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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的内涵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中义和狭义的“天下”分别与广义和中义的 “中国”内涵相对应。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的“中国”，虽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中原地区及其政权和四裔地区及其政权)所构成，包括九州、四海之内的所有华夷及其政权；古人用“天下”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虽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但既包括华夏汉族王朝国家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又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用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这种“天下”即等于“中国”的观念，到明清时期虽然发展到了高峰，但由于西方“天下”等于“五大洲”的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天下”等于“世界”、“中国”只是“天下”之中一个国家的观念开始对中国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天下”和“中国”重合的观念开始走向瓦解，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天下”和“中国”观念最终完成了分离。 有关中国古代“天下”“中国”的观念问题，是如何认识古代“世界”与“中国”、天下体系与中国体系、天下秩序与中国秩序，以及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疆域的大问题，因此，早已成为学界最为引人关注的话题之一，先后出版了众多引起中外学界普遍关注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虽然认为古代的“天下”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多数成果仍然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指世界，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认为“中国”的概念仅指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及其政权，“中国”只是“天下”的一部分，等等。其实，中国古代的“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古代“中国”的内涵虽然很多，但如果从多层次视角来认识的话，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和京师等。古人用“天下”指称世界(大九州)的内涵少有人在实际中应用，又没有用“天下”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相当于狭义“中国”的内涵，因此，古人所说的“天下”，就成了一个用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成为古人实际应用中等同于“中国”的概念。日本人安部健夫曾对中国人的“天下”观念进行论述，提出了中国古代的“天下”所指的范围不是我们所谓的世界，而是“中国”的观点，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因此，笔者不避浅陋，拟就这一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天下”与九州、四海“中国”观中国古代确实提出了“天下”等于世界的观念，但采信者较少，更多的人则是用“天下”指称“中国”。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中国”，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之“中国”，这方面的史料有很多。 战国时期的邹衍，是较早将“天下”、“九州”和“中国”连在一起进行讨论的学者之一。邹衍将“天下”分为九个大州，而儒者所说的“中国”也称“赤县神州”，只是“天下”九个大州之中的一个，在“天下九州”之中像“中国”这样的州还有八个，后人称之为“大九州”。“中国”虽也分为九州，但每一州不过是“天下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而已，被后人称为“小九州”。邹衍又认为被称为“中国”的“小九州”，四面有海围绕着；被称为“天下”的“大九州”，四面有更大的海围绕着。在邹衍所构建的“天下九州”(大九州)和“中国九州”(小九州)体系之中，“大九州”是“天下”，指世界；而“小九州”则是指“中国”，只是“天下”的一部分。 邹衍对“天下”的构想，是他当时对世界的一种认知，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并为汉代的一些大夫所引用，但由于时代和科技等条件的限制，大多数人对邹衍的“天下”构想，尤其是他的“天下九州”(大九州)学说，并不赞同，如汉代的桓宽、王充等即认为邹衍“所言迂怪虚妄”。后人虽然多数没有采纳邹衍“大九州”的“天下”学说，但对其所说的“中国九州”(小九州)学说则少有人怀疑，并认为邹衍所说的“中国九州”(小九州)即是“禹之序九州”，也就是《尚书·禹贡》所记载的“九州”。这也是古人通常所说的“九州”，并将这一“九州”(小九州)视为“天下”。如《礼记·月令》称：“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即将“天下”与“九州”并举，视“九州”为“天下”。汉代王充《论衡》称，邹衍之书，言“《禹贡》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东南隅，名曰赤县神州”，明确将邹衍用“大九州”指称的“天下”改变为用《禹贡》“小九州”指称的“天下”。唐徐彦为《春秋公羊传》“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作疏称“据九州之内言之，亦得谓之天下矣”，即认为《公羊传》所说的“天下诸侯”是指九州之内诸侯，明确称“天下”为“九州之内”。宋陈埴称《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又分为五服”，认为《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是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天下”和“九州”就成了同义词。元脱脱等人编写的《辽史》称《禹贡》“九州”为“帝尧画天下为九州”。明章潢称“禹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别五服”，也称《禹贡》“九州”为“天下”。可见，中国古代很少有人将邹衍所说的“大九州”视为“天下”，而都是将邹衍所说的《禹贡》九州(“小九州”)称为“天下”。 如上所述，邹衍称“禹之序九州”是属于“赤县神州”的“中国”，这里所说的“天下”也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天下”“九州”“中国”就有了相同的意思。古人正是取“天下”“九州”等于“中国”这一内涵，经常称“天下”为中国九州。如唐人《初学记》曾引用《河图》曰：“凡天下有九区，别有九州。中国九州名赤县，即禹之九州也”，将“禹之九州”(即“天下九州”)明确说成是“中国九州”，用“天下”指称“九州”并指称“中国”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唐孔颖达为《毛诗·大雅》“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作疏称“中国是九州”，又为《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作疏称“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国民矣”，均称“中国”为“九州”。《尚书·禹贡》称“九州攸同……成赋中邦”，唐孔颖达疏称“'九州’即是'中邦’，故传以'九州’言之”。“中邦”即是“中国”，后人则有直称“成赋中邦”为“成赋中国”者。这也是以“九州”为“中国”的意思。“九州”为“天下”，“九州”为“中国”，“天下”也就具有了等同于“中国”的意思。 等同于“天下”的“中国九州”，也就是《禹贡》九州，其包括哪些地区和人民，这在当时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虽然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天下”“九州”“中国”这一体系之中，“九州”“中国”仅指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和中原政权，“天下”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但从上述“天下”等于“九州”、等于“中国”的体系来看，中国古代的“天下”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者中原及其政权和四裔及其政权所构成，用“天下”指称“九州”的“中国”，不仅仅是指称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及其政权的概念，而是一个以华夏汉族为主包括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概念。 如等同于古代“天下”和“中国”的《尚书·禹贡》“九州”概念，就不仅仅是指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及其政权。《禹贡》在其构建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之“九州”体系中，冀州是中心，为“帝都”之所在。有关冀州的地域范围，《禹贡》并没有明确表述，但冀州条下有“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等记载。孔安国传称“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又引“马云：'岛夷，北夷国’”；孔颖达疏称“此居岛之夷，常衣鸟兽之皮，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还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又引“王肃云：'岛夷，东北夷国名也’”，又称“渤海北距碣石五百余里”，均谓禹治水已达“岛夷皮服”之地，遂将“岛夷皮服”之地划归冀州。按此构想，则知冀州地域范围十分广大，已达“岛夷皮服”的东北夷之地，并非全部在中原范围之内，亦非全部在华夏族地域范围之内，应该包括“岛夷皮服”的北方和东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尚书·禹贡》“九州”的青州条下还有“嵎夷既略”“莱夷作牧”等记载。孔颖达疏称“嵎夷、莱夷、和夷为地名，淮夷为水名，岛夷为狄名”，孔安国传称“莱夷，地名，可以放牧”，即这些被称为“夷”的地方可以放牧，与中原地区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民族还是有所不同，说明青州也应该包括嵎夷、莱夷等少数民族地区。徐州条下有“淮夷蠙珠暨鱼”等记载，有人认为“淮夷是二水之名”，郑玄则认为此句的意思是“淮水之上夷民献此珠与鱼也”，认为淮水之上有夷民。按此理解，徐州境内也不完全是华夏人，还应该包括淮水之上的夷民。扬州条下有“岛夷卉服”等记载，孔安国传称“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孔颖达疏引正义曰“上传海曲谓之岛，知此岛夷是南海岛上之夷也”，说明扬州境内也不完全是华夏人居住之地，应该包括南海岛上之夷。雍州条下有“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的记载，孔安国传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孔颖达疏称“三危为西裔之山”。雍州条下还有“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等记载，孔安国传称“织皮毛布，有此四国，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属，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孔颖达疏还称“此四国，昆仑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国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总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美禹之功，远及戎狄”，说明雍州境内也不完全是华夏人居住之地，应该包括西裔的戎狄。墨子曾说“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将禹平水土称之为“通四夷九州”，将“四夷”与“九州”并列，显然是认为大禹治水时已达四夷之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的“九州”，也应该包括禹治水时所达到的四夷之地。可见，《禹贡》“九州”之“中国”，并非仅仅限于中原，亦非仅仅限于华夏，也应该包括周边四夷之地。沈长云认为《禹贡》“九州”是战国时期形成的观念，“扬州，是越国的领土”，“荆州，是楚国的地域”，“楚国西面的巴蜀地区称作梁州”，“雍州，属秦国”，即认为“九州”包括被人们视为戎蛮的越、楚、秦等地。 学界一般认为，《尚书·禹贡》所记“九州”与《周礼·职方》《吕氏春秋》等书所记“九州”为同一体系。《周礼·职方》所记载的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的“天下”“九州”，也不仅仅指中原或华夏居住区。如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浸五湖”，贾公彦疏引“越传曰，禹到越，望苗山，会诸侯，爵有德，封有功者，更名苗山曰会稽山，因疾死，葬棺”，称会稽山在越地。《墨子》称：“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清孙诒让诂引“毕云：'江、淮、汝在荆，五湖在越也’”，称《周礼·职方》所说扬州“其浸五湖”的“五湖”在越地。由此而知，《周礼·职方》所称的扬州包括吴越等南夷之地。《周礼·职方》称“九州”中的荆州“其山镇曰衡山”。据先秦史书所载，“荆”与“楚”常常连称，如《毛诗·商颂》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毛亨传称：“荆楚，荆州之楚国也。”孔颖达疏称：“荆是州名，楚是国名，故云荆州之楚也。”郑玄笺曰：“维女楚国，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国(此'中国’指中原或华夏，并非是指称'九州’之'中国’)之南方。”他们均认为，被人们视为夷蛮的楚国属于荆州，说明荆州之地也有夷蛮。荆州的镇山衡山也不在中原华夏之地，如《春秋左传》称，襄公三年(前570年)“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杜预注称“鸠兹，吴邑，在丹阳、芜湖县东”。鸠兹在吴国境内，衡山自然也在吴国境内。按此理解，荆州应该包括被人们视为夷蛮的吴国和楚国等地。《周礼·职方》称“九州”中的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郑玄注称“医无闾在辽东”。是知，幽州也包括辽东之地。我们再从“周公斥大九州”来看，《周礼·职方》所记载的西周“九州”的范围只可能比《尚书·禹贡》所记载的禹“九州”的范围更大，而不可能小于《尚书·禹贡》所记载的禹“九州”。可见，后人在为《周礼·职方》作注时，虽然曾用“中国”指称华夏或中原，但《周礼·职方》所记“九州”的原意则不仅仅指中原或华夏民族的“中国”之地。 吕不韦《吕氏春秋》释“九州”，也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相比附，称“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认为“九州”之中的豫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幽州六州是被人们视为中原、华夏的周、晋、卫、齐、鲁、燕等国之地，而扬州、荆州、雍州三州则是被人们视为戎蛮的越、楚、秦等国之地，《吕氏春秋》所释“九州”亦不完全为中原华夏所有。 汉孔安国为《尚书》“徂兹淮夷、徐戎并兴”作注称“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并起为寇。此戎夷帝王所羁縻统叙，故错居九州之内”。唐孔颖达疏称“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羁縻而统叙之，不以中国之法齐其风俗，故得杂错居九州之内。此伯禽之时有淮浦者，淮浦之夷并起，《诗》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则戎夷之处中国久矣”。他们均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错居九州之内”，并称“戎夷之处中国久矣”，说明“九州”之内也有戎夷。 《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前520年)称“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帅，以纳王于王城”，晋杜预注“九州戎，陆浑戎，十七年灭，属晋”。哀公四年(前491年)称“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晋杜预注称“九州戎在晋阴地陆浑者”，认为九州戎即是晋国境内的陆浑戎。杜预虽称这里所说的“州，乡属也”，并非是“九州”的州，但晋国在“九州”之内，晋国的戎，也是九州之内的戎。这也可以说明“九州”之内有“戎狄”等少数民族，“九州”是由华夏和戎夷共同构成的。 战国时期，邹衍称其所构建的“中国九州”(小九州)为“禹之序九州”的“九州”。如前所述，禹之“九州”并非仅仅指华夏或中原之地，那么，邹衍所说的“小九州”的“中国”，也不应该仅仅指华夏或中原之地。唐孔颖达为《尚书》“肇十有二州”作疏时，曾称“天地之势，四边有水，邹衍书说'九州之外有瀛海环之’，是九州居水内，故以州为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为九耳”，并称邹衍所说“中国”“九州”(小九州)居水内，四边有水。孔颖达又为《毛诗》“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疏称“古先圣人谓中国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又引邹衍的话说“中国名赤县，赤县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外有瀛海环之”，称“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滨是四畔近水之处，言'率土之滨’，举其四方所至之内，见其广也”。也就是说，邹衍所说的“中国”“九州”(小九州)远达四海，无疑具有称“中国”“九州”为四海之内的意思。这与中国古代常称“四海之内九州” “九州四海，相似如一” “中国是九州”等“中国”为“四海之内”的认识相一致。中国古代，“四海”与“天下”同义， “四海之内”为“中国”，也就有了用“天下”指称“九州”“中国”之义。按照这种认识，“九州”“中国”已远达四海之滨，也不会仅仅指华夏或中原之地，而是指包括了华夏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 可以看出，古人所使用的“天下”一语，常常与“九州”连用，并用来指称“中国”。这一“天下九州”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华夏汉族或中原之地，亦常常笼统地包括“四夷”的四裔之地。足见，中国古代的“天下”概念，并不是仅仅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也不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和四夷或中原和四裔所构成。既然“天下”并非是仅仅指称华夏汉族或中原地区的概念，那么，用“天下”这一概念来指称的“九州中国”，自然也是一个将华夏汉族和四夷统统包括在内的概念。 二、“天下”与王朝“中国”观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中国”的第二个层次，是用“天下”指称王朝“中国”。在中国古代，狭义的“天下”用来指称王朝国家，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古人不仅称以华夏汉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为“天下”，也称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为“天下”。无论是以华夏汉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还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所以，即使是狭义的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的“天下”，也没有单单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的意思。而狭义的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的“天下”与中义的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内涵相同。因此，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也是由华夏汉族和四夷或中原地区和四裔地区共同构成。 西周以后，见诸于史书记载的历代帝王，也被称作“天子”。“天子”，顾名思义，指天的儿子。古人认为，“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天”或“天帝”至高无上，地上(天之下)的国王是上天的儿子，“受命于天”。也就是说，地上的国王是被“上天”或“天帝”派到地上，代替上天管理地上的人民和土地。因此，天子代替上天管理人民和土地所及之处就被称为“天下”。《郭店楚简》就有“尧生于天子而有天下”之语，即是说，尧做了天子，代替上天管理天下人民和土地，就是有天下。所说“天下”无疑是指天子管理之地。《礼记·曲礼》称“君天下曰天子”，认为做了“天下”的国君就是“天子”，所说“天下”也是指“天子”的管辖地区。《礼记·郊特牲》“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也意味着天子所治理的地区就是“天下”。《墨子》称“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谓天子管理天下，要符合天的意志，也将天子管理的土地和人民说成是“天下”。汉代赵岐为《孟子》“天下国家”作注时称“天下谓天子之所主”，认为“天子”所主管地区就是“天下”。后人也称“天下者，天所与之天下”， “有天下者称天子”，“天子系乎天，君与天一体也”， “君者，天下之义”，都将“天子”治理和统领的地区称为“天下”。 中国古代的“天子”也称国王，后世称皇帝，“天子”代上天管理人民和土地的组织形式，已经有了国王、官吏和管理国家的机构以及军队、法律、监狱等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形式，应称为国家，中国古代的国家主要是指王朝国家。这些王朝国家在古代常常被称为“天下”或“天下国家”。《荀子》所称“壹天下，建国家”，就应该是这个意思。《晋书》称“凡帝王皆因本国之名以为天下之号”，认为各个王朝都以自己王朝国家的名号(国号)为“天下”的名号。这些被称为“天下”的各个王朝国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均自称“中国”，或被他人认同为“中国”。于是，用以指称各个王朝国家的“天下”就与各个王朝的“中国”出现了重合，“天下”就有了等同于“中国”的意思。 确实，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国家，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都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比如，先秦时期，就在用“天下”一词指称“九州中国”的同时，还用“天下”一词指称夏、商、周王朝国家之“中国”。 据《韩非子》记载，秦穆公时，由余曾说“昔者尧有天下……尧禅天下，虞舜受之……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 “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将尧、舜、禹领有的夏王朝国家称为“天下”，并将争夺夏王朝的领导权称之为争夺“天下”。《孟子》载：“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意思是说，尧不能将“天下”交给舜，舜有“天下”，是上天所赐。所说的“天下”，也是指尧、舜所领有的夏王朝，“天下”与“夏王朝国家”就成了一个相同的概念。《孟子》又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 “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这两条史料所说的“天下诸侯”，都是指夏王朝领有的诸侯，所说“天下”也是指夏王朝国家。《管子》又称“昔者桀有天下，而用不足”，《韩非子》则认为“桀以醉亡天下”，所说“天下”无疑是指以夏桀为国王的夏王朝。夏王朝是“中国”，这不仅是古人的普遍认同，也是今天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同。古人称夏王朝为“天下”就是称夏王朝这一“中国”国家为“天下”的意思。这里的“天下”和夏王朝“中国”就成了同义词。 《慎子》称：“桀纣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乱”，称夏桀、商纣领有土地和人民是“有天下”，就是称夏王朝国家和商王朝国家为“天下”。《管子》称：“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即称以商汤和商纣为国王的殷商王朝为“天下”。《韩非子》记载：“汤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因乃让天下于务光。而恐务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说务光曰：'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故让天下于子’。务光因自投于河”，称商汤曾假意将“天下”让给务光，所说“天下”无疑是指商王朝。《韩非子》又载：“昔者纣为天子，将率天下甲兵百万，左饮于湛溪，右饮于洹谿”，这里所说的纣“率天下甲兵”，也是指纣率领的殷商王朝的甲兵，所说“天下”也是指殷商王朝。《宋书》称：“商人后改天下之号曰殷”，明确称殷商王朝是“天下”。商王朝国家是“中国”，这里所说的“天下”，就有了指称殷商“中国”的意思。 《左传·昭公》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武王克商，光有天下”。《礼记·中庸》载：“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认为周文王、周武王治国有方，灭亡商朝建立西周王朝是“有天下”。《礼记·大传》载：周武王伐商之战以后，“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祭奠祖先，追尊“王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不以卑临尊也”，所称“天下诸侯”无疑是指西周领有的诸侯。《礼记·明堂位》又载：西周“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即称周公所治理的西周王朝为“天下”，并认为周公治理有方，“天下大服”。这几条史料所说的“天下”，无疑都是指西周王朝治理的地区，也就是指西周王朝国家。西周是“中国”，这里的“天下”就成了“中国”的同义词。 秦汉以后，虽然也用“天下”一词指称“九州”“中国”，但用以指称各个王朝“中国”的史料日见增多，难以尽述，只能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史书称秦王朝国家为“天下”的史料很多，如称“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而王天下”；“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秦兼天下，罢侯置县”，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秦兼天下，币为二等”；“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等等。他们都称秦王朝为“天下”。“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称秦王朝为“中国”。于是，秦王朝的“天下”也就具有了与“中国”等同的内涵。 汉王朝国家也被称为“天下”。如汉高祖刘邦曾称“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又曾置酒洛阳南宫与群臣讨论“吾所以有天下者何”，还曾下诏说“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董仲舒也说“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三国时期许靖等人也说“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均用“天下”指称汉王朝国家。王莽篡汉也称“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称王莽所建“新”王朝为“天下”。汉王朝、新王朝是“中国”，这里所说的“天下”，也就具有了指称“中国”的意思。 三国时期，常常称“天下三分”，多以魏、蜀、吴三国共为“天下”。但有时也分别称三国各自国家为“天下”，如称曹魏建国为“魏有天下”。魏国中书监刘放在魏明帝曹叡病危时，曾问魏明帝说：“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刘放问魏明帝死后，将“天下”交给谁？所说“天下”无疑是指魏明帝管理的魏王朝国家。偏居西南的蜀汉政权也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如后主刘禅在延熙元年(238年)册封张皇后的册文中就说“朕统承大业，君临天下”，后主刘禅称自己继承刘备的事业，做了“天下”的君主，所说“天下”无疑是指蜀汉王朝国家。偏居东南的吴国也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如嘉禾二年(233年)，吴大帝孙权因“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大悦，发布诏书称“其大赦天下，与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闻知”，其大赦范围不会超出吴国境内，所说“天下”也是指吴国。三国时期，虽然只有魏国称“中国”，蜀汉和孙吴没有称“中国”，但后世皆称三国为“中国”，因此，三国各自所称之“天下”，均具有与“中国”等同的含义。 西晋统一全国以后，也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如《晋书》称西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中，帝博选良家以充后宫，先下书禁天下嫁娶”，西晋武帝司马炎为了选娶良家女子，下诏书禁止“天下”嫁娶的范围不会超过西晋统治范围，所说“天下”就是指西晋国家；泰始四年(268年)，“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杨后崩，天下将吏发哀三日止”。为文明皇后和武元杨后发哀的“天下将吏”，也是指西晋王朝境内的将吏，所说“天下”也是指西晋王朝。 东晋十六国时期，“天下”一词虽然主要用于指称属于“四海”“九州”的东晋和十六国的整体范围，但也用来指称各个政权。如西晋灭亡，司马睿率众南迁，在大族王敦与从弟王导等人拥立下，建立东晋政权，“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认为司马氏与王氏共有“天下”。这里所说的“天下”，无疑是指东晋国家。 与东晋并存的十六国也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以匈奴人为统治者的汉赵政权就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如元熙元年(304年)匈奴人刘渊即汉王位，建立汉国，“改晋永兴元年为元熙元年，大赦天下”。匈奴人所赦“天下”的范围，当在汉国境内，用“天下”指称汉国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刘渊养子刘曜在晋阳战役中受重伤，傅武以马授刘曜，称“天下何可一日无大王也”，让刘曜骑马逃生。靳准曾劝刘聪子刘粲早居东宫之位，“使天下知早有所系望也”。刘聪欲立中常侍王沉养女为左皇后，尚书令王鉴等谏称，王者之后，“生承宗庙，母临天下”，应该选择“世德名宗”为皇后。这三条史料所说的“天下”都是指继刘渊之后的刘聪汉国政权。光禄大夫游子远因前赵国王刘曜杀巴酋徐库彭导致“四山羌、氐、巴、羯”叛乱，上表谏诤，刘曜又要杀游子远，刘雅、朱纪、呼延晏等又向刘曜谏曰“若子远朝诛，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过差之咎。天下之人皆当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复与谁居乎”。此处所说“天下之人”就是指前赵国家之人。其后，刘曜又下书封乔豫、和苞“并领谏议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区区之朝，思闻过也”。这里所敷告之“天下”，也是指前赵国家。 羯族统治者建立的后赵也自称“天下”。如后赵皇帝石勒曾“临石季龙第”，表示以后要为石季龙修造房子，石季龙免冠拜谢，石勒曰：“与王共有天下，何所谢也。”这里，石勒称其与石季龙“共有天下”的“天下”，无疑是指后赵国家。石季龙即位以后，曾在一次所下诏书中说“先帝创临天下”，则是指石勒等人所创临的“天下”，无疑也是指后赵国家。又，侍中韦謏曾因石季龙“畋猎无度，晨出夜归，又多微行”而上书规谏石季龙“不可忽天下之重，轻行斤斧之间”。韦謏所说石季龙“不可忽天下之重”的“天下”，也是指后赵国家。石季龙和大臣们“议立太子”时，大司农曹莫认为“天下业重，不宜立少”，这里所说“天下”也是指后赵国家。 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后燕、北燕等政权也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如前燕文明帝慕容皝曾说：“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称自己所取政权为“天下”。前燕景昭帝慕容儁病危时，曾有意将皇帝之位传给自己的弟弟慕容恪，慕容恪不受，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宁不能辅少主也”，表示自己不继承大位，但可以辅佐少主管理“天下”，所说“天下”也是指前燕政权。慕容暐继任前燕国王以后，慕舆根曾以“暐既庸弱”，劝慕容恪废主自立，曰：“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过山陵之后，可废主上为一国王”。慕舆根称慕容恪“定天下”有大功，是指慕容恪对前燕政权建立有大功，所说“天下”就是指前燕政权。后燕也称自己的政权为“天下”。据《十六国春秋》记载，后燕国王慕容熙曾于建始元年(407年)正月，“大赦天下”，大赦范围在后燕境内，所说“天下”就是指后燕政权。北燕也称自己的政权为“天下”。如北燕国王冯跋病危时，“命太子翼摄国事，勒兵听政”，宋夫人有意立自己的儿子为国王，讨厌太子翼听政，称“上疾将廖，奈何便欲代父临天下乎”，意思是说，皇帝的病很快就会痊愈，太子为何这么着急继位呢。这里所说“天下”就是指北燕政权。 氐族统治者建立的前秦也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如前秦建立不久，中书监胡文、中书令王鱼就曾对前秦国主苻生说，占卜显示“不出三年，国有大丧”，苻生曰：“皇后与朕对临天下，亦足以塞大丧之变”。苻生说他与皇后“对临天下”的“天下”，无疑是指前秦政权。前秦大臣薛赞、权翼也曾对苻坚说“今主上昏虐(指苻生)，天下离心” ，劝苻坚谋取大位。“天下离心”是指前秦上下离心，“天下”一词仍指前秦政权。苻坚即位，统一北方以后，又要出兵灭亡东晋，他与群臣议曰：“东南一隅，未宾王化”，“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苻坚在这里所说的“天下兵”，当指前秦全国兵力。许多大臣不同意苻坚出兵灭晋，但苻坚一意孤行，坚持出兵。淝水之战被东晋打败以后，苻坚对张夫人说“朕若用朝臣之言，岂见今日之事邪，当何面目复临天下乎”，称自己没有脸面再做“天下”之主了。这里所说“天下”也是指前秦国家。 羌族统治者建立的后秦也自称“天下”。如后秦皇帝姚苌在病危时，意欲让太尉姚旻、尚书左仆射尹纬等辅政，说：“吾气力转微，将不能复临天下，卿等善相吾子。”姚苌说自己“不能复临天下”，就是说自己无法再做“天下”之主了，所说“天下”无疑是指后秦政权。姚兴继位为后秦皇帝以后，曾有意进图南凉，尚书郎韦宗称南凉王秃发傉檀是一个人才，且有“山河之固，未可图也”，姚兴曰“勃勃以乌合之众，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克也”，所说“天下之兵”应当指后秦全国的兵力。姚兴还曾想亲自率军伐魏，司隶姚显劝阻道：“陛下天下之镇，不宜亲行”，称姚兴镇守国家为镇守“天下”，也就是称后秦为“天下”的意思。 偏居西南一隅的成汉政权也称“天下”。李雄时期，国家初建，“国用不足，故诸将每进金银珍宝，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杨褒谏曰：“陛下为天下主，当网罗四海，何有以官买金邪”，称成汉国王李雄为“天下主”，此处“天下”无疑是指成汉政权。 偏居西北的南凉也称“天下”。如后凉王吕光曾遣使授河西鲜卑秃发乌孤“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秃发乌孤不受，称“吾将顺天人之望，为天下主”，秃发乌孤在这里所说的“天下主”，就是指秃发乌孤即将建立南凉政权之主，此处“天下”就是指南凉政权。 以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为统治者的大夏国，也称“天下”。史称赫连勃勃建国之后，“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意思是说赫连勃勃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因此为他新建的都城取名为统万城。此处的“天下”就是指大夏国。 南北朝时期，虽也用“天下”一词指称属于“四海”“九州”的南朝和北朝，但也用“天下”一词指称南朝和北朝的各个政权。据统计，记载南朝宋国历史的《宋书》，共出现“宋有天下”2次，“大赦天下”57次，“明令天下”和“班下天下”各1次；记载南朝齐国历史的《南齐书》共出现“齐有天下”“大赦天下”等各类相关表述10次；记载南朝梁国历史的《梁书》，共出现“梁有天下”“大赦天下”等相关表述38次；记载南朝陈国历史的《陈书》，共出现“陈有天下”“大赦天下”等相关表述28次；记载北魏、东魏、西魏历史的《魏书》共出现“魏有天下”“大赦天下”等相关表述100次；记载北齐历史的《北齐书》，共出现“王有天下”“大赦天下”等相关表述8次；记载北周历史的《周书》，共出现“周有天下”“大赦天下”等相关表述20次。各个政权的建立均称为“有天下”，大赦境内均称为“大赦天下”，向境内颁布政令均为“班于天下”“诏颁天下”“布告天下”等。这说明南朝和北朝的各个政权都称自己的王朝国家为“天下”。 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不仅两晋和南朝(宋、齐、梁、陈)被称为“中国”，十六国和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也称“中国”。如匈奴人刘渊在建立汉政权时，即以两汉和蜀汉的继承人自居，称“太祖高皇帝”“是我祖宗”，“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就是以“中国”自居的一种表现。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大臣徐光曾说“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明确称后赵石勒为“中国帝王”。前燕皇帝慕容儁曾对东晋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明确称自己已经当上了中国皇帝。前秦皇帝苻坚在派遣吕光率兵进攻西域时曾嘱咐吕光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即是称前秦为“中国”。东魏孝静帝初年，大臣李谐出使南梁时，曾对南梁大臣范胥说：“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意思是说，南梁怎么能与鲜卑人建立的魏国相比呢，正统自然应该归于以洛阳为首都的魏国。李谐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无疑是指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在内的魏国。《万历野获编》称北齐神武帝娶柔然阿那瓌次女以及北齐和北周争相与突厥和亲为“中国娶夷女”，明确称鲜卑人建立的北齐、北周等政权为“中国”。 可见，魏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都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又都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天下”和“中国”在指称王朝国家的意义上无疑出现了重合。 隋唐“大一统”王朝更是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隋书》中称隋朝国家为“天下”的表述计有10次。《新唐书》称“唐兴，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景云二年(711年)，分天下郡县，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之”。《旧唐书》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明确称唐朝管辖的郡县为“天下”。隋唐国家称“天下”，又称“中国”，“天下”和“中国”也成了一个相同的概念。 辽宋夏金时期，虽然也用“天下”指称属于“四海”“九州”的辽宋夏金等各个政权的全部范围，但以“天下”指称各个政权仍是“天下”一词的主要用法。如《宋史》称“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号曰宋”，称宋朝国号为“天下之号”。又“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又析为二十三”，“宋有天下三百余年”等，明确称宋朝所控制的疆域为“天下”。《辽史》称辽太祖“简天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又说“太宗选天下精甲三十万为皮室军”。辽太祖和辽太宗选拔精锐建立腹心部和皮室军，一定是在辽朝控制范围内选拔，所说“天下”无疑是指辽朝国家。辽圣宗曾于太平五年(1025年)下令“禁天下服用明金及金线绮”，辽兴宗曾“诏天下言治道之要”，萧孝穆“表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所禁服、下诏和表请“籍天下户口”的范围都在辽朝统治范围之内，所说“天下”都是指辽朝国家。《金史》称金朝建国为“金源氏有天下” “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皇帝称其登基为“朕得天下” “朕为天下主”；皇帝称其管理国家或与群臣共同管理国家为“朕治天下”，大理寺“掌审断天下奏案”，劝农使司“掌劝课天下力田之事”；称其在全国进行大赦为“大赦天下”；称其向全国发布政令为“诏天下” “颁之天下”；称金朝国家派遣官员巡视地方为“按行天下”等，如“命秉德黜陟天下官吏”，“世宗选能吏八人按行天下”；称全国户口物资等为天下户口和物资，如称“大定初，天下户才三百余万”，“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丹、汉户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 “天下常平仓总五百一十九处”， “天下岁入二千万贯以上”。这些地方均称金朝国家为“天下”。 元朝也称自己的政权为“天下”。《元史》载有“元有天下”“分天下为十八道”等表述17次、“大赦天下”等表述60次、“诏天下”等表述124次、“治天下”等表述29次，明确称元朝国家为“天下”。 辽宋金元时期，不仅宋朝自称“中国”，辽、金、元也自称“中国”。如辽道宗时期，大臣刘辉曾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所说“中国”，就是指契丹，表明辽人已经明确地自称“中国”了。金朝海陵王统治时期，梁珫曾劝其出兵伐宋，有大臣上疏说“议者言珫与宋通谋，劝帝伐宋，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国”，意思是说，梁珫劝皇帝伐宋并非是为金国着想，而是与宋朝通谋意欲把金国搞乱。因为出兵攻宋就要征全国之兵，使国家疲弊不堪。这条史料所说的“天下”和“中国”，无疑都是指金朝国家，既说明金人早已自称金朝国家为“中国”，也说明金人在这里所使用的“天下”和“中国”是一对内涵相同的概念。另如元朝大臣魏初曾说“高丽、安南使者入贡，以观中国之仪”，也称元朝国家为“中国”。 可见，辽宋金元都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又都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其所说“天下”和“中国”的内涵是相同的。 明朝时期虽将包括北元在内的四海九州都称为“天下”，但又认为明朝“继正统而有天下，四海九州罔不臣服”，因此仍以“天下”指称明朝国家为主要内容。清朝统一“天下”，将四海九州之“天下”与王朝国家之“天下”合而为一，也用“天下”指称清朝国家。明清时期，用“天下”指称明清国家的史料很多，有关颁诏天下、天下有司、天下州县、天下学校、天下儒士、天下臣民、天下田土、天下户籍、天下贡赋、天下宗藩、巡行天下、大赦天下等史料，比比皆是，且多有“天下国家”连称者，并称“天下之事”为“天下国家之事”，明确用“天下”指称明朝和清朝国家。 明清王朝在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的同时，也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如《明宣宗实录》记载，大臣范济曾在上疏中说“天命我国家，混一天下，物阜民安，九夷八蛮朝贡中国”，所说“天下”无疑是“中国”的同义语，明确称明朝所统一的“天下”是“中国”。清朝也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如乾隆皇帝曾对臣下在外交文书中写有劝缅甸“归汉”一语大为不满，认为大清王朝“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但不能用“汉”指称大清王朝。 可见，明清王朝既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又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将先秦以来形成的“天下”等同于“中国”的观念发展到了最高峰。 中国古代，既被称为“天下”又被称为“中国”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那些以华夏汉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都包含有已内附的少数民族。而那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国家，也都包含有大量汉族人口，甚至汉族人口占了大多数。无论是以华夏汉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还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这说明在中国古代，狭义的用以指称王朝国家的“天下”和中义的用以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都没有仅仅指称华夏汉族或中原地区的意思，也不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和四夷或中原和四裔所构成。 结 语归纳史书记载，可以看出，古人所说的“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是指“大九州”的“世界”，中义是指“小九州”(即通常所说的“九州”)、“四海”，狭义是指各个王朝国家。古人所说的“中国”之内涵虽然很多，但如果从多层次视角来认识的话，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小九州”(即通常所说的“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各个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中原和京师。 “天下”与“中国”在理论上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中国古代的实际应用中，则成了两个互相重合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邹衍虽然提出了“天下”等于“大九州”即“天下”等于“世界”的广义“天下”的学说，但限于时人对世界的认知，较少有人采信。更多的人则是用“天下”指称“小九州”(即通常所说的“九州”)、四海之“中国”和王朝国家之“中国”。再加上古人所说的“天下”并没有用以仅仅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的狭义“中国”的内涵，“天下”一词就成了用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也就是说，在实际应用层面，古人所表述的“天下”就是一个等同于“中国”的概念。 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中国”的第一个层次，是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之“中国”。实际上是采纳战国时期邹衍所说的“小九州”为“赤县神州”之“中国”的学说，并用邹衍所说的“小九州”(中国九州)与《禹贡》的“天下”“九州”相比附，视“天下”为“九州”，视“九州”为“中国”。古人用来指称“九州”和“中国”的“天下”概念，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与“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中原地区及其政权和四裔地区及其政权所构成，是一个包括九州、四海之内所有华夷及其政权的“华夷一体”概念，也是一个多民族或多民族政权(复数“中国”)的概念。这种中义的“天下”等于“九州中国”的广义“中国”的概念，与一些人所说的“中国”等于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及其政权的概念完全不同，也是一个包括华夷及其政权的多民族和多民族国家的概念。按照这种“天下”等于“九州中国”的观念去认识古代的“中国”，我们便会对古代的“中国”形成一种新的认知。这种新的认知，与中国是由多民族凝聚而成的认知完全吻合。 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中国”的第二个层次，是用“天下”来指称王朝“中国”。狭义的“天下”用来指称王朝国家，各个王朝国家也称“中国”(中义的“中国”)，于是，狭义的“天下”与中义的“中国”又出现了重合。以“天下”指称王朝“中国”，是古人在使用“天下”一词时最为普遍的用法。安部健夫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所指的'范围’不是我们所谓世界，而是中国”的认识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古人用“天下”指称的王朝国家，虽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但不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与“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和四夷或中原和四裔所构成。这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的王朝国家，不仅包括以华夏汉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也包括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不管是以华夏汉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还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他们都是既自称“天下”又自称“中国”。也就是说，“中国”不是与“四夷”或 “四裔”并列，而是包含了“四夷”或 “四裔”在内。用这一“天下”等于王朝“中国”的观念去认识古代的“中国”，也与一些人所说的“中国”仅等同于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及其政权的概念完全不同。 中国古代用“天下”来指称“九州中国”或王朝“中国”，即“天下”等于“中国”，是中国古代使用“天下”一词时最为普遍的情形，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天下”主要是一个与“中国”重合在一起的观念，并非是一个“天下”等于“世界”而“中国”只是“天下”一部分的观念。因此，在中国古代边疆问题研究中，没有必要用“天下边疆”来取代“中国边疆”一词。 中国古代这种“天下”等于“中国”的观念，到明清时期发展到了高峰，但与此同时，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出现了“天下”与“中国”观念逐渐走向分离之趋势。明朝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将“天下有五大洲”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据《明史》记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当时虽然有人认为其沿袭自战国时期邹衍所提出的“大九州”学说，视其为荒诞不经之说，但后经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等人的附和，尤其是在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梁廷枏《海国四说》等将“天下”有“五大洲”的“天下观”进一步介绍给国人以后，这一学说开始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天下”等于世界，“中国”只是“天下”中的一个国家的观念开始逐步流行，中国古代原有的“天下”等于“中国”的观念受到新的“天下观”的挑战并开始逐步走向分离。到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天下”等于世界与“中国”仅是世界中的一个国家的观念，普遍为国人所接受， “天下”与“中国”概念的分离才最终完成，并一直影响到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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