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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的人类历史，都是在人类的个性凸显和集体主义的驱使主导之间的摇摆”。 E.O.Wilson 这个平衡的偏离与摆正，在当前的新冠疫情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有的社会一味强调个体的利益和选择，而使整个社会国家的抗疫步调紊乱，在病毒面前彻底躺平；而有的社会则强调个体服从集体，这种历来被话语权的掌握者讥笑为洗脑盲从或被迫的行为，在疫情期间却进入了令行禁止上下如一的境界，可以追求病毒清零。 在2021年新年钟声敲响的前夕，E.O.Wilson去世了。 今天即使是关心科技的人，也许很少有知道爱德华.威尔逊（E.O.Wilson）的大名了。这并不奇怪，一位92岁高龄的昆虫分类学家，既和高新技术和高科技企业不沾边，也对新冠疫苗药物的研发，疫情的走向预测没有直接的贡献，这是一个和现今的新闻头条绝缘的人（除了他的讣告）。但威尔逊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很多头衔的科学奇人，他是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据说也是普利策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奖的职业科学家，他曾被《时代》周刊命名为最有影响的25位美国人之一。 但是所有的这些头衔也许都不是他的最爱，威尔逊更愿意以“蚂蚁人”（ant man）的昵称在历史上留下他的印记。 他是一位研究蚂蚁的大师。 但凡是是青史留名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因为选对了一种特定的“模式物种”，从而而对普世的生命规律做出突破性的发现，比如：
…… 例子还有很多。 威尔逊的研究工具和他一生挚爱的追求是蚂蚁。 不要小看蚂蚁，这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群居性昆虫。达尔文在撰写他著名的《物种起源》的时候，曾经把蚂蚁看作是有可能击败他的进化论假说的最大天敌之一。因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只有在进化中取胜者才有机会把自己的物种特性传递给后世，烟火绵延。但是蚁群是一个分工明晰的社会，举一个例子，著名的非洲撒哈拉蚁是世界上最大的蚁群，最大的蚁窝可以有超过两千万成员，超过一个世界中等国家的人口，但是有生育职能的只有为数极少的蚁后，当然她们的个头也是世界最大的，一只可能就超过两英寸；其他成员绝大部分是工蚁，他们不交配，不产卵，整日勤奋工作，采食筑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替蚁后抚育蚁卵，而且死的早。也就是说，不需要竞争，工蚁们就为了蚁群的整体利益而自我放弃了让自身性状传给后代的机会。这让达尔文百思不得其解，在物种进化上如何解释工蚁的无私利他行为？ 这也是萦绕了威尔逊全部学术生涯的一个问题，这个旅途的起点是1936年，在他七岁的时候。 但是，这个七岁的孩子当时可没有解决进化论难题的雄心，那只是一个纯粹的巧合。 威尔逊小时候，父母关系不好闹离婚，他跟着父亲生活，由于大人工作的缘故，每年都要搬家，威尔逊在一个学校待的时间很少超过一年，所以他很少有童年的朋友，养成了腼腆内向的性格。于是他把自己沉湎于大自然中，在森林散步观鸟，在湖泊里游泳钓鱼。不幸的是，小威尔逊七岁的时候一次在钓鱼的时候过于投入，有鱼咬钩拼命收杆，鱼被高速拽出水面却击中他的面颊，鱼背脊刺入他的右眼。可是他居然擦擦血接着钓，终因治疗不及时造成一只眼失明。 如果换成常人，这也许就是一个熊孩子调皮捣蛋酿成大祸的事故，但是却阴错阳差引导威尔逊走上了“蚁人”大师的道路：因为瞎了一只眼他就无法成为他梦想中的鸟类学家，由于先天的耳朵弱听让他不能研究呱呱叫的青蛙等两栖类，但是他的单目依然敏锐，足以在近距离观察中捕捉这些沉默的小东西之一举一动。 威尔逊的中学老师给他的评语是：“酷爱昆虫，写作天分非凡，这两个长项如果结合，未来不可限量。果然如此，他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展露头角，十岁就给《国家地理》杂志写过稿，高中时在老家阿拉巴马州发现并鉴定了一个重要的新蚁种。  威尔逊1955年获得哈佛大学昆虫学博士学位，第二年当上了本校生物系的助理教授（当然那是一个和今日之学术界截然不同的时代，今天的博士生大可不必眼红），从此在哈佛一待就是一个甲子。我们如果试图从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寻找一个共通点的话，那就是不停地在学科边缘的地带寻找突破点。 根据威尔逊的回忆，2005年哈佛校长，前财长萨默斯在一次和全校资深教授的闭门会议上说，人文学科要理科学科一样，向客观化和精准化发展，不能太主观太模糊了，这一下子把几位大腕的人文学科权威给惹翻了。这个事件也成为后来促成萨默斯下台的原因之一。 和数理化等硬科学和文科相比，威尔逊的昆虫分类学处于一个不尴不尬的中间位置，它虽然属于自然科学，但是着重于观察，描述，采集和标本制作，和定量科学似乎想去甚远。在1956年威尔逊被哈佛生物系聘任之后，系里只有两位尚未获得终身职位（Tenure）的青年教师，一个是他，另一个是名声鹊起的沃森（James Watson），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之一，当时他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沃森天性傲慢，和谦和的威尔逊一开始合不来，沃森也曾经对他发出和50年之后萨默斯类似的质疑：现在是一个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创造历史的时代，传统的昆虫学，动物分类学，这样不文不理的描述性“科学”，很快只能在博物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萨默斯的挑战对威尔逊来说，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50年代末威尔逊已经是膜翅目昆虫的权威，鉴定了上百种蚂蚁新种。但是天才的过人之处在于跨学科的合作，敢于开创边缘领域。威尔逊和数学家Bossert合作，建立了蚂蚁运用化学激素，在蚁群成员间进行通讯交流的微观定量模型，这就奠定了解释蚂蚁社会性合作协调行为的生物化学基础，这个成就成为威尔逊迈向大师之路的第一步。 蚂蚁使用表皮分泌的化学介质进行信号传导，信息传递；另一类我们更熟悉的哺乳动物，则依赖喉咙中一段结缔组织膜的振动，带动声波在空气的传播，然后由受者耳朵中另一片结缔组织鼓膜吸收这个波动，引发听觉神经的脉冲传入大脑。这两种截然不同而同样复杂有效的方式，显示了生命神奇的多样性。 很快斯坦福要以终身教授相许而把威尔逊挖过去，哈佛决定同样用终身职位把威尔逊留住，学术委员会都开完会了，才意识到他们有一个巨大的疏漏，名头更响的沃森还没有tenure呢！于是只好紧急补救，在名单里补加了沃森，但是沃森对这种捎带搭便车的待遇非常愤怒，有点和哈佛离心离德了，几年之后他接手了冷泉港实验室。不过两人后来在各自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修复了关系，还有时在一些科普活动中联袂出场。 威尔逊（左）和沃森（右） 威尔逊讲这个故事的用意在于，从事前沿学科的沃森，还是托了“落后学科”福，才拿到了tenure。 说到这个昆虫外激素，想多说一句题外话。在中国老一辈的生物学家里，搞这个领域的有一位陈德明先生，北京大学生物系的老主任， 我曾经有幸和老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陈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来留学荷兰获得博士学位，再后来因故到了美国，1950年乘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效力。据说，当年这艘从美国旧金山开往香港的船是一艘在中国现代史上留名的邮轮，因为船上106位归国的留美学人后来大都成为中国科技界的中坚人物，他们中有赵忠尧，邓稼先这样青史留名的人物。钱学森的名字不在乘客名单上，但是他的行李是这条船托运的，所以在洛杉矶被国务院扣留了。等船到了日本横滨，赵忠尧等三位博士也被美军扣留了，历经磨难之后才得以释放回到祖国。但是美军不慎遗漏了邓稼先，这可能是邓属于钱学森的晚辈，初出茅庐，在学术上尚无名气的缘故。 陈德明先生大概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这个原因可能就是钱学森和赵忠贤搞的是物理硬科学，上了黑名单，而陈先生的昆虫生理学属于最终“要进博物馆”的传统学科，和敏感的国防工业干系不大，就放行了。 我在20多年前读研时有一篇文章投寄给国际SCI刊物，但是由于英文不过关被退稿。我的导师说陈先生是欧美的博士，专业英语造诣匪浅，不妨去请教一下。当时既不用电邮也没有微信，于是我就很冒昧地携手稿直接敲开陈先生在燕南院的家门，请先生现场修改。老主任对晚辈学生非常热情和平易，他让我在客厅略坐片刻，自己在书房看稿。陈先生有一个很大的书架，我印象中是满架子都是英文的昆虫学国际期刊。我们花了几小时逐字逐句推敲文章的英文结构句法，在送客之前，陈先生还热情地向我介绍的他的专业领域，昆虫外激素的研究现状，在他那里我是第一次听到E.O.Wilson的大名。 让我们再回到主题，1978年，当威尔逊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年会上准备发表演说的时候，忽然遭到让抗议者的背后袭击，被一杯冰水浇头，攻击者高呼：种族主义者威尔逊，你犯有种族灭绝罪”！ 在学术圈和哈佛，威尔逊是以讲课精彩绝伦而出名的好老师，待人恭敬谦和的老好人，这么一个埋头做学问的人实在是很难和“种族灭绝”联系起来。这个渊源又要追溯到50年代。当时哈佛有一个生物学研究生，有志于研究动物社会性特点的生物学基础，这让系主任很为难，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当年不被认为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自然也给他找不到导师。于是系主任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新来的老师，要不然你们聊一聊看看能否碰撞出什么火花，这个新老师就是威尔逊。 威尔逊和自己的第一个研究生选定了波多黎各的一个小岛进行实地考察。这个岛是NIH租用来养猴子的，将来可以作为基础研究和新药实验的对象。当然现在美国不论是官方还是私企做的灵长类实验，基本都外包到东南亚各国了。但是在60年前这个小岛是实验猕猴的天堂，吃喝不愁，整天都是拉帮结派，群聚嬉戏。这个考察的经历给以蚂蚁为本行的威尔逊打开了另一个研究之门，他开始思考在达尔文终身未解的难题，蚂蚁中观察到社会性协作行为，能否在高级灵长类甚至是人类中找到共通之处。 思考归思考，他的研究重点还是在昆虫信号激素上。就在威尔逊在这个领域狠命收获的那几年，现代遗传学在进化中的应用取得了跨越式的进展。 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基本原理其实很简单，谁的孩子越多谁就有更大的机会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进化是基于个体之间的竞争。1963年英国有一位进化遗传学者William Hamilton，则把达尔文的学说升级到了“血亲选择”（Kin Selection）的水平，这指的是有亲缘关系的动物个体之间组成群体，他们除了个体间的竞争之外，也会有协作和利他性的行为，其结果都是让血亲团体共享的基因有更大的机会复制和繁衍后代。当大量小集团的亲属团体融合和扩增成社会水平的时候，动物的社会性行为就有了答案。 让我们再回到文首达尔文对蚂蚁的“恐惧”：为什么工蚁们牺牲了自己繁衍后代的机会，而去专心伺候蚁后的卵？成熟的工蚁和未孵化的卵都是蚁后所生，他们是一母所生的姐妹，姐妹之间的关系难道超过了父母和子女？ 从经典遗传学上看，并非如此。拿人类来说，子女永远和父母共享一半的遗传基因，而兄弟姐妹的基因组是父母各种的染色体随机排列组合分配而成的，他们之间的相似度很可能远低于0.5 。所以从进化角度，人类永远是亲子关系胜过兄弟姐妹。母亲为了子女而牺牲自我，正是为了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 但是蚂蚁的奇妙之处在于，他们的性别不象人类一样由XY染色体来决定，而是受精卵会发育为雌性，而不受精卵成为雄性，所以雄性的全部染色体数只有雌性的一半，这个术语叫做haplodiploid。那么在交配和受精中，雄性会拿出自己全部的基因，而蚁后只拿出一半，这样蚁后所生的姐妹们（工蚁是雌性）之间的遗传相似度至少为0.5（来自共同的雄蚁爸爸），再加上来自蚁后妈妈那二分之一的共同基因，必然高于工蚁自己生孩子带来的0.5的基因类似度，所以工蚁之间互相照顾分工，或者照料蚁后的卵，这样给种群保存基因火种带来的好处，超过了自己怀孩子。 这不是工蚁之间的无私互惠，而是基因“自私自利”地让自己的复制品一代一代往下传的一种方式而已。困惑达尔文多年的难题，似乎在这里有了答案。 1976年，英国科普作者道金斯出版了著名的《自私的基因》，一时成为显学，讨论的就是这些问题 。2017年，英国皇家学会科普图书奖举办的一次评选活动中，《自私的基因》被评为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科普读物。 《自私的基因》有一本重要的参考书，就是在前一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 - 新的分析》，作者威尔逊，E.O.Wilson。 凭借对蚂蚁和昆虫社会学行为的深厚造诣，和高等哺乳动物的深度染指，威尔逊把从达尔文到Hamilton以来进化行为学系统化和理论化了，成为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所以也有人把威尔逊称为社会生物学之父。 但是此书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他在600页的书中花了30页的篇幅把讨论延伸到了人类，他提出和蚂蚁一样，人类行为中的协调合作，利他主义，假冒伪善，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主义和部落主义，很可能也有遗传基因在深层次起了作用。 这可就捅了大篓子。 因为在那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人类大脑是白纸一张，我们的心理和文化特质都是在外界的环境，自身经历和文化背景中后天形成的。任何把人类社会性的选择和基因联系起来，都有把种族主义和优生学合理化的危险。正是由于这个担忧，15位当年的顶尖学者联名在《纽约时报书评》撰文批评威尔逊的学说，认为它助长了种族主义和法西斯理论，所有才有了3年后威尔逊被冰水浇头的事件。 50年过去了，应该说威尔逊《社会生物学》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人类大脑是白板一块的假说，不论有多么正义的社会基础，是不符合生物学原理的。拿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抑郁症，虽然是心理问题引发的行为失常，但其生物化学的基础就在于大脑各种细胞和酶体合成释放的中枢神经介质失调，所以制药业才能研发出对症下药的小分子化学调节剂来中和这些负面情绪。现在公认抑郁症的病因大概有50%是遗传基因在作祟。几年前一个新加坡的研究甚至发现，连人类左倾或者保守的意识型态都有特定基因在秘密地发挥着作用。 威尔逊用纸巾揩干头上身上的水，继续从容地完成了讲演，迟到的听众竟未察觉到有何异样。 如果说历史用威尔逊的胜利给70年代的这一次论战盖棺定论的话，那么时隔30年后，威尔逊在自己引发的第二次争议中就全面被动了，至今依然如此。 在1975年的第一次争议中，15位专家联名反对他；到了2010年，反对者数目要乘10，140位进化学者联名在《自然》杂志撰文，反对威尔逊等人在同一期上发表的学说。 原来，73岁的威尔逊在2002年从哈佛退而不休，老先生虽然早就扬名立腕，却一刻不肯停止思考，哪怕是修正甚至推翻自己原来的信条。 就拿早被被进化遗传学界誉为重要证据的haplodiploid学说，也就是雌性蚂蚁的染色体是二倍体而雄性是单倍体，这造成了雌性工蚁姐妹之间基因组的相似程度高于直系传代的现象，从而解释了自私的基因如何促成了“无私利他”的群体行为。但是，昆虫大师威尔逊逐渐意识到，昆虫界似乎有更多的例子在走向这个假说的反面。 比如，和蚂蚁同属膜翅目的大量其他物种多达几万种，如寄生蜂等，甚至他们的幼虫可能形成巨大的集合，他们都有haplodiploid的染色体特征，却都没有进化出类似蚂蚁的高度分工协作和利他的行为。实际上，象蚂蚁和蜜蜂这样的社会种性等级制度森严的物种在自然界是极少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从个体选择到血亲选择的原理是普世的，为何出现社会性动物的成功率如此之低？ 威尔逊再次选择了和数学家合作，他们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跳过了亲缘选择这个从达尔文的个体选择到群体进化的中间步骤。他们认为，群体的最初形成不一定需要成员之间有很强的亲缘关系，即便是遗传联系较远的随机组合，也会在个体内嵌的社会性基因的指导下，发展出社会性分工合作行为。在这里威尔逊引证了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个著名例子，在有的特定蜂种中，个体原本是孤立生活的，但如果人为地把相当数量，各不相干的个体混合群养的话，他们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发展出诸如觅食，打洞，看护等分工协作的活动。 一旦群体跨出了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他们个体之后的随机突变可能会强化或者分散集体的协作向心力，这就被置于自然选择之下了。 一个分子进化的可能例子是，在一亿多年之前蚂蚁的最早祖先中，原本他们都是长翅膀的，但是在初步的社会分工之后，在遗传突变和环境诱导共同作用之下，比如不同工种之间食物的不同对基因表达的诱导和调节，工蚁开始逐渐失去了翅膀，而雄蚁和蚁后则保留，这就在更加强化了蚁群里的分工和等级制度：生殖蚁可以自由飞到空中交配，而被禁锢在地面的工蚁则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之中甚至分化出了兵蚁，专事国防，分工专业到了什么程度呢？这些兵蚁锋利强劲的上颚有时庞大到了无法进食的地步，需要其他工蚁的喂食。 在最开始，也许仅仅是单个蚁群的翅膀分化加强了分工协作的行为，加强了该团体生存竞争优势，这反过来又增加了翅膀分化基因变异在整个种群中的频率，而这仅仅是单独一个性状的选择机制。这样，经过亿万年的进化，蚂蚁社会形成了高度复杂和适应性的社会形态，同时它们也特别成功，其种群生物量占全球昆虫的一半，等于除人类之外所有陆地脊椎动物的重量之总和。 根据威尔逊的估计，地球上已知的动物中，真正具有对内分工协作，对外残酷竞争的群体社会性特点的物种，不超过20种。除了属于社会性昆虫的物种外，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人类自己。 1954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郊外一个叫Robbers Cave的州立公园的夏令营基地迎来11个6年级小男孩，他们被分配到同一间小木屋里，一起游泳，打棒球，晚上生篝火，经过一个星期的朝夕相处，这些原本的陌生小孩之间形成了良好的默契，他们甚至给自己的棒球队起了个名字叫“眼镜蛇”。 “眼镜蛇”所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个营地，“老鹰”队也形成了。原来这是在同一个宿营地另外11个男孩组成的团体，他们和眼镜蛇小孩在同一天到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被分配到距离很远的一个小木屋，活动场所和吃饭时间和另一队都刚好岔开了。所以他们一开始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但是当他们一旦得知了对方的存在的时候，男孩子之间争强好胜的特点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他们用棒球和拔河比赛的形式约架，结果胜利的一方得意洋洋，失利的指控对方谎报了年龄；一支偷偷把对方的队旗给偷了，撕毁烧掉；很快小动作变成了公开的拳打脚踢，好在很快被管理老师制止；但是还是有一方趁对方集体吃早餐的时候奇袭了他们的寝室，把桌椅床铺搅个底朝天... 最后，双方的骂架达到了顶点，他们互相咒骂对方是“共产主义分子”，这是冷战高潮期最高形式的侮辱了。 就在眼镜蛇和老鹰队都在内部齐心协力给对方捣乱的时候，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自己只是一个社会实验的实验品而已，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史上著名的Robbers Caves分组实验。正如同威尔逊所举的那个把独立的蜜蜂随机分组的实验，这些孩子也是被随机抽签分配的不同团体，然后他们内部的协作和组间的竞争行为被观察和记录，只有他们的父母和试验设计者知情。夏令营所谓管理老师其实是社会心理学大师Muzafer Sherif的研究生假扮的，Muzafer Sherif是这个实验的设计者。 这两组孩子组内之间的感情培养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但是组间强烈的仇视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这是由于他们之间存在什么种族和宗教的根本分野吗？非也。这些年龄相仿的孩子都是来自城郊的中产阶级白人新教徒家庭，特意选这些10岁出头的半大孩子的原因是，他们的天性尚未被成人社会的行为规则所磨砺。 根据威尔逊和合作者的数学模型，自然界有极少的物种，在以个体为基础自私的基因之间优胜劣汰的同时，体内同时存在特定的基因指挥其集体向心和一致对外的行为。人类的集体荣誉感，也许可以翻译成Tribalism，正如Robbers Cave实验中的南方白人小孩一样，不一定和国家，种族，党派和宗教有直接的关系，团体，任何一种团体，只要能让个体产生依附感，放在合适的环境中并加以适当的诱导，都会让人类的行为体现出“蚂蚁”一般的向心性。 但是，人类千万不要象蚂蚁。蚂蚁窝的内部固然是团结有序井井有条，但对外却是凶残无比。威尔逊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蚂蚁象人一样拥有了核武器，它们会在一个星期内毁灭地球。 人类之所为人，在于我们有高级神经系统所支配的感情，理性和逻辑，因而在进化和选择中能体现出丰富的人性和个性。威尔逊指出，整个的人类历史，都是在人类的个性凸显和集体主义的驱使主导之间的摇摆。 这个平衡的偏离与摆正，在当前的新冠疫情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有的社会一味强调个体的利益和选择，而使整个社会国家的抗疫步调紊乱，在病毒面前彻底躺平；而有的社会则强调个体服从集体，这种历来被话语权的掌握者讥笑为洗脑盲从或被迫的行为，在疫情期间却进入了令行禁止上下如一的境界，居然可以追求病毒清零了。 1978年威尔逊被抗议者用冰水浇头并指控为给“种族灭绝”张目的时候，，他就应该明白，把人类的社会性行为归结于基因是一个敏感领域。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之所以得到广泛接受，在于这一派的学说巧妙地引入了一个“血亲选择”的中间性概念，给个体选择和集体胜汰之间做了一个过渡，论证了人的社会性不过是进化论原理的衍生产物而已。 但是耄耋之年的威尔逊却把这个他亲手帮助建立起来的框架给推翻了，在他看来，从个体竞争，到血亲选择，再到社会形成的这个连续性过程是不存在的。就像普朗克提出能量非连续而存在量子跳跃一样，威尔逊指出集体协作性和对外攻击性是直接的遗传基因在每个人身上作祟，而且这种基因在物种中是非常罕见的，人类就是幸运者之一。那么自然而然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在现代世界中支离破碎的悲惨民族，一盘散沙的失败国家，是不是就是他们的基因不好？ 这很容易导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正义性。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1978年第一次大辩论的时候为威尔逊说话的道金斯这一次也和他闹翻了。道金斯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批驳威尔逊的背道离经的转变。而公认的谦虚老好人威尔逊也显示了技高一筹的吵架功力，当BBC的记者问他和道金斯的观点到底相悖几何时， 威尔逊回答说两人之间没有争议，因为他自己是第一线的科学家，而道金斯只是一个记者，他的任务是忠实报道科学家所作的研究，科学家和记者不可能在专业上有任何“争论”。威尔逊可能所指的是，当时道金斯在牛津的正式职务是科普教授（ Professor for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辩论获胜的最高秘诀就是否认对方的存在，如果道金斯的科学地位不存在，辩论也就没有了意义。威尔逊看来是深谙此道。 威尔逊和《自私的基因》之间的辩论 让威尔逊如此愤怒的，也许在于道金斯批判文章的题目是《威尔逊的跌落》，the Descent of E.O.Wilson， 任何熟悉进化论的人都知道，这个题目是借鉴了达尔文的名著，the Descent of Man，在英文中Descent这个单词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下行，堕落”，另一个是“后代”，道金斯的意思是前者，而达尔文的取意是第二个，达尔文的这部名著也可以翻译成《人类的起源》。 达尔文在他的传世之作《物种起源》中对人类较少提及，所以他在其后的《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中做了尽情的发挥，探讨了性行为选择在社会形成中的角色。他的很多观点在一百多年后看来都过时了，但是威尔逊坚信，达尔文其实可能是距离真理最近的人，也是最早的。比如达尔文写道，“在不同的部落之间的差异，一开始非常小，后来会逐渐和无可避免地提高到越来越大的程度，直到无可回头”（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ibes, at first very slight, would gradually and inevitably be increased to a greater and greater degree）。 达尔文对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成的解释是，同种族的男性和女性之间有超出异族的吸引力，这是形成人类部落的原动力。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著名的Robbers Cave分组实验对白人小孩的分组的话，就知道这个观点过于简化了，但是瑕不掩瑜，威尔逊依然认为达尔文的直觉抓住了人类社会初创阶段的特点，只不过他们的更新理论用负责团体倾向的基因，取代了达尔文同氏族内部的性吸引偏好论。 威尔逊这样总结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中的观点：在团体内部，自私性战胜利他行为；而在部落间的竞争中，利他的协作性战胜自私。其他都是多余的话。（'Selfishness beats altruism within groups. Altruistic groups beat selfish groups. Everything else is commentary）。 威尔逊是达尔文的终身信徒，他曾经多次自豪地提到自己在剑桥有幸和达尔文的女儿一起喝下午茶的荣耀，当时老太太已经90高龄而威尔逊是个小伙子。有人把威尔逊尊称为“20世纪达尔文的传人”。除了“蚁人”这个外号之外，这或许才是威尔逊最希望被历史所铭记的头衔。 在威尔逊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形象似乎摆脱了一个争议性人物的阴影，这得益于他学术生涯中或许是影响最大的成就。是的，本篇长文写到了结尾我们才刚刚提及他的最大成就。 在上世纪60年代，威尔逊和年轻的生态学家和数学家（又是一位数学家！）Robert MacArthur共同走访了佛罗里达key west的一些小岛，实地考察岛屿的生态多样性。威尔逊创造性地想到了用烟熏的方法灭绝小岛上的节肢生物，并费尽心机地游说负责环境的官员批准了这样的实验，实施后在短时间内返回岛屿重测昆虫种类，惊奇地发现被毁灭的生态环境又恢复了种群的多样性。于是他们借此找到了岛屿的物种数量，岛屿面积和距离大陆的距离之间的定量关系。这构成了后来定量生态学的基本框架。 威尔逊的学术生涯似乎和岛屿结了缘，他在波多黎各的小岛上发现了灵长类社会性行为的神奇，又在key west的群岛上找到了生物多样性的规律。这是他从达尔文这位老前辈那里找到的灵感吗？1835年，26岁的查尔斯·达尔文跟随一艘名为'小猎犬'号的英国海军船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 在那里他发现动植物会为了适应自然环境而发生变化，生活在各个岛上的同一种鸟类和海龟的形态和习性都大不相同，并由此诞生了生物进化论的灵感。 但是威尔逊的岛屿生物多样性理论并非仅仅局限于岛屿，比如，一个大陆就是一个大号“岛屿”，大陆上被人类文明所切割包围的热带雨林和自然栖息地也是“岛屿”，从广义的理解出发，我们栖身的地球，本身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孤岛。 晚年的威尔逊在为保护地球的生态多样性而奔走呼号。 但是如何在保护自然生态和改善人类的民生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如何看待人类自身在发展中的局限和走向？80高龄的威尔逊的一只眼的目光依然锐利，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指出中国的人口要步日本的后尘，会出大问题。 威尔逊只有一个女儿，却头顶着数个“之父”的头衔，但是，不论是社会生物学之父，还是昆虫激素之父，还是岛屿生态学之父，他一生的钟爱依然是蚂蚁。 2012年，威尔逊和同事在莫桑比克进行野地考察，他们观察到一种叫做Matabele的非洲巨蚁，这是一种叮咬力极强的食肉类蚂蚁。但是老人依然照旧若无其事地捉起一只凑近观察，当然是被咬了。威尔逊自己说：那种剧痛使他这一辈子里第一次产生了把手中的蚂蚁扔掉的本能。 他没有扔。他或许想到了7岁的自己在湖边钓鱼时的事故，虽然被鱼刺刺眼，却依然沉浸在自然之美而不暇离去。 归来仍是少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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