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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我看历代创业之主——平乱创业的帝王，都生长在民间，都通情达理，能识别人情真假，少有导致败亡的。到了后来继承王位的君主，生下来就享受荣华富贵，不知道人间疾苦，导致国家动乱灭亡。”（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或许是对于封建王朝的周期性地兴替的现象关注最多的，而没有“之一”。读《贞观政要》，其中涉及这一问题的唐太宗与其大臣们的讨论极多，并且他还提出了属于他个人的一些相当敏锐的看法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应对之策。比如说，在这次与宰相房玄龄的谈话中，针对他的那些王子与兄弟的先天不足——生自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之艰难，他计划选派贤良之人担任他们的老师，为他们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少犯错误。对于唐太宗这样的认识和举措，我们不能不由衷佩服，因为在这方面，他是遥遥领先于一般封建帝王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不表示我们的遗憾：治病要治本，而他针对如荆王等人“先天不足”提出的解决办法，不过是头痛治脚。纵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开国皇帝委实有不少如唐太宗一样，生长在民间，吃过很多苦，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具有非同寻常的眼光。所以，这些人在成为皇帝之后，大多“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进而在治国理政之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能够更多地从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反之，如唐太宗的同父异母兄弟李元景们，“生在甜水里，长在红旗下”，从小锦衣玉食，恩宠无尽，因此，不仅是对民情缺乏了解，也与百姓缺少感情。他们成天最有可能念着的是什么？是如何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甚至于如何才能坐上龙椅——唐高宗即位，荆王李元景进位司徒；永徽四年，因卷入房遗爱谋反，李元景坐罪赐死。假如唐太宗真的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办法是有的，那就是抛弃只有他们李家的血脉才能做皇帝的固有想法，而在四海之内不问姓氏、不问门第，唯才是举、唯才是用。如此这般，唐太宗指出的那些王子兄弟的“毛病”，是不是可以避免？开国皇帝打下的江山是不是可以走出周期性地“兴替”的怪圈？当然，我们不能不说的是，唐太宗尽管被誉为明君，但恐怕他根本不会迈出这一步：对于封建时代的帝王来说，他们吃尽千辛万苦拼来的龙椅，你让他拱手让给别人无论如何是不会情愿的，唐王朝只能姓“李”，做皇帝的“福”只能“李”家人来享。所以，我们说唐太宗李世民虽然算得明君，看得也挺深挺远的，但还是不够深不够远。因为假如他看得足够深足够远，他就应该明白，无论他怎么殚思极虑地为李氏江山“永不变色”谋划，他屁股下的这张龙椅只有他坐得、他的子孙坐得的思维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这样的思维剥夺了最优秀的人才进入治国理政的顶层结构的机会；而被排斥在外的优秀人才，自然可能如他当年一样，尝试通过“揭竿而起”的方式夺来龙椅一展抱负。并且在此过程中，因为坐在龙椅上的人的“先天不足”，最终一定会在这样的争斗中败下阵来。而这恰恰也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地兴替的原因之一。这是不是局限性？亦即已经坐在龙椅上的，看问题很少能够站在普通人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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