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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肖旭 中唐(766年——836年)约七十年。唐代中后期，王朝的鼎盛期已过，但诗歌创作仍未衰歇，先后出现了韦应物、柳宗元、韩愈、孟郊、李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风格不一的杰出诗人。他们的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唐帝国走向衰落过程中的危机和民间苦难，艺术成就很高，是唐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中唐诗歌，不过是盛唐的延续。中唐诗歌的特点是：诗人数量多，诗歌流派也多。严峻冷酷的现实，使诗歌的主流转向现实主义。中唐现实主义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反映民生疾苦，其艺术特征是运用浅显平易的形式。 中唐前期社会得到相对安定，韦应物属盛中唐过度时期的诗人，在杜甫和白居易之间，他以山水诗见称。到了贞元、元和年间，唐诗又出现了第二次全面繁荣的高潮，先后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的诗人和诗派，如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诗派和韩孟诗派等，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贯穿整个中唐，诗坛呈现出繁荣的新景象。 （一） 韦应物（737—790长安人。出身名门，曾祖韦待价曾为武后朝宰相，祖父韦令仪曾做过宗正少卿和梁州都督，父亲韦銮、伯父韦鉴、伯子韦鸥，均以善画名世，见录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韦应物是一个幸运儿。751年(天宝十载)，韦应物15岁，便袭门资恩荫，得以进入宫廷，做了玄宗的近侍三卫郎。在轮番宿卫之余，入太学附读。那时的韦应物荒唐少礼，恃宠骄纵，一方面体现了少年得志的自满与无知，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时代风流的真实景况。755年(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时，韦应物19岁。时代的风云际会丰富了诗人的内心感受，近二十载盛唐环境中的狂放生活，在诗人的灵魂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近二十年是韦应物人生中的黄金岁月，诗人有机会置身最顶层亲眼目睹盛唐的内况外景、诗酒风流，且完全陶醉于这种氛围。成进士后，先后官滁州、江州、苏州刺史。他有进步的政见和安贫乐道、不事权贵的品格。在中唐，他主要以山水田园诗见称。其诗寄托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洁身自好，以道自全的思想，也表露了“居官自愧”的“恤人之心”，比王维诗有较多生活气息，感情也真挚，接近于陶渊明。过去有人把陶（渊明）、韦（应物）并称；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并称，均是根据这类诗。他的山水诗的艺术特色是：文笔简括，意境高远，语言朴素，近于白描。白居易赞为“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与元九书》）张戒评为“诗韵高儿有气清。”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唐下邽（今陜西渭南）人。少年“家贫多故”，从十一、二岁，就过着颠沛流离生活。十六岁到长安应试，获老诗人顾况赞赏。二十八岁，考取进士。三十五岁，做到县尉。元和三年，任左拾遗。其后被排斥，四十四岁时被贬为江州（今九江市）司马。后先后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杭州太守、苏州刺史。此后，又历任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后闲居洛阳履道里，过着“乐天知命”的半官半隐的生活，虽到暮年，并没忘记人民生活的疾苦。会昌六年卒，年七十五。 白居易是杜甫之后，唐朝的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个。 白居易比韦应物小35岁，白居易出外求取功名、做事时，安史之乱早已结束。到了贞元、元和时代，社会比较安定了，诗歌继盛唐而中兴，变为新体，就是“新乐府运动”的形式。当时，张籍、王建、李绅、元祯、白居易都喜欢作此种新题乐府，这一派具有新时代风格的诗歌，是反映中唐诗歌的主流。其中，成就最高者为白居易。他初和元祯酬咏，世称“元、白”。所谓新乐府，新乐府与古题乐府相对而言；是一种用新题写旧事的乐府诗。它大体用乐府的体格，去写新事，其内容和形式都不受汉魏六朝乐府诗限制。再者，作者都推崇和学习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有明确的写作目的，是以揭露现实矛盾，反映人民苦难为主，形式上力求通俗浅近，采取直接表达方式，易于流传。杜甫虽写过这类新诗体，但只有在此时才形成为一种运动。 （二） 下面我们就韦应物与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作做些比较，以加深对韦、白诗歌创作的理解和认识。 一、兴讽、治道之作。 1、韦应物上承盛唐现实主义诗歌传统。 从755年(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至785年(德宗贞元元年)，乱离吞噬了韦应物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安史之乱后，他当年的“里中横”失去了靠山，变成了“憔悴被人欺”(《逢杨开府》)的可怜虫，剧烈的反差使他从昏昏噩噩的精神状态中惊醒，转而折节读书，获得了个人精神上的新生。置身中唐的愁云惨雾之中，韦应物惑于现状之凄凉，时生挂冠之念，但他并没有让自己的主体精神消沉、颓唐，而是秉承盛唐文人关注民生、心系天下的主流思绪，以满腔的热情和积极的投入去践诺自己的梦想。悉心体味大历诗坛诸诗人及其作品。特别可喜的是，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韦应物并不属于那个圈子，他是一个卓异的特立，独步当时。在国家危难之时，韦应物毅然决然奔赴洛阳，就任洛阳县丞。在任期间，韦应物克尽厥职，对东都的恢复作了很大的努力。面对劫后残败不堪的洛阳城，他“周览思自奋”(《同德寺阁集眺》)，“坐感理乱迹，永怀经济言”，终于使“膏腴满榛芜，比屋空毁垣”(《登高望洛城作》)的东都渐渐恢复了生机。 韦应物有过侍卫皇帝的亲身经历，有过华靡奢侈的生命岁月，因此在大乱过后，目睹了民生艰虞，诗人开始对“欢娱已极人事变”的现实进行反思。《骊山行》已表露出刻骨铭心的盛唐情结。而那盛世的辉煌在诗人心中已升华为“云霞草木相辉光”的仙境：“君不见开元至化垂衣裳，厌坐明堂朝万方。访道灵山降圣祖，沐浴华池集百祥。千乘万骑被原野，云霞草木相辉光。禁仗围山晓霜切，离宫积翠夜漏长。玉阶寂历朝无事，碧树葳蕤寒更芳。三清小鸟传仙语，九华真人奉琼浆。下元昧爽漏恒秩，登山朝礼玄元室。翠华稍隐天半云，丹阁光明海中日。羽旗旄节憩瑶台，清丝妙管从空来。万井九衢皆仰望，彩云白鹤方徘徊。” 就是在某些送行寄赠作品中，往往也洋溢着昂扬的意气和建功立业的慷慨激越之情。如《寄畅当》：“寇贼起东山，英俊方未闲。闻君新应募，籍籍动京关。出身文翰场，高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羽插腰间。昔为琼树枝，今有风霜颜。秋郊细柳道，走马一夕还。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 可以说，通过诗歌表达建功立业的昂扬斗志和开朗意气普遍存在于盛唐文士的各类作品中，这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韦应物也属于这意气风发中的一员。韦氏这类立意鲜明，风骨俊朗，昂扬雄浑的诗作是明显的盛唐诗，从诗人的创作心态到诗歌的承载内容及表现形式，都是盛唐的气度，因而表现出来的也是盛唐的气象。如果把唐代诗歌创作比作连绵的群山，盛唐时期无疑是充满无限风光的巅峰，韦应物也是这无限风光的创造者。 在《金谷园歌》、《长安道》、《贵游行》等诗作中，他严厉斥责统治者的淫糜生活，以《金谷园歌》为例：“当时豪右争骄侈，锦为步障四十里。东风吹花雪满川，紫气凝阁朝景妍。洛阳陌上人回首，丝竹飘飖入青天。晋武平吴恣欢燕，余风靡靡朝廷变。……祸端一发埋恨长，百草无情春自绿。” 诗中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对当时统治者的有力讽刺与深刻揭露。尽管韦应物还缺乏前贤李杜、高岑甚至王孟那样高华雄浑、恢宏壮阔的大作，这部分是由于客观上已经不具备那种环境，但注目于那些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干预生活的诗作，却无疑是在盛唐文化心理影响 下，诗人入世热情和济世思想的强烈再现。 《鸢夺巢》一诗托讽深远，并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野鹊野鹊巢林梢，鸱鸢恃力夺鹊巢。吞鹊之肝啄鹊脑，窃食偷居还自保。凤凰五色百鸟尊，知鸢为害何不言。霜鹯野鹞得残肉，同啄膻腥不肯逐。可怜百鸟纷纵横，虽有深林何处宿。” 反思历史以警醒人事，尽管韦应物以诗作讽刺可能于事无补，但在儒家入世热情和济世理想的影响下，这些以乐府旧题和七言歌行体写作的作品，反映面却很广，对上层统治者及贪官污吏揭露深刻，鞭挞有力，表现出诗人对国家衰败政局的深深忧虑和思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人这些作品的写作完全是以一副盛唐士人积极进取的心理完成的，也就是说，诗人心中一直以兴复盛世为己任。这种潜意识中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态与诗人无限眷恋开元、天宝盛世的怀旧思潮是合拍的。客观上来讲，这既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安史之乱后士大夫悲哀心理的写照。 白居易对韦应物这些现实主义诗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白居易《与元九书》)。 2、白居易多有讽谕精华之作。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把自己的诗作分为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讽谕诗中有讽刺、赞美，而前者是主要的。他的《长庆集》有诗二千八百零六首，其中讽谕诗只有一百七十三首，虽不及全部诗歌的十分之一，但却是精华之作。 讽谕诗思想内容可分四方面：一、反映了土地问题和赋税问题，代表作《观刈麦》、《杜陵叟》。白居易把土地兼并和苛捐杂税使农民破产作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加以表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本质和荒淫奢侈的生活。二、揭发统治者骄奢、淫逸，镇压人民的罪行。如《卖炭翁》揭露宫市的罪恶。三、宣扬爱国主义和反对侵略斗争。如《新丰折臂翁》。四、妇女问题和其它社会问题。如《上阳白发人》。 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在塑造卖炭翁时，他只用“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一句，一个活脱脱的苍桑老炭翁形象便跃然而出。白居易的讽谕诗多为叙事诗，在叙事时，他常要发议论，评价所述之事，以显其志。鲜明的对比，特别是阶层的对比。常先描摹统治阶层的糜烂生活，末尾忽然突出对立面，反戈一击，以鞭挞统治阶层。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是白居易讽谕诗的又一特色。白居易的语言通俗平易，这是与他平易浅切、明畅通俗的诗风紧密相联系的。白诗文字浅显，很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还特别喜欢提炼民间口语、俗语入诗。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谕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二、“悯农自愧”为主题的诗作。 在唐一代，以“悯农自愧”为主题的诗作自是不少，从高适的《封丘作》到李白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从杜甫的“三吏”、“三别”到元结的《舂陵行》；从李绅的《悯农》到柳宗元的《田家》；从张籍的《野老歌》到白居易的《卖炭翁》、《杜陵叟》；从皮日休的《橡媪叹》到聂夷中的《伤田家》等等，其中的深情厚意一脉相承。 1、韦应物的悯农诗作承传了一种诗歌思想。 可以说韦应物的悯农诗作和其前辈后生一样，承传了一种诗歌思想。除灾难深重的农民而外，韦应物博爱的胸怀也充满对其他劳动者的同情。 在《采玉行》中，诗人写道：“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此诗写得言简意赅，形象鲜明，抓住了采玉工人的典型生活、工作环境，运用侧面烘托的艺术手法，结尾哀韵绵绵，凄婉欲绝，具有较强的艺术力量。此诗为李贺《老夫采玉行》所借鉴。 再如《夏冰歌》前半篇以较多的篇幅铺叙了权贵在“朱明赫赫之炎辰”对“碎如坠琼方截璐，粉壁生寒象筵布”之冰块的享受，篇末以“当念阑干凿者苦，腊月深井汗如雨”的诗句进行对比，深刻揭示权贵的享乐是建筑在劳动人民血汗基础之上的，表现了对劳动者的深切同情。 又如《杂体》五首之三：“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苦。” 《诗比兴笺》卷三评此诗曰：“悯民力，思节俭也。”全诗采用对比手法，将“寒夜女”“指历千万绪”的百日辛劳和贵豪家“唯将一朝舞”的奢靡浪费作了极其鲜明的映照，最后卒章显志，点明此诗主旨。刘熙载云：“韦苏州忧民之意如元道州，试观《高陵书情》云：'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此可与《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并读，但气别婉劲耳。”盛中唐之交，刚正淳厚的韦应物，在做地方官员时，了解了民间疾苦、诸多社会弊端，在杜甫和白居易之间，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与同时代的诗人悲苦无依，怨艾彷徨相比，反映了更多的时代转折的苦难声息。 2、白居易诗作广泛地反映人民的苦难。这其中有同情农民的作品，如《杜陵叟》，也有哀叹妇女命运的悲歌，如《上阳白发人》、《后宫词》等。 《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惦记百姓的疾苦，为民办实事。如《缭绫》：“缭绫缭绫何所似? 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 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踏泥无惜心。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从取材到表现手法，跟韦诗何其相似。全诗突出描写缭绫制作的复杂、女工们的辛苦和宫廷贵人们的奢侈，通过鲜明对比，委婉而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结构上前后照应，以“昭阳舞人恩正深”上承“汉宫姬”，最后描述女工的辛劳操作，突然点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极自然巧妙地引出作品的主题，显示出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力。 三、作品中流露出的思想意识 1、韦应物是在内敛、婉曲中轻吟盛世。 特殊情境下韦诗思想意识的复杂性从侧面流露出其深埋心底的盛唐情结。韦应物作品中流露出的思想意识的复杂性，正是诗人主体意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真实写照。历史之舟已驶向远方，诗人仍徘徊于杨柳岸边，眺望那轮明月，思念那座城市，沉湎那份诗情。诗人的执着就像寓言《刻舟求剑》中的那位坠剑者，他心目中的盛唐之剑仍高悬在历史的天空，而人总是要随波逐流的。在历史隆隆的车轮声中，人永远是一只憔悴不堪、尘灰满面的轮辐，沿途有许多景致，但注定随即会被抛到身后。流光倏忽而过，人已在清风中飞扬。 安史之乱、仕途蹭蹬、爱妻病逝，韦应物对世事无常的体认倍加真切，人生如寄的时空虚无感导致了其对生命的感悟和对自我的观照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表现社会沧桑、人生巨变、荣华易逝、友情珍贵等为主题的诗作浸透了作者的迷惘与哀愁。 如《淮上喜会梁川故人》：“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何因不归去，淮上对秋山。” 这首诗写于滁州刺史时期，诗人在淮上(今江苏淮阴一带)重逢十年未遇的梁川故友，虽言“喜”，实则抒发了一种悲喜交集的人生感慨。诗人追忆昔日与故人欢聚痛饮、扶醉而归的乐事。十年乱离，如浮云流水，故人重逢，畅叙友情，倍感珍惜。谢榛评此首诗曰：“此篇多用虚字，辞达有味。”“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在这种沧桑过后的欢笑中，我们还能依稀感受到诗人略带苦涩的叹息。“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秋光中的满山红树，正是诗人耽玩留恋之处，十年光阴，老去的岂止是两鬓的华发。理想未酬，岁月已蹉跎，无奈中只能从甜蜜的往昔回忆与短暂的身心休憩中得到慰藉。全诗既是严格的五律，却写的行云流水，灵动自然，饱含着对故人的想念之情，又是诗人真情的自然流露。在以内敛的心理倾向观察事物，抒发感受之时，韦应物的思维空间却很宽广，历史背景与时空印象交替出现，明灭起伏间映照的是诗人对于自我、家国、时空、宇宙的反思与参悟。韦应物对盛唐生活的怀念构成了其诗歌创作的主题，盛唐气象在其诗歌中的反映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对于盛唐生活的怀念表现出来的，就是说，在韦应物的大脑中是盛唐的天空，现实中是中唐的局面，于是在心理上无法挽留的浪漫梦想与实实在在的冷酷现实交织成一片衰败、复杂的情感空间，那辉煌过后的残败，繁华背后的清凉正是这种心情的真实反映。生存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诗人心中的气势已不复旧时的张扬，转而为一种内敛婉曲的轻吟。正如美籍汉学家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指出的那样：“韦应物不是一位中唐诗人，他与盛唐风格和主题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他的许多最优秀的诗篇是有'毛病’的盛唐诗，它们的美正体现于矛盾的不完美之中。” 可以说，这是盛唐强音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只有盛唐的环境和气势才能生发出这样质朴可爱、感动人心的心灵颤音来。“自叹犹为折腰吏，可怜骢马傍路行。”(《赠王侍御》)一腔报国热情无处可泻，却要在宦海中应酬，在仕途上蹭蹬，对一个昔日的“里中横”而言，这是何等的压抑与屈辱!“折腰非吾事，饮水非吾贫。休告卧空馆，养病绝嚣尘。”(《任洛阳丞请告》)加之亲眼目睹了黎民百姓的苦楚生活，在完全看清了贪官污吏们尔虞我诈、贪赃徇私的丑恶本质后，韦应物从心底产生了退隐思想。 在《寄李儋元锡》一诗中，作者写下了满含忧伤与恺切的肺腑之言：“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整首诗感时伤怀，动人之处在于诗中真诚地披露了一位廉政官吏的矛盾与苦痛，有志而无奈的典型款曲。黄彻激赏曰：“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胡震亨也赞为“仁者之言”(《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作品中流露出的诗人的情怀、思索、遁隐思想和高适《封丘作》中透露的心曲可谓殊途同归。 盛唐时代有时而尽，盛唐精神永存天地。后人虽已渐渐远离盛唐的明月，但那轮光辉却永驻心灵。韦应物沐浴在这轮明月浓浓的光辉之中，永远无法释怀的是对这轮光辉的留恋与叹逝。“发纤裱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那些“简古”的作品中散发着浓烈的盛唐色彩，而那些“淡泊”的作品同样是盛唐的流风余韵。孤独寂寞的心境，清雅高逸的情调，细致省净的意象揭示了诗人回避社会、体察生命的无奈心态，但透过诗人字里行间的层层迷雾，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简古之言，淡泊之语恰恰也最是盛唐流风余韵的别样体现。 《寄全椒山中道士》：“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贺裳云：“韦苏州冰玉之姿，蕙兰之质，粹如蔼如，警目不足，而沁心有余。然虽以澹漠为宗，至若'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日落群山阴，天秋百泉响’，'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高梧一叶下，空斋归思多’，'一为风水便，但见山川驰’，'何因知久要，丝白漆亦坚’，正如嵇叔夜土木形骸，不加修饰，而龙章风姿，天质自然特秀。”款款之情出之以心平气和的恬淡之语，诗境明净雅洁而意味深长，直出于盛唐强音下的雍容典雅之语。《诗人玉屑》卷十二云：“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哉!”细细品味韦应物这些简古、淡泊的诗作，之所以感觉它带有盛唐的流风余韵，关键还在于这种种平淡、冲虚形式掩盖之下的风雷暗涌之气。其实，无论达与不达，真正的儒者都是以兼济之心注视着这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被他所深深挚爱着的环境的。基于这一点，他的热情是始终如一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其表现的方式、色彩有所不同而已。通达的时候，热情所向为积极参与社会、关注民生的或讴歌、或痛斥；穷蹇的时候，热情所向为倾情自然、隐逸恬退的或浸淫、或长啸。诗人的情绪不论向哪个方向发泄，都会有精华生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重要的是要有情绪，即使是失意者的情绪，也是人类文明所需要的。 2、白居易被贬前后现实主义诗歌有变。 白居易是杜甫之后杰出的写实性诗人，中唐新乐府诗派的领袖。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写实传统，沿着杜甫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写实性诗歌创作的高潮。他的思想丰富而复杂，儒道释杂糅，既存在着矛盾，又充满了人生智慧，自中唐以后，一直影响着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们，对每天面对着各种社会问题和人生困惑的现代人，也不无启示意义。韦应物是这样，白居易也是如此。白居易生活的时代，安适之乱已经过去，社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他也就没有了韦应物那种盛唐情节，留恋与叹逝。白居易的思想，十分复杂而充满矛盾。如积极用世与消极退处的矛盾；身在仕途与出世退隐的矛盾，成为他一生不能或释的情结，使他感到不平、无奈和痛苦。白居易虽曾以“乐天”自许，但从他有理想而不能实现，向往自由而终不能身心超脱的情况来看，白居易实际上是一个有着悲剧遭遇、矛盾性格的人物。白居易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白居易以儒家思想为主，杂糅释、道思想，现实主义诗作有始无终，失去了应有的批判性。 白居易四十四岁到江州不久，即开始写《与元九书》，他在《与元九书》中说他当时将己作八百余首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上述的四类诗歌，最受白居易重视的是讽喻诗与闲适诗，它体现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济”与“独善”两个不同的侧面。而最具现实性的则是讽喻诗。这些诗，就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犀利眼光与一个诗人的敏锐感受，把当时的许多弊端都揭露了出来。 白居易诗歌是现实主义的，但只是注重现实生活的描写。他的创作有明确的讽喻目的，为了讽喻而写诗歌，白居易往往要抑制住真实情感的抒发。将“为君”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白居易的诗作，以前期（44岁被贬江州司马前）的讽谕诗，最能体现“遇事托讽”以达“美刺比兴”之功，真可谓“周详明直，娓娓动人”，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诗作。如《观刈麦》、《采地黄者》、《杜陵叟》、《秦中吟》（“一吟悲一事”）、《上阳白发人》、《卖炭翁》、《红线毯》、《轻肥》、《买花》、《西凉伎》等。另外感伤诗中的《琵琶行》也较现实地反映被压迫妇女的凄苦生活。诗人前期的这些诗歌，正如他自己《寄唐生》诗中所云：“我亦君子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也表明了他的乐府诗的浅切通俗，目的在于歌唱出人民的痛苦。他站在人民方面说话，不怕豪门贵族的震怒，也不管亲戚朋友的讥笑，全心全意地要救生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白居易讽谕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 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采地黄者》：“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宴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枝以易糇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反映妇女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如《井底引银瓶》《母别子》《陵园妾》，女子冲破阻力私奔却被夫家看轻,“聘则为妻奔是妾”,故想起回娘家又不可能“今日悲羞归不得”“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故“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母别子》“以汝夫妇新嬿婉,使我母子生别。不如林中鸟与鹊,母不失雏雄伴雌。……新人新人听我语,洛阳无限红楼女.但愿将军重立功,更有新人胜于汝。” 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 （三）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人总是生存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环境对作家作品影响的直接结果便是作品中反映出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心理。韦应物生逢盛唐太平盛世，历经中唐安史叛乱，富庶风流的时光与时代盛衰的经历相互交织，节同时异的忧伤与物是人非的失落时相碰撞，其作品流露出的思想感情往往带有一种盛唐心理与中唐环境格格不入的矛盾色彩。生活环境对诗人的成长及创作影响至深，只有盛唐的环境才能孕育出那些神采飞扬、雄心万丈的天才诗人，孕育出代表时代气息和文化心理的雄奇瑰丽、体大思精的不朽作品。能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之中，对任何一个个体来说，都是极具诱惑力的，如果有机会沉浸浓郁，含英咀华，那么一生中剩余的岁月，注定将要在对这种流风余韵的无穷无尽的思念与忧伤中度韦应物过。世事的风云变幻把一个曾经张狂、热情的青春少年变成平心静气且处处散发出孤寂、冷漠和散淡气息的秋士，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时代折磨了韦应物，把他变成为一个退缩于方寸之地的心灵敏感、意志消沉的地方官，在那个狭小的天地中自惜、惜人，振翅向上的羽毛已然脱落，成为一个仅得自保的逃避者。这是韦应物的悲哀，更是特定时代的悲哀。时代亦磨炼了韦应物，一旦诗人的人世热情与济世思想受到外物的感召与诗人心灵的自我责问，那冲天的豪气与责任感便豁然而起，激荡不已。韦应物诗作中所流露出的执着的盛唐情结，正是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见证。 贞元、元和年间,内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乱频仍,赋税繁重,外则吐蕃回纥,不断入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迫使诗人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另一方面,社会比较稳定,并曾一度在形式上获得全国的统一,也为诗人们的改革现实带来一线希望.这就是以批判现实为主旨的新乐府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 白居易四十四岁，因上书请求追捕刺杀宰相的凶手，被权贵诬陷，贬为江州司马，进入他独善其身的后期生活。在贬官江州司马时，作《琵琶行》，寄意自己的不平与愤懑。这时还写了著名的文学论文《与元九书》。后任忠州、杭州、苏州等地刺史，为百姓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五十五岁后，历任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太傅等职。晚年闲居洛阳履道里，自号"香山居士"。此时，受佛道思想影响，思想趋于消极，创作上也以闲适诗为主。 白居易被贬后即避世缄言，属“独善其身”时期，他糅合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他甚至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为求做到“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他缄默了，不敢再过问政治。“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最后选择了“中隐”的道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正如刘禹锡评价的“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可以说，白居易后期的诗歌已失去了昔日战斗的光芒，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前期的“讽谕诗”。这也体现了他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不彻底性，违背了自己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可以说，白居易的诗歌，前期的“讽谕诗”现实性和人民性较强，体现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后期的“闲适诗”，“感伤诗”，“杂律”释、道思想突出，失去了现实主义诗歌的批判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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