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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转载本公众号的作品，转载时 注明转自《唐山知青诗社》。自稿件发出之日起，一个月内未收到本刊发布信息，稿件可自行处理。 公众号第70期 长沟流月去无声 刘春莲 1965年7月，我考入唐山一中。到1966年6月，文化课上了整一个学年，“文革”开始了。随着国家推迟当年高考招生决定的公布，学校宣布停课搞运动。按学制规定，我们这一届应该1968年7月高中毕业。因“文革”的原因，一直到1968年12月，才有了毕业的消息。68届高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当农民。 1968年12月底，我办完了手续，又在学校和同学们盘桓了几日，照了几张合影，送走了两拨随学校集体去玉田县下乡插队的同学。本想再抽空看看我的班主任和教课的老师，可是，老师们踪影全无,只好作罢。我匆匆打点行装，清扫了宿舍，背起行囊，与母校唐山一中告别。无人送行，也无人来接我。走到京山铁路的一个道口一列火车正风驰电掣般通过。 站在道杆前蓦然回首，一中已渐行渐远。当年我日夜苦读，才考上了这所省重点中学。而今，真的就这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地结束了吗?想到此，不由得心头涌 起一股莫名的、深深的失落。 回乡当农民 我回到老家——唐山市郊区 缸窑公社半壁店大队当了农民。这是我出生和少年生活的地方，我对这里的一切并不算陌生。村子地处城郊。原来坐落在唐山六中东边两三里地儿，正在开滦煤矿马家沟矿的地下采煤巷道区内。1962年， 村子出现房屋裂缝现象，被确定为采煤塌陷区。因此，村子整体搬迁东移8华里，搬到了开平镇西南方两华里处。 村子一直是旱田为主。村西南两面与小煤矿、陶瓷厂、钢厂等企业相邻，村东北两方是集体耕地，大约上千亩肥沃良田。搬迁后的两三年里，村里大力开荒造地，把村子原址的大片宅基地、周边的钢厂、陶瓷厂、矾土矿用过的废弃地重新整治，拆除残垣断壁，清理垃圾废墟，新辟出上千亩可耕地。村子旧址西南角有一座小煤矿和一座矾土矿，两矿的地下矿水引上地面，配套修建了水渠、水库，把矿水注入村子的水库，就是稻田的可靠水源。于是，开荒地种植玉米、高梁、谷子，栽上白薯。原来的连片大田建成了千亩稻田，水稻亩产高于旱地庄稼，也就成了村里增产增收的宝地。 当年，村里一下子接收了投亲下乡、祖籍还乡、本村回乡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80多名，整个小村立刻活跃起来。可是，当地许多农民长期种旱地惯了，不习惯种稻田。来了这么一群知青，村里一下子就给派上了用场。把我们这批知青的大多数人编入了稻田作业组，指定两位僅得水稻技术的农民带着，专门种水稻。 种水稻是农活中又苦又累的那种，既要吃力、又要有点儿技术。 从早春开始，浸种、播种、育秧、保温、护苗、换水。几千斤的稻种，全靠我们这伙知青用排子车人拉肩扛，浸种用的十几个大缸，全是我们靠肩膀、扁担挑水换水。大概十来天，稻种萌芽，就下种到育秧畦里。我们穿着高筒水靴，在冰冷的水田里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护理，看到绿油油、平展展的秧苗，如同绿色的绸缎在微风中起伏闪动， 心里感到了劳动的快乐。 到初夏之际，平畦、薅秧、涮秧、插秧、缓秧、壮苗、灌水。我们挽起裤腿儿，赤脚在水田里、骄阳下，有薅秧、打捆儿的，有用手推车运秧、再抛秧到每一块水田里的。更多的人弯腰插秧，左手捻秧三四棵、右手插秧一小撮。干着干着就比起赛来，看谁插得又快又齐。我薅秧、插秧轮着干。汗水和着田水打湿了衣衫，手脚长时间泡在水田里，插秧的手指和浸 泡的脚板肿胀疼痛，腰腿累得酸软乏力。 待到盛夏酷署，挠秧、薅草、施肥，整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季忙个不停，每天站在稻田里干活，疲惫不堪。劳动间隙，坐在杂草丛生的稻田鞋埂上小歇。水田里蚊虫很多，随时遭遇叮咬，两条小腿立刻生出一片片肿包，痛痒难忍。真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过了中秋，进入黄金铺地、老少弯腰的收获季节。无边无际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摇曳，把大地染成一片金黄。 稻田里早就放光了水。我们几十个男女知青，手把镰刀，开镰收割水稻。每天天刚蒙蒙亮，就下田割稻子，中午一个小时回家吃饭，之后返回田里接着干。直到傍晚，天擦黑才收工。千亩稻田，收割半个多月。稻子割下来，先在稻田里晾晒几天，再用马车、牛车运到村头打谷场上。稻捆儿码成高高的垛子，堆满了打谷场。 时近深秋、初冬之间，开始打稻子。打谷场就热闹起来，用电动打谷机脱粒，换人不停机。打谷场上一片繁忙。早晨5点钟开机，晚上10点钟关机，中午轮班回家吃饭。凌晨与夜晚，打谷场上灯火通明。七八台打谷机一齐开动，响声震耳欲聋。我们身穿围裙、臂戴套袖、头戴草帽，脸罩纱巾，全副武装，以防稻粒打到脸上，稻芒伤着眼睛。我们一些人轮番站在机前，手把稻子不断翻转，机轮飞转，稻谷成堆。一些人负责谷粒扬场净化，除去夹在 稻谷里边的杂草稻叶碎末。还有人负责整理稻草，扎成捆儿，规整地码放在打谷场一隅。过后，卖给造纸厂，计入生产队的农业收入。这样起早贪黑，披星戴月，脱粒、扬场、捆草等几种活轮换着干，这几样活计样样吃力，是需要拼出全身力气来干的。累了，就靠着稻草垛喘口气儿，渴了，喝口凉水，又接着干。这样苦干近一个月，直到把稻子全部打完。 稻谷打下来，作为下年的口粮，就地分给各家各户的农民。打谷场的另一端，现场分粮到户。两三台磅秤，一张桌子。会计员、保管员、生产队长忙碌着。从打谷场的分粮现场，到村里的各条大街小巷，欢声阵阵，笑语盈盈，和着新稻谷.新稻草的清香，飘散在小村上空。 冬天的农村特别寒冷。“小雪 封地，大雪封河。”田里的农活是干不了啦!村里联系到了一宗家庭副业，就是用稻草打草帘，做出口瓷器的包装箱内瓷件隔垫。从村里领了成捆儿的稻草，回家支起一个架子，从陶瓷公司领回细麻绳，就像打毛衣似地打草帘。我们家支起两副编织架，全家人谁有空就干一阵子，挣点儿加工费。 68届初中毕业的大弟，和我同时下乡当农民。经过我们一年的辛苦劳动，我家年终分红分得了150元。一下子从欠账户变成了分红户，全家人高兴极了。经过反复合计，决定用这笔钱给家里添个大件。拿到分红钱的第二天，我和大弟跟着父亲，一起去了唐山最繁华的商业区——小山新成街的解放路百货商场，把一台天津产牡丹牌缝纫机买回了家。 三级干部会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很快就适应了农业劳动和生活环境。苦活累活我不娇气。稻田作业的辛苦劳动，晒黑了我的脸庞，锻炼了我的筋骨。1969年底， 我被选为村民兵连副连长，到1970年3月，以民兵副连长身份，我第一次参加了公社召开的春季农村“三级干部会”。那是“文革”时期，农村也搞运动，有的村干部怕挨整，就撂挑子不干了。有的不辞而别，找不到人了。在分组讨论的时候，一位主持讨论的公社干部问我，“你发言 说要当革命事 业接班人，这很好。现在村干部挺缺人，让你当村干部，你干不干?”我略加思索，说“'接班儿’不是'接官儿’，我们村来了80多名下乡知青，不就是接了村里许多老农民的班嘛!这也是革命事业接班人呐!”一句“接班不是接官儿”的回答，让本讨论组的所有人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 不久，我就被推选为生产队会计，照常下地干农活，业余时间记账，给加记两天的工分。生产队会计在家里记账，账簿放在家里，生产队没有专门的办公室。没有财会知识基础，我就边干边学，虚心请教村大队会计。我记账细心，做到日清月结，不拖不压。第一次参加年终决算，在3个生产队中，我是第一个完成，然后，就帮助其他两个生产队决算，还主动协助大队会计做全村年终决算。我对本队近百户的账目一清二楚，每户的分红数量,不看账本也能脱口而出，准确无误，受到村民们的称赞。 1970年夏天,郊区在孩儿屯区委“五七干校”举办农村会计统计培训班，村里派我参加培训。半个月的培训非常紧张，白天全天由市财政局专家讲课，晚上做作业。最后一天闭卷考试，及格者发结业证书。 我认真学、又有当会计的实践，对财会理论理解很快。结果，理论考试和模拟做账两项全得了满分，在参训的近300人中，考了总分第一名，取得了结业证书。 培训回村不久，原来的村大队会计被招工去了市第二建筑公司。村里安排我接任了村大队会计。从这开始，我下田劳动3天，在村大队部值班一天。值班时，负责给村大队财务记账、传呼村公用电话、为村民开具证明信、完成村干部交办的具体事项、骑自行车去公社取文件等。 当民办教师 1970年底，村办小学因有人退休、调动，公办教师出现空缺，校领导因病休了长假。学校陷于濒临停课的边缘。村里就安排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待遇是只记工分，没有任何补贴。 我负责教全校5个年级7个班的政治课和唱歌课，每周要上21节课，还兼任学校临时负责人。我不懂教学与管理，就跟老教师请教。我用心备课，认真讲课，边教边学。学校有一架脚踏风琴。为了上好唱歌课，每天放学后，老师和学生都回家了，只有我独自一人留在学校，自学弹奏脚踏风琴。记得学会弹奏的第一首歌曲,是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当我把这首歌，边弹边唱地教给学生的时候，孩子们个个笑脸灿烂，快乐无比。我的唱歌课很快成了他们最喜欢上的课。 民办教师的工作，给了我新的感觉，也翻开了我知青道路上新的一页。此间，村里首批发展了4名知青入党。我经村支书韩振国、副大队长老党员郑连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我22岁 。 “我要，上大学” 少年时，我就有上大学的理想，回村后，只是暂时深藏在了心底。我努力干好村里派给我的每一项工作， 也是想积极表现，成为一名好青年，一旦有机会，争取得到村里推荐，去上大学。 但是，艰苦的农村生活、单调的农田劳动，打碎了我少年时的大学梦。瞻念未来，不知路在何方?想起这些，常常让我心情郁闷，寡言少语。后来，大概是1970年，国家开始从工农兵中推荐保送大学生。这又激起了“我要 上大学”的夙愿。我认为自己是重点高中毕业的知青，在村里又表现积极，应该最有希望。可是推荐保送的结果，都是小学或初中毕业的农村青年。再细打听，都与我无缘。我很不服气,但却非常悲观。 直到1971年冬季的一天，我去丰南办事，回来的路上，骑着自行车走到老火车站附近，迎面碰上了同样骑着自行车的唐山一中王戈非校长。我先向王校长打了招呼。他停下自行车，问我是一中哪届、哪班的，在哪儿下乡，干得如何?我一一回答，并对公社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凭关系、走后门、不公平的做法，也一股脑说给王校长听。他听后非常同情我，启发我不要气馁，鼓励我不要放松自学，学知识总是有用的，上学的机会也许会有。临走,他告诉我，他正在市教育局帮助工作。市里正在酝酿恢复组建唐山师范学校,从下乡知青中招生，培养中小学老师。并留下了我的家庭住址。说有正式消息给我写信。 与王校长的路边邂逅和简短交谈，使我的心情有了很大转变。从此开始，尽管白天干一天活儿，疲惫不堪，但我坚持天天晚饭后看书，自学高中课本两小时，再睡觉。在知识的学习中，我忘记了疲劳。 1972年3月，我收到了王校长寄来的第一封信。牛皮纸的信封不大，大概像一元纸币的大小。下方有统一印制的机关名称，之后是手写的“王戈非”3个字。内有32开公用信笺一张。信的内容告诉我，恢复师范学校的报告省里已经批下来了，当年就要招生，怎么招法，还没研究呢。鼓励我树立信心，争取上学机会。我看了信，心里很激动，立即给王校长写了回信。表示自己一定认真自学，做好准备。 又过了两三个月，王校长用同样的信封，给我寄来第二封信。告诉我，马上开始招生，专门招收有两年以上下乡经历的知青。但是，要经村里同意推荐报名、考试录取，会有正式文件下发。我收到信，几天几夜睡不好觉。公社正式发下文件，有初、高中文化的知青可以报名，报考名额与录取指标的比例是3: 1.我立即找到村干部，要求报名参加招生考试。因为是考试录取，这回村里没有阻拦。 圆梦谢恩师 1972年7月，我以优秀成绩考取唐山市师范学校，成为复建后该校首届考试入学的学生。此时，我给王校长回了一封信，把我被录取的消息告诉了他。 当年8月底入学后，学校定位:两年学制，中专的牌子，大专的课程，培养初中教师。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教育实习。由于当时教师奇缺，我们高中毕业起点入学的学生，只学了一年半就分配了工作。1973年12月，我以优秀毕业生留校，当了唐山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河北师范学院在全省第一个举办了在职教师大学本科学历教育。经过招生考试，我被录取。我从1978年12月、1984年5月间，边工作、边学习，黎明即起，刻苦攻读。特别是12个寒暑假，我一天没有休息过，三更灯火五更鸡，读书、复习、备考、应试，一科一科地通过结业考试。用了将近6年的时间，终于进修完成了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本科学业，获得了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书。在此基础上，从事教育工作长达近40年。曾经担任唐山市师范学校语文教师(中专) 、唐山市教师进修学校语文教师(大专)、校办公室副主任、市委文教部办公室干部、市政府文教处长、市教育局副局长等，2009年退休。 王戈非校长的两封信，我一直带在身边，精心珍藏。在唐山大地震中，我最珍爱的一箱子书连同夹在书中的这两封信，一起被埋在了师范学校一号宿舍楼废墟下，再加上余震不断，间日大雨，不幸被损毁殆尽了。不久得知，更加不幸的是王校长一家4口也在这场大地震中蒙难。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我却没有丝毫机会报答他。终生遗憾已不可弥补!王校长也没能亲眼看见他的这个普通学生成长的经历和工作的进步。愿王校长的在天之灵能有所慰藉，永远安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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