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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子洋 校对：LIT.CAVE 编辑部 配图：Online 
特邀作者张子洋，在读博士生，首届文穴书评大赛后浪编辑奖得主 Q：首先可以请你谈谈读完《养蜂人之死》的整体感受吗？A：说真的，我能难定义我对它的感受，我对它的感想基本上是负面的，但是我又觉得「批评」可能不是与读者建立关系的最佳方式。总体上，它给我的感觉非常割裂。如果不是任务在身的话，我很可能不会读完它。Q：你提到了「割裂感」，其实它的割裂感在小说的形式上也是成立的，它由三个笔记本构成，而且还分了五个部分，这也算这部小说的独特之一吧。A：可能正是如此，我对它的期待和要求比其他的小说要高吧。我本身喜欢书信体小说，对日记体也有些体验。十八世纪书信体小说有许多变种，但是普及程度不高。十九世纪文学的话，普通读者可能会熟悉《德古拉》，1897年出版，里面就由不同人物的日记，新闻剪报，通信构成。而且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也是类似不同笔记本—回忆录性质，1962年出版的。1978年出版的《养蜂人之死》不能说是创新，这种「割裂」本身就存在于选取的体裁中。或者说我可能对于真实作者拉斯，虚构编者（无名氏，暗示为真实作者拉斯），笔记的虚构作者（男主人拉斯），以及不同读者，都好像没有整合或者点明这种割裂感感到… 不知道该作何感想。Q：可以请你拓展一下，为什么这种体裁本身就是「割裂的」？A：这个可能跟《金色笔记》代表的后现代自我有关系。在后现代试图打破宏大叙事的过程中，作家开始试验「片段性」写作（fragmented）。后现代理论认为宏大叙事的整合能力无视或者淘汰了不符合其叙事规则的「片段」。作者就想展现这些矛盾的，变化中的，不「规则」的生活时刻，也塑造了分裂的「自我」。而《金色笔记》可能把其和女性主义结合在一起，女性被不同场合要求的不同身份，女性不符合「规定」的历史，等等。
但整体上，可以说，这种「分裂」是一种人们都可以有的自我保护吧。整合和面对这种分裂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不过可以是挑战自我的「单一性」的开始吧。不过就算不依靠「后现代」这个背景，像《德古拉》的多人叙事，每次一个角色的连续日记纪录可能代表这个角色认知上的刷新，展现和纪录角色不同时段的演变。他/她不得不书写「覆盖」上一次日记代表的过去的自我。而多人视角也可以形成认知偏差——现实和自我，对于个人而言，都可以是割裂的。笔记本，日记，书信留下了「罪证」。Q：那你觉得《养蜂人之死》是怎么处理这种「与生俱来的割裂感」呢？A：可能一方面我觉得这本书就没有处理这种「割裂感」，不过这样说也不准确。我可以先说说它的割裂感的产生涉及到男主角的自我认知和他周围现实的差距吧。他算是个不可靠的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表面一些的，就是他旅行的时候，以为自己的童年在一个地方，事实上，又意识到自己的童年不可能在此——就是叙事上可能暗示了他的回忆不可靠。而另一方面，他又有着一些「虚伪性」，比如他声称自己是禁欲的，可有其他回忆部分谈他的偷情啊，性初体验啊…或者他觉得自己的妻子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却没有在他行为上看到任何无政府的证据，或者这种「同盟感」他在叙事中不断颠覆。还有就是在医院里，好像在抨击了瑞典人的集体性的顺从，可他自己除了在心里这样说，他有做任何事吗？而且他怎么能够判断其他瑞典人怎么想的？他凭什么把自己从群体里想割裂就割裂出去？再说，他看到一具被冰冻的尸体，他以为人们会像他一样，冷冰冰的（这是我故意这样说的，可能我觉得他本质上是冷淡的，自我的），人们却反应激烈，出乎他的意料。种种迹象表明，他在认知上，不一定总是准确的。我们可能要带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去审视他。Q：所以这就是你暗示的读者或作者没有点明这种「割裂感」吗？其实某种意义上，你似乎暗示这角色的「虚伪性」，不过你好像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A：我可能觉得这种回忆性质的撕裂感，过去的自我和现在自我的差距有一些受到了翻译的限制。我没有了解过瑞典语的语法，但是从英语和法语来说，有时态可以对过去和过去的过去进行进一步区分。而书信体小说从《帕梅拉》（Pamela），1740年开始，就有把过去的事情当做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写作手法。这一方面让叙事充满了当下发生的活力，但也会引起读者质疑叙述者的「真诚」的空间。对于男主角，当他在回忆自己的童年玩伴时，「我」就应该是童年的过去的自己，但又同时是叙述者，就时不时会有现在自己的各种补充。但最有意思的是，现在的自己，作为叙述者，可能会叙述过去自己不关心的事或视角。比如男主角和玩伴要去水闸玩，叙述者就说「水闸看管员是个年长的男人，他不太理解一群男孩为何跑到水闸边去。他总担心男孩们会…」(等等)。
这里童年的「我」是水闸看管员眼中的「一群男孩」，不是「他不太理解我们为何…」——叙述者「我」在这里完全融入了看管员的视角，审视了过去的自我。这可能也是年龄上的增加，40岁了，对过去自我的成人视角吧。但是过去的叙事突然来了一句「我时常严肃地考虑，他原本会成为什么。」这里思考的是现在的「我」还是过去的「我」？从成熟的语气，并且联系下文，可以判定出是现在的「我」。但我怀疑这如果在原文中，时态上可能会有转变吧。时态的转变可能会突出这种时间上的割裂，而中文可能会创造出… 或者更有一种时空融合的质感。但其实最有意思的矛盾点也不是说要依靠时态上的微妙变化，我们还是要回归叙事逻辑上去谈，比如叙述者「我」有一段完全融入他玩伴尼奇的心理活动，完全是一段重塑的，过去的「我」没有看见的经历。男主人公设置写出来尼奇的所思所想「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绝不放弃，他想。」某种意义上，这「我们」是人类的总称，但是「我们」也包含了男主人公通过叙述者的特有权利，和尼奇的可能的死亡时刻的思想重叠。「他」和「他」在一起，本由现在尼奇的死亡，引到了过去尼奇可能死亡的时刻，并且自我与他人重叠，过去与现在（也暗示了死亡的未来）的重叠。男主人在开始的一些纪录，对他者是有些排斥的（尤其是涉及到他前妻的篇章），保护自己的独立性的，中间又开始解构「自我」，讨论「我」能否可以真正孤独，但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碎片般的瞬间/片段，他积极拥抱了成为他人的可能性。他在这个没有「自我」的地方找到了一种宣泄吧。Q：这样子看，男主角的确不算一个「稳定」的个体呢，不过我看你谈论这些的时候，某个时刻，也流落出了没法掩盖的喜悦之情，为什么总体上还是说不喜欢这本书呢？A：这个嘛，我最近读了《关系性存在：超越自我与共同体》，它让我反思了一下评论要与读者建立怎样的一种关系，我也在反思本文与读者在建立怎样的一种关系。「关系」决定了「意义」，不同的「关系」因此有产生不同「意义」的可能性。从书信体小说评论的角度看起，这些笔记本不是私人的，更倾向于回忆录的性质，不单纯是私人阅读的日记。有时候，他好像要跟一个他脑海中的读者（们）对话。但就算男主角可能暗示了自己想要读者，我们可能也要反思一下，笔记本从私人遗物到公开，印刷，流传，可能会经历哪些机构，哪些人。
一些十八世纪的书信体小说会提供为什么这些私人信件会公开发表，（伪）编辑会解释一下，或通信中角色会解释。但是这些在《养蜂人之死》没有提到。
《金色笔记》里，女作家是作家，她可以出版自己的笔记本，等等。但是这些遗物是由谁继承的，子女的话不介意自己的亲人可能会被公众审视吗？继承人们为什么打算出版呢？为什么（伪）编辑没有提及笔记本是怎么到他那里的呢？（读者一般会认为其为真实作者拉斯的分身），等等问题。这本书的割裂引出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不确定真实或虚拟的作者意识到了。这种「无意识」似乎感染到了一些读者，对这个角色的观点过于言听计从了。Q：不过这种割裂感也许会和瑞典的国民性质呼应呢。译者也介绍了这部小说在拉斯的「墙上的裂缝」系列，他指出「好比身份认同游戏，系列中的五个主人公都叫拉斯，都和作者拉斯·古斯塔夫松有同样的出生年月和童年背景，是作家和他的一个化身」。对这样的写法和读者读出的「瑞典性」你是怎么看的？提到瑞典，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描写，我觉得和同样瑞典国籍的导演伯格曼的一些电影非常契合。但这种契合反而引起了我的一些不满吧，就是他和伯格曼的差异性。伯格曼的电影，我看到了对虚伪的暴露，对虚伪的攻击，但是又有对真诚的渴望，对女性角色的深度塑造，还有群像戏，不割裂群体与个人。而在《养蜂人之死》里面，这变成了个人的独幕剧，个人的独白。我可以分析他的笔记本里面融入了他者的存在，他者的语言，但是整体上，我感到这本书的反思力度没有伯格曼深刻吧——或者说这恰恰比伯格曼真实，因为它反映了就是这种思考的不彻底性，虚伪性，表面性吧。其实如果我们要探讨国家政治，我对于男主角引用尼采也模棱两可。尼采是提出了一切要重新估量，上帝已死，或者反基督教道德，等等。但是如果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而言，我们关不关心上帝是活着还是死着，我们的基督教徒比例是多少，我们的宗教到底是什么？佛教，禅宗，等等，关心有没有上帝？而且我恰巧因为是「瑞典」，所以我对尼采的出现才那么… 这样说吧，我没有去过瑞典，它在一战和二战中保持中立（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而二战中，尼采的哲学被纳粹利用。或许像瓦格纳的音乐，尼采的哲学在二战后对欧洲是「中立」的存在吗？也许就「瑞典」人可以没有良心谴责地引用尼采。也许就在瑞典，二战没有给童年时期的拉斯留下过分的创伤。Q：在2020年之后，瑞典的消极抗疫，好像好转，之后又反噬，等等，包括我们现在谈的「瑞典环保少女」，或者在2020之前，瑞典的学院出现的性丑闻导致诺贝尔文学奖的暂停。我们该怎么去调解或评论文学与国家与群体的关系？我们怎么把《养蜂人之死》放到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文化语境里去呢？A：可能这正是我最不满古斯塔夫松的地方，他虚构出一个瑞典病人，自己却在美国享受美好生活。关于「病人」，身体和疼痛在这本小说里占据了一定焦点，可以说没有疼痛就没有这些记录，对此你怎么看的？这要回归我对作者自身在美国，化分出一个瑞典分身的感想，说实话，这算是安全的举动吧——在异国描写母国的阴暗面什么的。但是如果对于我，我可能会关注这个健康者去描写一个「病人」，可能就是我对于这种疾病叙事的消费文化的… 迷茫。
这样说，并不完全算是疾病和疼痛才引发思考，男主公认为瑞典中产阶级的「病态」反映在他们或大或小的生理状况，但是他可没有觉得他们会从中得到些什么「灵感」。可能毕竟还是癌症，或者致死病。靠近的死亡引发的一切。毕竟人类的一半都生活在，或经历过每月都要疼痛的日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就像毛姆批评某些哲学家，拿「受苦」就是「牙疼」的这种男性中产精英举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疼痛要找到自身上，有些人才开始思考苦难。对于70年代的美国，种族，性别，性向，环境，等等，多方面维权的出现，（伪）编者在美国就怡然自得地享受着大自然。「不用去关心」，「不用去思考」可能也是一种特权吧，谁知道呢？对于苦难和疾病，生病者自身有权从他/她的受苦受难中寻找意义，升华苦难。但是这种「升华」，最好是个人的，不是每个受苦者都愿意，都有条件，也都能从苦难中找到什么「哲学结晶」。有时候，疼痛就是疼痛，受苦就是受苦，不要去为它找什么意义。Q：听你这么评论，你的确对《养蜂人之死》颇有不满呢，最后你还有没有想添加的？A：可能我的评论的确苛刻了，我其实非常喜欢里面除哲学外的诗歌一样的语言。当他描写自然，描写超出常理的经验时，我真的非常喜欢。可能对于我，哲学和本书提出的问题，在学术上都有了进一步，更彻底，更完善的探讨，所以可能觉得理论上他的思想有一些过时了。但也许我们可以捡起作者的诗集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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