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或传统文化的支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支柱是孔孟之道，孔孟之道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传统文化和民族的精神里面，其最直接、最完整、最权威的文字载体是《论语》。《论语》是历史上唯一一部直接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典籍，研究《论语》的思想体系，可以把握儒家最根本、最正宗的哲学与思想体系，探求中华民族精神体系和文化发展的真正路径。《论语》思想体系既是一个完整的治国纲领，也是一个完整的民族精神建设体系。其中有“仁”、“道”、“德”、“孝”、“忠信”、“礼”、“义”、“智”、“中庸”、“命”、“敬”、“勇”、“行”、“恭”、“逊”、“恒”……等等。他们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否有一个清晰的构架？是怎样的一种构架？本文试就此做一个探讨。“仁”是《论语》思想构架的核心，而其余各项均是作为“仁”或实现“仁”的一个侧面，各在整体构架中有其独特的重要的地位。首先是“仁”。“仁”，是一切思想道理的核心，也是出发点。“仁”就是博爱，对大众无条件、无差别的爱。《论语》对此的主要解释有“爱人”、“泛爱众”、“恕”……等。“仁”的概念又可分为两方面：一是表现在人心方面的，即“仁心”、“爱心”，“慈悲之心”、“恻隐之心”等；二是表现在政治方面的，即“仁政”、“仁治”。其中，个人的“仁心”是其根本，因为人心决定一切，人是世界的中心，事在人为。修养“仁”心和实现“仁治”的方法有：1、“爱人”、“泛爱众”，即对社会大众无条件、无差别的爱。2、孝悌。这点下文将继续讲。3、“亲仁”，即亲近并效法“仁”者，寻找榜样的力量。4、“恕”，即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先难而后获”，即先人后己，吃苦在人前，享乐在人后。6、“克己复礼”，战胜私欲，一切行事合乎礼制。7、“博施而济众。”广施恩惠，赈济大众。这点更多偏向于“仁治”方面。8、“仁以为己任”，把她作为一生的追求，顽强实践之。9、乐于仁、安心于仁，宁静致远，等等。总之，“仁”的主要结构大致由“人心论”、“治国论”、“方法论”三方面构成。二、“道”（此特指《论语》中，以下各项同指）。“道”其实就是“导”，指上层人物引领百姓、治理天下的方向、方针、政策、措施等。此“道”其实就是是“仁”在“治国”方面的体现，即“仁政、仁治”，即按照“仁”是原则引领与治理天下。从孔孟经常说“邦有道”、“邦无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可见之。具体来说就是以“仁”为核心，以“礼治”为手段，以“诗书乐艺”为辅助，以“让利于民”为基础，实现天下百姓的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的理想社会，即实现古之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也。三、“德”。“德”是“仁”在人格品德方面的体现。“仁爱”不能只停留在文字或口头上，而要将其化为人格品德，乃至社会风尚。这是社会成败的关键。这个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从个人来说，叫作修养，其实就是修养人之精神，或曰灵魂；从社会来说，叫作“教化”。“修养仁德”或“崇高的精神”是人生的根本，也是社会的根本，是社会治理的第一要务。不抓住这个，就会迷失方向，陷入混乱直至败亡。“自天子以至庶民，一皆以修身为本”，“为政”必须“以德”。“孝”。“孝”其实就是人在家庭中的“仁”， 是人的最基本的起源性的品德。《论语》或者说古代为什么不强调长辈对晚辈的“仁爱”呢？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禽兽之父母尚能“关爱”子女，何况为人之父母呢，这是人乃至动物的本性，是不必强调的。但晚辈就不同了，天生并没有“孝敬亲长”的本性，是需要培养的，更是必须培养的。对亲长的“仁爱”是一切“仁爱”中最基本、都不关爱、不负责任的人还指望他关爱他人、有社会责任心吗？很难很难。所谓之“百善孝为先”就是出于这个道理。五、“忠信”。如果说“孝”人是在家庭中体现出的“仁”，那么“忠信”就是人走向社会后的“仁”。人走上社会后，最主要的是工作、生活和交往，其中“忠信”当然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是实现“仁”的基础性人格品质，也是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基础性和支柱性人格品质。其后才是“泛爱众”。对工作不“忠”，对人、对事无“信”，何以安身立命呢？谈什么“泛爱众”呢？对工作、对他人“忠信”到极致，是一种最好的“仁爱”。现在忽视“忠信”，忽视“修德”，而口头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显得颇为空洞浮漂，效果极其有限。六、“礼”。“仁”在处理个人与外界一切人和事物的基本规则方面的体现即为“礼”。礼仪、礼节、礼制，其实是人内心的外在表现，也是道德伦理和公理秩序的外在表现，是“仁治”的基础性规则，是处理阶层、人、神等各种关系的基本仪规，是社会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在个人或人类早期蒙昧状态时，保留有大量的动物本能和野生习性，很多东西是不科学不合情理的，不能过于任其自然。“礼”就是教人学会合适地表情达意或与人相处，就是引导人类向更高的文明发展而建立的合理的言行方式。所以，表面上看，“礼”是一种形式，但本质上是一种“大仁”、“大同”。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七、“义”。“仁”其体现在社会公正合理的道理及个人正直行为上，即所谓“义”。简单地说，“义”即“理”，客观的、本质的、科学的、经得住大众和历史检验的道理或规律。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义”即“理”，“理”即“道”，“道”即“德”，“德”即“仁”。“义”是“仁政”的基础，“义”还是“仁”（心）的基础。连“理（义）”都不讲，是很难讲“仁”爱的。但“义”不是一个单纯的道理或概念，更多的是人的行为意义和品德意义。“义”不是口头上“谈”粉板上“讲”的，只有体现在行动上、品德上才可以称之为“义”。 八、“中庸”。“允执厥中”，“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等。“中庸”的原意是，在矛盾对立或相反的两方面（两端）之间，不偏向其中任何一方，而寻找和采取尽量位于二者中间的立场和路线。简言之就是不走极端，走中间路线。但这个“中间路线”并非简单的“折中”或“各打五十大板”，而是要在复杂的事物或矛盾中，探索到一条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公理的道路，即真理。寻找真理是不容易的，对于事关切身利害的当事方来说更不容易，因为常常需要“割股”乃至革命。所以，“中庸”其实就是一种“仁”，或者是一种“大义”。也可以说，“中庸”其实是“仁”在客观的自然和历史规律上的体现，是“仁”在真理性行为和品德上的体现。它同“义”一样，决不偏重于口头概念，也不仅仅是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而是更多地表现在行动上和品德上。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在片面的概念上，“中庸之道”其实也就是上述之“道”、“义”、“仁”，与下文的“天命”也相同。九、“命（或天命，下同）”。“命”即上天指令、命令、规定，所以也叫做“天命”，也就是天意。所谓之“天”其实就是自然、宇宙或社会发展趋势，“命”或“天命”其实就是客观的自然规律与历史规律。客观规律是不由人支配的，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这点古人就懂得，所以人要“顺天命而行”，“奉天承运”。“顺天而行”当然是对的，也就是不可怀疑的“理”、“义”与“仁”。如果不做片面理解，这正反映了古人对科学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今天我们有一段时间违背了这种“天命”，大肆搞“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结果导致经济与社会几近奔溃，确是深刻的教训。十、“性”。“性”是本性，原有的根本的性质。《论语》讲“性”很少，一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二是“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但压根没有讲它是什么，是好还是不好，是“善”还是“恶”。这个“性”大略是讲人的初始本性，“天道”大略是讲宇宙自然之根本规律。二者或许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总之孔子说的都很少，可见它们是很抽象的概念，或者孔子自己也不甚明了，且与实际生活距离较远，与对学生的现实教育关系不大，所以就不怎么说。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说“本性”和“天道”是那种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那么根本是无可知其然的；如果硬要拿它说事，难免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这是孔子所不提倡的。如果将其视为可考察的东西，那当时的科技条件又是不允许的。所以孔子采取不多说的态度，非常理智的，确实做到了“不惑”、“不逾矩”。按现代科学视角来说，人最初的“本性”应该是遗传基因之类，“天道”的本源应该是最初最简单的物质粒子，而这些即使是现代科学也无法全解，何况孔子时代！而却后世将“性”与“天道”过多渲染，难免会陷入唯心主义的迷惑的泥沼！ 由于“性”与“天道”的“不可得而闻”，其与“仁”的关系也难以琢磨，所以这里也不再赘述。“智”，原指智商、情商。“智”者，“知人”。《论语》中的“智”则是指需要“仁”看守的智商、情商、知识水平、眼界胸怀等能力与素质。它与“仁”总是形影不离：“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智者不惑，仁者不忧”，“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必失”……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本身——《论语》或孔孟之道本不怎么重视单纯的“智”，但它是人之能够明白“仁”、实现“仁”的一个必要的辅助因素，所以也有其特殊的地位。人不明智，就有很多迷惑，怎么可能“依于仁”、实行仁呢？人总是迷惑、迷乱，怎么可能选择“仁”的目标坚定走下去呢？一个人不“智”，是绝对不可能“仁”的；而“智”到了极点，也就是接近“仁”了。这点从孔子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可以看出来。 “恭”、“宽”、“惠”、“逊”、“信”、“敏”、“敬”、“谨（慎）”、“勇”、“毅”、“恒”。这些品德是优良人格的各方面要项，是实行“仁”、修养“仁”所必须的基础品质，每一种很重要，都不可少。人生只有一次，人格品德是人的本质所在，也是人的价值所在，定位最宜高远一些超前一些，不然是无可挽回的。所以儒家之道全部是讲人格品德修养的，且全面而崇高，严密而慎重，坚定而长远。两周时期，是人类从蒙昧、呆板走向文明多样的转折时期，作为整个民族的领先人物尤须慎重，尧、舜、禹、周文王、孔子等圣哲在引领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方面，特殊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特殊的慎重周密，所以才有了伟大繁盛的中华民族。优良品德如此之多，既反映了“仁”的崇高，也反映了修“仁”的不易。十三、“学”、“友”、“切问”、“近思”、“反省”、“克己”、“责己宽人”、“无固”、“无我”、“先难后获”、“见得思义”、“不欲”等等。这些则是培养以上诸种品德并最终实行“仁”的必要的修身方法。其中分三类：一类是讲习方法的，“学”、“友”、“切问”、“近思”等。二类是讲反思自律的，“三省”、“克己”、“责己宽人”等。三类是讲忘我无私方面的，“无固”、“无我”、“不欲”、“先难后获”、“见得思义”等。这些学习与修身的方法非常全面、深入、准确、细致，是难能可贵的心理学体系，本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和文化的精华，可惜后人却把他们视作糟粕丢掉了，于是道德信仰也一齐丢掉了。十四、“艺——礼、乐、射、御、书、数。”即所谓“六艺”，则是从课（修“仁义”等）余怡情悦性的活动方面助力“修仁”之中心的。儒家的修身教育并非一本正经的刻板的修炼和学习，也讲究劳逸结合、课内外结合、多学科结合，如“五经”之类是修身和国文，“礼”是实践课，“数”是自然科学，“书”是书写艺术，“乐”是音乐艺术，“射”是体育课，“御”是劳动课等等。让学生在多学科学习中融会贯通，在休闲娱乐中达到“修仁”的核心目的。 对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孔子作了简单的概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即休闲娱乐、怡情悦性，“艺”即以上“六艺”之类。当然，不能为“艺”而艺，而是要皈依于“仁”之核心。十五、“无怨”、“不愠”、“无忧”、“无厌”、“乐道”……这些是讲胸怀宽广、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等心态修养的。年轻人在修身进取的途中，难免有许多艰难困苦、寂寞冷落、挫折失败，这时候个人就要有良好的心态，师长朋友要有正面的鼓励，社会大众也要有正确的舆论，这些文化方面的教化引领，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们都做的极其完美出色。值得重视的是，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们不仅仅有单纯文化上的启蒙，更有行为品德和社会风尚上的高标垂范和深远教化，这是其他任何民族的先知们都不具备的，所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最高位的、唯一的。以上讨论了《论语》的思想体系，“仁”是它的中心，其形而上的表现是“性”、“命”、“中庸”等，其在政治上的体现是“道”，其形而下的体现是“德”、“孝”、“忠信”、“礼”、“义”、“智”以及上述“恭宽……恒”等等，其修学的方法是上述“学、友……”等等，其功课外的辅助手段是“六艺”，其应有的心态是上述的“无怨、不愠……”等等。许多人对儒家的认识是需要更正的，儒家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派”，而是一种国家性、民族性的“政教合一性”的社会引领与管理体系及其对应的实践。文化的统治地位其实是他次要的方面，学者的修身和民族精神的塑造是他的一个侧重点，全体官员和士族等国家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是其重要功能，甚至大多数帝王及其接班人常常都要经由公认的大儒（太师、太傅等）的任前乃至任内的教导与辅佐，所以主体上，他是一群有权威有力量有思想的人按照一种理想的模式去构建理想社会的一种全民性教化和社会化实践行为。所以，“仁”、“义”、“礼”、“智”、“信”等等不是单纯的文化概念，也不是单纯的三观，甚至不是单纯的修身和品德的境界和类别，还有极大的理想社会的构建或构成成分。与此相应的是既有修身的高低层级，又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高低层级。如“圣”、“仁”、“贤”、“君子”、“士”等。十六、“圣”。“圣人”是修得了“仁”道且能广泛济（救助）众（百姓）的至人、完人；影响力极大，形象极崇高完美。这是儒家所推崇的最高层级的人物。能达到这个层级是极少的，要么是薪传深远的祖师，要么是极其圣明仁爱的帝王将相公侯，如尧、舜、周文王，孔子等。如果生前没有相应的名位，身后一般会获得皇帝封赏。比如孔子，唐宋时期便加封其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西夏甚至尊之为“文宣皇帝”。关羽则被后世皇帝封赏为“武圣皇帝”、“关帝”。这与后世泛称皇帝为“圣上”、“圣君”不是一回事。十七、“贤”。《论语》里的“贤”是有德亦有才，有智亦有志的意思。“志”就是个人的志向、志趣、信念等，但始终坚守而力行的才叫“志”，否则就不叫中“志”。而“贤”者坚守之志必定是“道”、“仁”、“义”等，如颜回、伯夷、叔齐等。“贤”者还有“智”，“知人”，能敏锐地察知他人的诚心，察知事情的隐患、矛盾，逢凶化吉。“贤”者虽未达成“仁”的高度，但心向“仁”，地位虽次于“仁”者，所以也排在“圣”之后，故有“圣贤”之称。是学者毕生追求的名望和成就。十八、“君子”。“君子”原本指“君”，国之君，“子”是对男子敬称的赘语。也指国君之子，后来又泛指有较高地位、较高道德和学识的人，基本上也都属统治者、贵族、士大夫阶层。但反过来则不成立——不能说贵族士大夫就是君子，因为还必须具有很高的道德、学识。所以“君子”就成为儒家学子孜孜以求的“三好学生”的标准和美称了。故孔子说：“君子疾（——忧患）没世而名不称焉。”后期再将他泛指一般人，那就不属于儒家的“君子”了。历朝历代对好学生的要求总是最高的，儒家对“君子”的要求也很高、很多——“中行”、“和”、“泰”、“直”、“恒心”、“易事”、“使人器之”、“悦之以道”……“君子有三道”、“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九思”……“君子”要“上达”，要“修己安人”，要“谋道、忧道”，要“义以为质”，要“礼以行、信以成”，要“贞而不谅”、“不争”、“合群”、“无道则藏”、“成人之美”……要注意的是，这些道德品质视具体环境不同，都是要修养到的，力行做到的，否则就“没世而名不称”了，是一个“差生”。相比于“贤者”，“君子”是又基础的一个层级。他是学者要达到的第一个层级，也是有个基本层级。但要求又是如此之高，很多人是难以做得彻底的。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也是终生朝这个方向努力。儒家是要人活到老学到老的，是一个正直而积极进取的三观。这无愧于他是一个国家统治者的学派，一个社会文化的统治学派。是他决定着中华民族的道路，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君子”的目标当然也是“仁”。当然，学者是不容易达到“仁”的，不容易达到“圣贤”的地位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牢记这个目标，不懈奋斗，“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忧患“没世而名不称”。十九、“士”。《论语》中的 “士”一般指有一定的志向信念、一定的道德学识而没有爵位或固定职位的人。属中下层自由民，大部分来源于贵族的庶孽和平民的学进，所以他们比一般人更积极进取，他们是处于贵族士大夫和平民之间最活跃的具有一定中间性的阶层，他们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追求职位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所以他们一般都在边劳动边游学、进取、结交之中。孔子对“士”给出的要求或标准是蛮高的——“不怀居”，“久困不忘平生之言”，“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见危致命，见得思义”……不是鼓励他们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投身于弘扬“仁、义”的队伍、赈济苍生的潮流，真的是积极向上、奋勇前进啊！ 《论语》的思想体系是其之前几千年文化和政治文明的总汇和集成，代表了中华民族古代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的最高成就。它及其前后相关的学说，不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一套完整的人格构建体系，也是一套完整的心理学体系和教育实践体系；更重要的，它是一套完整的民族精神建设体系和社会文明管理与实践体系，它直接主导构建了中华民族主体的精神文明，主导了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历史发展。北宋著名政治家赵匡胤时期的宰相赵普说：“半部《论文》治天下”，就古代社会来说，是名副其实的。（20210522由本人在国学读书会的发言稿整理 太湖县张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