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笔者在2020年经办的一起“现金贷”涉套路贷犯罪的案件，公诉机关以当事人小刚（化名）涉嫌两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公诉至法院。经辩护后，指控的犯罪金额大幅降低，虽未改变案件定性，但最终量刑比预期量刑少了3年有余，辩护效果也算可见。现将该案进行简单梳理后，行文如下，供各方指正。 在打击“套路贷”犯罪的浪潮下，相较于传统的“套路贷”，可以说现金贷是排位相对靠后的，但波及范围却是最广的。这是一起于2020年接手的“现金贷”案件，我是审判阶段介入的。我的当事人小刚（化名），是涉案现金贷公司的催收小组组长（之前曾担任过组员），被公诉机关指控为两罪：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按照《起诉书》的指控，小刚涉及诈骗既遂金额331余万元，涉及敲诈勒索金额63余万元。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曾向其告知，是否愿意认罪认罚。其虽有认罪态度，但对公诉机关给出的量刑建议（有期徒刑七年至八年）并不认可，故而未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在拿到案卷并阅卷后，我也与当事人小刚会见核实了相关案件细节。一开始小刚还有所动摇，并问我是否可以补签认罪认罚具结书。后经过辅导及法律解释，小刚同意暂时先不签署具结书，后经其同意，敲定的辩护策略是以“轻罪”辩护及数额辩护为主，辅以从犯的减轻处罚辩护；而当事人自己选择认罪，并保持对犯罪金额的疑问。
开庭审理过程中，律师针对案件的定性，分别就不构成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涉案公司及相关人员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向借款人出借款项、收款过程中，虽存在“砍头息”以及逾期费过高等情况，但借款人对实际借得款项、还款数额、还款周期，事先知情，至少无法排除借款人事先知情的合理怀疑，《起诉书》指控涉案公司在放贷模式中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据此认定小刚构成诈骗罪亦存在证据不足。- 在案证据（包括同案人员、借款人的相关讯问或询问笔录）基本能够指向，借款人对实际借得款项、还款数额、还款周期等事项是知情的；此外即使部分人员不知情，但因在案证据中对此情形的认定存在矛盾，也无法排除借款人知情的合理怀疑；
- 向借款人催收的手续费、违约金、逾期费并不存在“虚构”情形，上述费用即使明显过高，但并不属于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 小刚对公司发放贷款的具体细节（如借款到手金额、利息扣除、逾期规则、逾期费用等有无事先向借款人告知）并不存在明确的“主观明知”，这一事实也直接指向小刚主观上并无诈骗罪的犯罪故意。
「2」结合现有法律规定及规范性文件的指导精神，小刚客观上所实施催收行为的性质，依法也不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除此之处，案件的另一核心争议焦点就是涉案犯罪金额的认定。要知道，在现金贷涉“套路贷”犯罪案件中，因大多涉及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而犯罪金额作为该两罪的核心量刑要素，其准确与否则显得至关重要。犯罪数额的多与少，不仅关乎着量刑幅度的适用，也一并影响着当事人最后的退赃金额及罚金数额。 面对本案公诉机关对小刚的指控，涉及诈骗数额既遂331余万元，涉及敲诈勒索金额63余万元。如果按照浙江省对该两罪的数额标准，在不考虑其他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的前提下，均可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进行量刑。面对如此指控，律师也从现有指控逻辑出发，试图尽量推翻公诉机关的指控赖以依据的《专项审核报告》。正如律师在辩护意见中所提·： 「3」本案《起诉书》依据《专项审核报告》认定小刚的涉案数额，因《专项审核报告》的客观真实性存疑，且相关核算数据亦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案件开庭结束后，辩护人还搜集、整理了部分类似裁判案例，并以《类案检索报告》的形式递交给了承办法官，期间也适时跟法官沟通着案件情况及进展。不久，在开庭一个半月后，法院便通知二次开庭（实则还要宣判）。在这次庭审中，检方却主动提出可以走认罪认罚程序，量刑建议也大幅降低。按照实务中的一般操作经验，检方的此次认罪认罚，估计也提前知会过法官，结合前期与承办法官的沟通，我们也深知案件定性，法院不太会有“改动”，但是犯罪金额估计会有所调整，经过征询当事人小刚的意见，通过庭后部分退赃（家属也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最后签署了相应的具结书，以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二罪并罚，换得建议量刑四年六个月。 当天法院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作出判决。拿到判决书后，对照之前《起诉书》的指控，虽未能撼动案件的定性，但是诈骗金额从331余万元降低至69万余元，敲诈勒索金额从63余万元降低至18万余元；相较于审查起诉阶段，公诉机关向小刚表明的量刑有期徒刑7-8年，最后案件的实际量刑也降低了3年多。作为辩护律师，虽然我仍心有不甘，但当事人小刚已经表示满意了。 拿到判决书后的那一周，我便去看守所会见了小刚，一是做常规的判后回访答疑，二是告知上诉事宜。我依稀记得，当我问他对判决结果有何想法之时，小刚脸上神情有所释然，并无第一次见他时的慌张与犹豫，其回答道，“我没有什么其他想法，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我真没想到会有这个结果，谢谢你朋律师”是的，我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个结果，这可能就是刑事辩护的常态——在绝大多数案件之中，在法院未作出判决之前，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会是以何种结果出现，即使是那些我们自认为不容质疑的“无罪”案件，或者认为法院理应有所作为、有所改变的案件。做刑事案件，我一定是为了追求“好结果”而去的，而一份让辩护工作有所“呈现”的法律文书，则是最为体现辩护努力的“凭证”。在刑事辩护效果越发式微的现状下，仍要在个案中朝着一份份有力的凭证去努力，那里面不仅闪耀着法律对每一个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那里面也是每一个当事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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