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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进化根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那么我们就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遗传变异和环境中必然性的结果．智力的构造并非是为了理解原子，甚至也不是为了理解智力自身，而是为了促进人类基因的生存。善于思考的人都知道，他的生命存在于某种不可理解的方式之中，被生物个体发生学所决定，表现为一系列被大致规定了的阶段。他会意识到，怀着人类特有的所有内驱力、才智、爱、自豪感、愤怒、希望，以及焦虑，最终确信不疑的只有一点：他参与帮助着同一循环的永恒延续。意识形态确实服从于它的隐蔽的主人——基因，各种最高的冲动都可还原为生物学行为。大脑中存在着先天的潜意识压抑力和动机，它们深刻地，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伦理前提，人类道德就从这些根源如同本能一样进化而来。那隐秘的神谕存在于大胸深处的情感中枢，很可能就在边缘系统之中。这是神经元和激素分泌细胞的一个复杂结构，刚好位于大脑皮质的“思考”中枢之下，以此为基础，人类情感反应和更一般的伦理行为通过无数代自然选择牢牢地确定下来。科学方法的核心，是把所知觉的现象还原为基本的、可检验的原理，任何特定的科学概括的优雅——或者说优美——是通过其所能解释的现象多寡和其表述的简洁性来衡量的。人类中心主义确实有着某些优越之处，事实上，没有哪种理智上的缺点比藐视一切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更有害了，这使我想起罗伯特·诺齐克在赞成素食主义时所用的聪明的论证方法，他说，人觉得吃肉理所当然，因为人认为被吃的动物在感受力和智力上都远远低于人，无法与人比拟，那么，如果一种比人类优越的物种果真有朝一日从外星来到地球，也运用同样的标准，那他们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拿我们佐餐了。其实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由于其环境、尤其是文化环境和影响社会行为的基因两者之间的相巨作用造成的。虽然世界上数以百计的文化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似乎千差万别，但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各种形式只构成了地球上社会性物种已实现的组织形式中的很小一部分，而比起借助社会生物学理论所能想象出来的各种组织形式来说，那就更少了。问题的关键已不在于人类社会行为是否由遗传决定，而在于遗传决定的程度到底有多大，遗传作用的大量证据比大多数人、甚至比遗传学家所能想象的还要详尽，还要有说服力，我还可以进一步说：遗传起着决定性作用。文明并非限于人类所固有，仅仅由于偶然的原因，文明才和皮肤裸露的两足哺乳类的解剖构造以及人类天性的独特性质结合起来了。如果它们能消除群体间的争斗，能保护自然环境的话，它们就可能比人更有生存能力，而且，广义地说，其道德水平也将会比人类的高。昆虫社会固有的可能性，无生育力的工虫（工蜂，工蚁等），比人更具合作性和利他性，等级制和劳动分工倾向也更明显．如果再赋予蚂蚁和人类同样理性的头脑，它们就可能取得与人类同等的地位了。假如我们进行传说中的普萨姆麦提楚斯法者和苏格兰王詹姆士第四那种残酷的试验（据说，他们把孩子们放在远离亲人而且与社会完全隔绝的边远地区养大），那么，孩子们能否学会对话？我并不怀疑，他们能够说话。而且，从理论上讲，只要给他们时间，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就可以创造和发展出一种语言，尽管他们从来学过这种语言。而且，虽然这种语言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语言，但语言学家在与其他语言相同的基础上，也能对此种语言加以分析，并把他译成任何已知的语种。而且，我还要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这些新的亚当和夏娃能够生存下去并生儿育女的话——仍然完全隔离于任何文化影响——那么，他们最终也能创造一个社会。第一种可能性是，当人类进入目前的状态时，其遗传变异性已经枯竭。人类有一组基因影响着社会行为，但只有一组。这一组基因从史前时期漫长的艰难旅程中幸存下来了，许多社会科学家明确赞成这一观点，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政治意识形态范围内，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也抱相同的态度，他们承认，人类曾经历过进化，但是当人变成统一的、有语言和有文化的物种时，这种进化便终止了，早在历史时代，人类就已成为环境手中的优良粘土，任其塑造，因此，现在只有文化的进出可能发生，第二种可能性是，人类至少还存在某些遗传变异。人类可能已经停止了进化，就象旧的自然选择的生物学模式的作用已经松弛了一样，但人类仍然具有遗传进化和文化进化的能力。读者应注意，任何一种可能性，无论是认为人类自身的变异完全是由文化决定的，或认为这种变异是由文化和遗传共同决定的，都与关于人类天性的更普遍的社会生物学观点是一致的，这就是：人类行为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的，而且今天在整个人类中还受到一些特殊基因的约束。行为基因更可能影响情绪反应的形式和强度范围，激发的阈值、在学习某种特定刺激方面的接受性，以及对于一些特殊环境因素的敏感方式，正是这些因素把文化进化引导向某种方向，而不是与之相反。其中某些基因又以重要的方式影响行为，而有些行为的变异又和已知的生物化学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另外。我们还知道了激素和直接作用于神经细胞的递质如何通过共同变化而对行为产生微妙的控制。遗传多样性给我们带来的最大财富是希望和自豪，而不是绝望，因为我们人类是一个单一的物种，而不是两个或更多的物种，我们是一种伟大的生育体系，基因通过这一体系在每一代人中流动、混合。如果智力介乎黑猩猩和人之间，遗传上又永远和两者分离，语言和高等思维能力的进化仅次于人类的更新世古猿幸存至今，我们的精神该有多么痛苦！我们对它们该有什么义务？神学家们会说什么？我们是否应划分世界，把它们的智力进化引向人类水平，并且根据智力和技术平等原则订立条约，建立一个双物种领地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设法使它们肯定不会发展成更高级的物种？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们和智力高于人类的超人类共处，而他们把人类视为仅仅是一种次要的同科动物，而且面临如何处理我们这一道德问题，那我们又将陷入怎样的困境呢？遗传决定论，人类基因规定了人有发展一系列特征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发展某种单一的特征，在某些类型的行为中，这一系列的特征是有限的，而且只有通过艰苦的训练——如果可能的话——才能改变其结果，但在其他类型的行为中，系列特征的范围很广，其结果也容易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基因和环境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可以想象的简单的形式显示出来，先天具有两个苯酮尿基因的婴儿智力既可能正常发展，也可能受到损害，但受损害的可能性很大，只有具体改变环境——给以低量苯基丙氨酸饮食——才能改变这种倾向，因此，为了合理而确切地预见新生儿是否智力正常或因苯酮尿而低能，对基因和环境都进行了解是很有必要的。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方式比苯酮尿和大多数其它智力迟钝症的遗传形式要复杂得多，目前尚不能确定它是由一个还是多个基因引起的。有些精神分裂病人大脑的关键部位对多巴胺的感受器是正常人数量的两倍，多巴胺是在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物质，这种异常状况有可能使大脑对自己的信号过度敏感，因此容易产生幻觉。不过，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也有几分道理，环境对精神分裂综合症的发生起着重要的作用。典型的“精神分裂性”（易发生精神分裂症的）的所有人都有可能患精神分裂症，但肯定某些人明显地具有易患此病的基因，在婴儿期从患精神分裂症的父母处领来并由正常父母抚养的孩子，后来发作精神分裂症的比例，比那些出生于健康父母而后来让人领养的孩子高得多家庭很容易使带有精神分裂症潜因的儿童发展为成年精神病人，在这种家庭中，信任已不复存在，思想交流中断，父母公开表示彼此蔑视，对孩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有的精神病学者甚至发觉精神分裂病人头脑中存在着一种变态心理，这种人试图创造一种隐秘的内心世界，以逃避他不可忍受的社会环境，但事实仍然是，某些基因使人易患精神分裂症，具有这种基因的人即使在正常的有利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仍会产生这种疾病。的；而生物的进化则是达尔文式的，通常是缓慢的。拉马克式的进化，是后人继承前人后天获得的特征，是父母将自己一生中习得的东西传给子女，当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于1809年提出这一观点时，他相信生物进化这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比如他指出，由于长颈鹿伸长脖子吃更高枝头上的食物，它们的下一代不用作同样的努力就会生来具有比父辈更长的脖子，由于鹳伸长双腿以免腹部打湿，它们的下一代无需这样作就继承了更长的腿，拉乌克的观点已不再被认为是生物进化的基础，但在文化的进化中却恰恰发生着这样的情况。达尔文的观点已被公认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形式的生物进化理论，由于生物进化比拉马克式的文化进化缓慢，生物的进化总是被文化的进化抛在后面，然而两者的差异不可能太大，因为文化进化所造成的社会环境，最终会留下生物性自然选择的痕迹，那些行为有自杀趋向或对他们的家庭有破坏性的人，比起那些行为上没有这些遗传倾向的人，较难留下自己的基因，一个社会，如果由于其成员的遗传倾向遭到削弱而只能产生竞争性弱的文化，这个社会就会被具有适当遗传倾向的成员所组成的别的社会所取代，我在这里并不是将现代社会的有关现象归之于遗传差异，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对于当代各种社会的实践存在着一种限度，把握这种限度已超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文化进化一旦超出这一限度，就会被生物进化拉回去。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他的《超越文化》中写道，在大脑的某处，“有一个坚定的、不会磨损的、顽固的核心。它体现生物性的迫切要求、生物必然性和生物理性，它不是文化所能企及的，而且始终又是正确的，迟早会被用来判断、抵制和修正文化。”每天的生活就是由扮演自己的角色和多少进行自我表现这两种企图构成的，在这类紧张状态下，象欧文·戈夫曼观察到的，我们甚至无法精确地定义“真正的”自我，他写道：在一个人和他必须扮演的角色之间每天的生活就是由扮演自己的角色和多少进行自我表现这两种企图构成的，在这类紧张状态下，象欧文·戈夫曼观察到的，我们甚至无法精确地定义“真正的”自我，他写道：在一个人和他必须扮演的角色之间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相互作用系统——即框架——就是：角色被扮演而扮演者的自我被遗忘。自我不再是半掩在事件下的实体，而是一个人在应付这些外部事件时得随时改变以适应形势的手段。目前的形势教会了我们一种用来掩饰自己真相的官样伪装，也告诉我们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场合露面；我们的文化本身就规定了我们应该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实体，好以这种方式表现一点什么东西。难怪，身分危机是引起现代神经紧张、失调的一个主要原因，也难怪城市中产阶级渴求回到过去那种单纯的生活方式中去。随着各种文化超结构的蔓延扩大，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常常对它的真正意义感到茫然。文化演变与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交织在一起，促进了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生物性促成了人类有组织的攻击行为演变，同时在人类历史初期的许多社会中起着指导作用，但攻击行为演变的最终结果是由日益为理性控制的文化过程确定的，人类攻击性既不能解释为天使的瑕疵，也不能解释为兽性本能；它也不是恶劣环境的病态产物，人类在面对外来威胁时都会表现出强烈的本能，以几乎失去理智的仇恨反击外来威胁，进而战胜威胁，确保自己的安全，人的大脑看来确有以下功能：能将人分为朋友和异己，就象鸟类能学会识别领土鸣调，会参照北极星方位飞行一样，人一般对于陌生人的行为都心怀疑惧，都愿意以攻击的方式解决冲突，上述学习法则很可能是人类在长期进化中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它们给遵从这些法则的人们带来一定的生物优势。多样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适应性，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物种都进行有性生殖，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无性生殖的物种。后者虽然直接、简单，却缺乏长远的应变性。遗传和环境共同决定着性角色差异，对两方面的贡献分别作出公正的、不带价值观念的评价，具有极为重大的社会意义，我认为现有的证据指出：两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遗传差异，决定行为的基因与具体环境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在早期心理发展中造成明显的分化；在此后的心理发展中，由于文化的制约和训练，这种分化几乎总是得到扩张和强化。或许，社会可以通过缜密的计划和训练完全消除遗传差异，但这种同化需要在充分而精确的知识基础上作出自觉的决定，而这样的知识我们目前暂时还不具备。完全可能，同性恋在生物学上是正常的，是作为古代人类社会组织的要素进化而来的；同性恋者可能是人的某些珍贵的利他主义冲动的遗传载体。同性恋首先是一种结合方式，它和绝大部分异性恋一样，都是巩固联系手段。同性恋倾向可能有自己的遗传基础，同性恋基因可能在古代的狩猎－采集社会就已扩散开来，因为它们给拥有它们的人带来了好处。由于同性恋者的存在，他们的近亲就可能繁殖更多的后代。在原始社会，无论是在狩猎、采集或是家常劳动中，同性恋者都能向同性成员提供帮助。由于不承担养育子女的特殊任务，他们就能向近亲提供特别有价值的帮助，他们还可以充当先知、巫师、艺术家和掌管部落知识的书记等角色。如果亲戚们——兄弟姐妹和侄辈等——由此获得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较高的生育率，家族的基因就会相对增加，其中一部分就是同性恋基因，结果，总会有一小部分人具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即使同性恋者自己没有后代，他们的基因也可能通过旁系支脉繁衍下去。关于同性恋起源的这种设想，可以叫做“亲缘选择假说”。一些同卵双生子“不仅具有相同的同性恋倾向，而且由他们参与组成的各列同性恋，其性行为方式都惊人地相似；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孪生兄弟的同性恋行为，甚至彼此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象许多被认为更有遗传的人类特性一样，同性恋的遗传倾向并非一定要完全表现出来，其程度取决于家庭环境和童年的早期性经验。实际上，遗传下来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在适当的条件下容易向同性恋方向发展。常常仅只是由于战斗的激动情绪，就会使战斗者甘愿战死；而假如没有这种激情，他可能会畏缩不前，但从根本上说，当死亡就在离你几步远的地方等候着你时，你会突然有一种为了国家、社会甚至种族而舍生的'受虐狂’——一种极度快乐、几乎象性快感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你毫不犹豫地跨过这最后几步，这是终于超脱自己不顾一切而得到的一种享受。一些同卵双生子“不仅具有相同的同性恋倾向，而且由他们参与组成的各列同性恋，其性行为方式都惊人地相似；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孪生兄弟的同性恋行为，甚至彼此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象许多被认为更有遗传的人类特性一样，同性恋的遗传倾向并非一定要完全表现出来，其程度取决于家庭环境和童年的早期性经验。实际上，遗传下来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在适当的条件下容易向同性恋方向发展。土著人的最后灭亡，却是一个从伦敦来的传教士、非凡的利他主义者乔治·罗宾逊所一手造成的，1830年，当塔斯马尼亚土人还残存几百人的时候，罗宾逊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开始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想要把这个种族保全下来，他以同情的态度接近这些被追猎的幸存者，说服他们跟着他走出森林中的避难所，向追猎者投降，有少数土人果然住进了白人移民者新建的村镇，终于沦为乞丐，其余的人由罗宾逊带领，到了弗林得岛，那是一个位于塔斯马尼亚东北方的孤独的哨所，在那里，他们吃咸牛肉，喝放糖的茶，穿西服，学会讲个人卫生，使用钱币，并信仰严格的加尔文派基督教，部族的老文化就这样与他们完全绝缘了。宗教也和人类的其他机构一样，总是朝着提高参与者福祉的方向进化，这种使整个群体受益的人口统计学上的利益，部分是源于利他主义，部分源于剥削别人，即有些人靠牺牲别人而获利，或者，这种利益也可表现为使所有成员总的来说具备一种更高的适应性，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最终产生的差异，也就表现为相对暴虐压制的宗教和相对仁慈温和的宗教，所有的宗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压制型的，特别是当它们由酋长或国家推行的时候，高斯定律是一条生态学原起，它声称，种属之间最大的竞争常常发生在它们的需要完全相同的时候，同样，有一种形式的利他主义是宗教很少表现的，那就是对其他宗教的容忍精神，当社会与社会之间发生冲突时，宗教与宗教之间的敌对值绪也就加强，因为对于战争和经济剥削的目的来说，宗教是大有用场的，宗教在征服者手中变成了刀剑，在被征服者手中，宗教则是盾牌。教会的选择使某些基因的频率受到相应一致的改变，我们知道，人类的基因对人体神经系统、感觉系统以及内分泌系统的功能作出程序规定，从而也几乎必然影响学习过程，基因制约着某些行为的成熟过程和其他行为的学习规则，宗当科学向前发展，接二连三地摧毁着古代神话的时候，神学就退进了它最后的堡垒，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它从中赶跑了，这个堡垒，就是创世神话中的上帝的概念，上帝是意志，是一切存在的根源，是产生原始火球中一切能量的动因，是规定宇宙赖以进化发展的自然规律的主宰，只要这个堡垒存在一天，神学就能从中伺机向着真实世界突围出去。当其他哲学家丧失警惕的时候，自然神论者却能以过程神学的方式，设定一个超然而又弥漫一切的意志，他们甚至可以预言神迹。传统宗教神话及其世俗翻版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没落，导致了我们的第一个困境，随之而来的，是道德规范的丧失，关于人类处境更深的孤立无助之感，以及向自我的收缩和急功近利等等，第一个困境的理性的解决，可以通过对人类天性更深刻更勇敢的考察而达到，而这就必须把生物学的种种发现与各门社会科学相结合、将来会更严格地证明，精神是大脑神经无机制的附生现象，这一机制本身又是遗传进化的产物；自然选择在上百万年的时间内作用于古代环境中的人类群体，导致了这种遗传进化，神经生物学、个体生态学以及社会生物学方法和思想的适当延伸，将为社会科学奠定一个较为理想的基础，而至今仍然分隔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裂痕，最终将会消失。然规律的主宰，只要这个堡垒存在一天，神学就能从中伺机向着真实世界突围出去。当其他哲学家丧失警惕的时候，自然神论者却能以过程神学的方式，设定一个超然而又弥漫一切的意志，他们甚至可以预言神迹。传统宗教神话及其世俗翻版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没落，导致了我们的第一个困境，随之而来的，是道德规范的丧失，关于人类处境更深的孤立无助之感，以及向自我的收缩和急功近利等等，第一个困境的理性的解决，可以通过对人类天性更深刻更勇敢的考察而达到，而这就必须把生物学的种种发现与各门社会科学相结合、将来会更严格地证明，精神是大脑神经无机制的附生现象，这一机制本身又是遗传进化的产物；自然选择在上百万年的时间内作用于古代环境中的人类群体，导致了这种遗传进化，神经生物学、个体生态学以及社会生物学方法和思想的适当延伸，将为社会科学奠定一个较为理想的基础，而至今仍然分隔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裂痕，最终将会消失。学唯物主义解释的对象，进化史诗可以沿着上述路线不断得到补充和加强，但它的一些最彻底的论断不可能看作是定论。上帝和教会不可能仅仅由于科学神话的竞争就趋于消失，他们是对的，作为原始推动者的上帝仍然是一个可行的假设，虽然这一概念是多么不确定和不可检验，宗教仪式，特别是入教仪式以及国家宗教的神圣化，都深深地植根于现存文化的一些最重要的原素之中，并与之相互结合，在找到它们的根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单是死亡的痛苦就足以保证它们的存在，硬要认为对人格化的、道德化的上帝的信仰将会消失，那是十分武断的，就正如因为科学唯物主义将把神话的力量用于各种目的，就粗率地试图对未来仪式的形式作出预言一样。我也不认为科学的概括能够取代艺术，或者成为一种给人以陶冶的艺术共生体，艺术家，包括有创造性的作家，把最有个人特征的经验和想象用一种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使观众在情感上接近他们所表达的知觉内容，科学可望解释艺术家、艺术天才，甚至艺术本身，它将越来越多地利用艺术研究人类行为，但其目的不是在个人水平上表达经验，也不是从它按定义最为关心的规律和原理中再现丰富的经验。最后，我并不认为科学自然主义会演变成为另一种形式，以代替有组织的正式宗教。我的思路直接继承了赫胥黎、沃丁顿、莫诺、鲍利、多布赞斯基、卡塔尔以及其他人的人本主义路线，这些人曾冒着危险去探寻蛇发女怪戈尔更的面容，但是，由于下述两个理由之一，他们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或者否定万物有灵论式的宗教信仰，或者提倡把它幽禁在精神中某个温和的储藏所，在那里，它可以在理性努力的主流之外，作为一种文化交系而存在，对于知识的力量和超越人类精神的进化过程的思想，人本主义者表现了感人的忠诚。我认为，应该修正科学人本主义，这就要求承认，宗教信念——个人和团体身分的神圣化、对伟大领袖的专注、神话创造等等——的精神过程代表了一些有步骤的倾向，这些倾向的自足的成立，通过成千上万代遗传进化，在大脑的神经组织里面结合起来，它们本来就是那么有力而不可消除，并且位于人类社会存在的中心，而它们的结构是大多数哲学家过去所没有估计到的，我进一步认为，科学唯物主义必须在两个层次上顺应它们：（1）把它们看作极为复杂而有意义的科学难题；（2）把它们看作动力，随着科学唯物主义本身被确认为更加有力的神话时，它们将不断转向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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