题记：“明嘉靖元年（1522）八月重建。明天启元年（1621）七月重建，里人朱勋捐银。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重建。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八月，里人李秀芳、平叔文、平顺甫、陈文庆、周岐等捐银重建”等。明柱上原有楹联，已泐不可辩。
546、吴湖帆先生曾收藏清代七十二状元扇，其中有康熙五十七年（1718）状元常熟汪应铨行书扇页，纸笺，纵31.5厘米，横60.5厘米。内容为王右丞五言律诗三首，书于清雍正庚戌八年（1730）春，上款为思骏世兄。按：《虞山人文续钞小传》载，思骏为江文虎，号颐堂，常熟何市人，何朝子。夙称孝友，尤尚信义，名闻乡闾。自幼刻苦夜读，以致损坏一目，人比之于杜之夏云。后于乾隆初应顺天乡试中举人，然三上会试皆不第，旋以父病卒忧伤过度而殁。其子曾祁，字静萝，副贡生，亦工文章，精堪舆学。
54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之标校《重修常昭合志》，所附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常熟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题名录”名单为主任委员：庞树森。副主任委员：庞士龙。委员：石民傭、安蔚南、金鹤冲、俞鸿筹、陈文锺、陈旭轮、桑锡荣、曹弘、张礼纲、杨无恙、蔡树滋、蒋凤梧、瞿熙邦。而余曾见另一份毛笔书写“常熟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题名录”名单，则与此略异。为主任委员：张礼纲、庞树森。副主任委员：庞士龙。委员：金鹤冲、曹弘、石民傭、陈旭轮、蔡树滋、安蔚南、陈文锺、蒋凤梧。第二次临时会议加聘委员：瞿熙邦、俞鸿筹、桑锡荣、杨无恙。以上亦为15人，人员完全相同，只是排名顺序不同，并且有四人是后来加聘。按：旧时惯例，成立类似机构，往往推举一邑主政者担纲名义上主任。查张礼纲于1947年3月至1949年1月任常熟县长，故似后一份名单比较合乎当时情形。
548、徐泰（—1927），晚清民国初邑画家，各种资料述其生平行迹均特简略。前余曾见1922年上海天主教神父沈鸣初藏徐泰扇面，其上之题识所记甚详。曰：徐泰，字六豐，号拳石，常熟人。世奉天主教，通绘事，阜长高弟。幼嗜书画，善花卉翎毛，尤擅墨石。为人古朴寡交，生平遗墨不多见也。长子鸿仁，工书能画，惜短寿，未入室。五子鸿缙、六子鸿伸皆怀超志，离家修道。于光绪末年晋升司铎，传教于嘉定、昆山等处。鸿伸传教于安庆、望江等处，教化颇著。按：徐泰系晚清海上画家任薰传人，可另见于包铭新著《四任传人》。
549、钓渚渡桥原在张桥镇卫浜村，位于羊尖塘、宛山荡、嘉菱荡相交会处及常熟张桥镇与无锡县甘露镇、羊尖镇交界处。亦名鸟嘴渡桥。乾隆言如泗《常昭合志》载：“云庆桥，在钓渚渡，范氏建，沈颢有记”。民国丁祖荫《重修常昭合志》载：“钓渚渡桥在云庆庵前，亦名云庆桥，士人呼为大桥，明崇祯间范弥恬兄弟重建，沈颢有记。清康熙嘉庆间修之。”系三孔拱型，用青石夹花岗石砌筑，全长达39米。枕石上镌“云庆桥”额，护栏板上镌有清康熙间范氏、卫氏、李氏等修桥题记数行。此桥跨度较大，气势甚宏，为常熟现存三座三孔拱形石桥之一。后因位于航道要冲，影响安全，于2005年迁建至沙家浜风景区内。
550、2015年2月，山东收藏家刘先生从欧洲拍卖行拍回一对二件蒋赐棨款掐丝珐琅乾隆御题诗山水琮式瓶，因蒋赐棨为常熟人，故特向余发来图片求证。该瓶造型为四方玉琮式，高约30厘米。在每件器物二面对称以掐丝与珐琅色釉相结合技法制作各一幅青绿山水图画，并在图的上半部各有诗一首，经考证均为乾隆皇帝御题诗，其构图则以《结屋乔林下图》、《山阴烹茶图》等为范本。在红铜胎质上，以金丝勾勒山水人物，花草树木及屋檐栏杆再填入各色珐琅而成。群山峻岭中，数幢亭台楼阁拔地而起，四周白云袅绕，气势雄浑，美景不可胜收。上端御题诗文制作，亦为掐丝阴刻填金而成。而瓶底正中，錾刻有阳文“乾隆年製”款。按：蒋赐棨，乾隆间官至顺天府尹、户部左侍郎等。
551、蒋赐棨，出生于官宦世家。据《清史稿》、《常昭合志》等载，其父蒋溥，廷锡长子，雍正八年（1730）二甲一名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赐棨为溥仲子，字戟门，幼喜读书，稍长即参与管理家政。乾隆间以父荫任云南楚雄知府，先后历官两淮盐运使、山东盐运使、仓场侍郎、户部右侍郎、顺天府尹、户部左侍郎等。并被授予世袭一等轻车都尉、赏带花翎等荣誉，嘉庆六年（1801）又以世职派往乾隆皇帝的陵寝裕陵任守护官。蒋文化功底极深，乾隆皇帝为编纂《旧闻考》一书，曾于三十八年六月下谕曰：“着福隆安、英廉、蒋赐棨、刘纯炜，将朱彝尊（《日下旧闻》）原书所载各条，逐一确核。凡方隅不符，记载失实，及承袭讹舛，遗漏未登者，悉行分类胪载，编为《日下旧闻考》。并着于敏中总其成。每辑一门，以次进呈，候朕亲加鉴定。”
552、早在建国初期，县文管会即在民间收藏家和旧货商店中对传世文物展开征集。而来源最多者系六七十年代中依据国家文物政策，对县内的旧货门市部和古玩店进行监管过程中征购。按照规定，凡达到清代乾隆年代的文物艺术品，均不能盖火漆印上柜外销，只能由文物行政部门根据其收进价格，加上一定比例管理费后征归国家收藏。故文管会通过监管手段，依法为国家抢救性保护了不少文物珍品，而经营销售部门的积极收购和配合，当亦功不可没。今博物馆许多琢工精美的明清白玉牌饰、带钩、酒杯、翡翠件以及部分带年号款的明清五彩、青花瓷器即来源于此。不管是地下出土或民间传世流入店家，最终辗转进入博物馆供市民参观鉴赏，可说是最好的归宿。
553、顺治款酱色釉暗刻云龙纹盘，常熟博物馆藏一级文物。高3.4厘米，口径21.3厘米。撇口，盘内施白釉，呈卵青色，盘外表通体施酱色釉，口沿部一圈呈酱黄色。盘心暗刻有四爪龙一条，长须飘拂，圆眼斜睁，龙尾上翻，龙头在下，前设火珠一颗，作单龙赶珠状。制作较为规整，造型敦厚古朴，其撇口及腰腹部弧线优美，酱色釉面上罩有一层自然晕光，系釉料中所含特有矿物质经焙烧后产生。底足足根呈锐角状及留有少许粘砂，仍具晚明特征。款识书写规范，书法近瘦金体而起顿之处均露出笔锋，特别是“大”和“年”字与传世极少崇祯带款器笔法如出一辙，而与康熙时期官窑署款迥然有异。按：顺治朝署款酱色釉官窑盘存世仅有数件，而此件为品相最佳者之一。
554、据《柳南随笔》及《清朝野史大观》载，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豫亲王多铎领兵渡江，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暨大学士马士英俱逃遁。二十六日，守城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都督越其傑等，以南京城迎降。诸臣咸致礼币，有至万金者，以虞山钱氏所献为最薄，盖表示己之廉洁也。其所具柬贴，前细书“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百叩首谨启上贡”。贡品为鎏金银壶、珐琅银壶各一具，蟠龙玉杯、宋制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珐琅鼎杯各一进，珐琅鹤杯、银镶鹤杯各一对，宣德宫扇、真金川扇、弋阳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宫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据传是日钱公捧帖拜见，多铎礼接甚欢云。按：从钱之薄礼，可窥晚明朝政腐败之一斑。
555、常熟蒋氏系明清名宦世家，传载国史。蒋伊为蒋廷锡之父，康熙十二年进士。十八年滇闽方面用兵，征调四出，又广开捐纳事例。蒋伊擅画，其时方历官御史，念民生疾苦，绘十二图以进。其为：一、难民妻子图，二、刑狱图、，三、寒窗读书图，四、春耕夏耘图，五、催科图，六、鬻儿图，七、水灾图，八、旱灾图，九、观榜图，十、废书图，十一、暴关图，十二、疲驿图。复上疏极言其状，圣祖动容嗟叹，置之左右处理。逾年康熙东巡，见道多饥民，遂环顾随行大臣曰：“此蒋伊所绘流民图也”。
556、清光绪23年（1897）仲春，邑画家李鈵于舅氏桑侣梅处借得蒋廷锡绘《百花卷》，以原迹临摹成一卷。并请翁同龢、吴鸿伦、宗汝济、程柱、俞锺颖、邵松年、陆潤庠、沈石友、丁祖荫、俞锺銮、丁易、丁学恭、李锺、王庆芝、萧退闇等名流题诗于上。民国17年冬，其再次持币延请海内文坛诗客为其卷续题，并将画作及所有诗文刻印成集，以为纪念。殊料，其后抗战爆发，画与诗文原作皆毁于兵燹，包括所刻亦荡然无存。民国30年（1941）夏，其在垂暮之际深憾先贤遗墨之失，复以友人处所存昔年刻印本重付枣梨，传为艺林佳话。
557、维摩寺原为虞山四大丛林之一。后因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与清兵在其寺周围筑工事激战，寺构大部被毁，自此不复旧观。建国后1983年起，市建设部门陆续修复部分景观并辟为“维摩山庄”旅游景点。曾见民国十一年（1922）六月所刻印《维摩寺产图》一幅，系由常熟赵远、金凯、昆山席裕軫实测，吴县汪英绘图。称维摩山巅高度以吴淞零点为基准为二百三十六公尺，合中国营造尺七百三十六尺。寺地四周平均高度为一百十四公尺，斜坡角度二十八度。寺基面积二十五亩。制图者为常熟屈如榦。
558、邑人东吴大学国文教授，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作者黄摩西照片自民国《南社从刻》刊载后始流播于世，然《南社从刻》所发“黄西摩”图片之母本实收藏于上海历史博物馆。上历博藏黄像照片正面上半部分有文字题记，而背面则有1913年南社社友冯平题签，说明此照来历、用途和日期。题记曰：此故人黄摩西先生之遗影也，先生既没，余驰书先生之令子肇伯，索之以寄柳子存诸南社永为纪念。后死者冯平敬志。甲寅十一月十四日。按：黄摩西系晚清奇才，年十六即中秀才，而后因“文句怪癖，有饽礼仪”屡试不第。遂摒弃仕途，致力于国文研究，终成一代大家。惟惜其长期愤世嫉俗，竟至于癫狂，1913年农历九月殁于苏州齐门疯人院。此照遂成其绝响。
559、常熟之地，据《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等史籍载，在东汉时沿虞山一带东南境内为吴县虞乡，沿长江一带西北境为吴县南沙乡，曾设司盐都尉署于南沙。至东吴黄武中，孙权又置虞农都尉署于虞乡。西晋太康四年（283）和东晋咸康七年（341），虞乡、南沙乡分别升格为海虞县及南沙县。梁大同六年（540），始合并为常熟县。按：司马炎虽自公元265年自立为皇帝，创立西晋，但西晋灭吴是在公元280年的太康元年。该年三月，晋帝濬以舟师入石头城，孙皓降，吴亡。而虞乡仅在吴亡三年后之太康四年（283）即撤所置司农都尉署，立为海虞县。故余疑1982年石梅小学发现的西晋太康三年墓，其墓主即前虞乡之行政首领司农都尉。
560、南宋建炎间，有不少朝廷重臣如太常卿季陵等随驾南渡，及后宰相瞿汝文、曾怀等亦定居常熟。特别是宋太宗赵光义六世孙赵不沴与宋太祖赵匡胤九世孙赵希咨先后自京城移居常熟的开元乡、积善乡并卒葬于虞山。因此及至南宋中期，常熟已成为江南著名的“望县”，经济文化极为繁荣，其城市形态亦渐渐发生变化，由先前的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逐步转化为向外扩展和输出。体现于城市精神上，则是市民素质大为提升，如纂修邑志、创办县学、街衢整齐、市集茂盛、收藏兴起，为元明清时期的文学艺术流派纷呈，称誉海内，以致士流竞以任官常熟为荣的景象奠定了基础。
游文书院雪景
平墅桥
重修常昭合志
钓渚渡桥
维摩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