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951工地学习
1968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令，“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1968年9月5日，毛主席亲自批准建设6895特大广播发射工程。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由中央广播事业局牵头，委托整机厂国营761厂（即北京广播器材厂）、国营762厂生产特大型广播发射机。
6895工程包括两部1000kW短波广播发射机和两部2000KW中波广播发射机。前者由761厂负责生产，后者由762厂负责生产。我们762厂，在设计之前，由周仲义牵头，和江泽汉、高鸿光、卢於志、孟书铭等人去中央广播事业局及761厂访问了解落实有关情况。（注1）回厂后，集中全力进行设计、工艺攻关。在总工程师周仲义领导下，抽调蒋泽汉、历复直、吕丽、郑章茂、成荫恩、高鸿光、蒋琦、孟书铭、雷子文、卢於治、高祖鲁、闫长海、王贯牛、倪协明、董琪、江左等人，进行集中设计。工人参加设计的有：史正齐、高殿祥、卢於治、客瑞山、邵振维等人。
工艺办公室由刘双来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工作。工厂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注2），迅速克服困难，组织生产。761厂是整机老厂，技术力量雄厚，最先完成整机生产，762厂也不甘落后。
按厂里调配，我去搞了一段时间外调，69年被分配到发射机整机调试班。
69年国庆节前，厂里由周仲义领队，抽调我和当时的调机班长沈受福师傅，一起到石家庄郊县的6895-01工地（简称951工地），去参观学习。
虽然毕业于无线电专业，我也从未见过那么大的广播发射机，更没有接触过大型真空陶瓷四极管、真空开关、真空陶瓷电容器和大型硅整流器。见到这些，使我大开眼界。在那里，我结识了工人高级工程师朱继华师傅，还有司季中、李建等调机人员，向他们请教和学习了不少知识，增加了感性认识。
（二）首战953工地
经过紧张地准备，69年11月29日，由我们762厂抽选，首批赴953工地安装调试队伍出发了。这支队伍有20多人组成，总工程师周仲义领队，刘春生任指导员，耿绍宇任副队长，成员包括高殿祥、史正齐、王广学、李华堂、杨士云、周喜恩、东方杰、侯忠等工人师傅，调机技术人员有蒋泽汉、沈受福、庞吉祥、倪协明、我和宁崇蘊等人。
953工地地处吉林蛟河境内，坑道在大山深处，山高林密。我们起先住在山脚下的工棚里，尽管日夜炉火不息，还是感到很冷。到工地的第二天，我去河滩打水，发现压水的手柄被冻上了，提了一壶开水灌进去，再压，没有出水，脱下手套直接用手去压，水流出来了，但手却冻到手柄上，人一着急就用力拉。一用劲，手脱了，手上的一块皮被粘到铁把上。煞那间，人失去平衡，重重摔倒在河滩里…。接近零下40度的严寒，加上当时食品供应十分困难，我们每天吃的是高粱米和玉米面贴饼子，菜很少，有时只有一点土豆。这些东西，含热量很低。许多人包括我们的老总，每顿饭最少都要吃上8两高梁米；即使这样，也很难抵御严寒。偶然有人去蛟河，能买上几个面包回来，也算是我们改善生活。厂里对我们很支持，出发前，每个人都借了棉大衣、棉鞋、棉帽，可即使这样，也很难抵御那样的严寒。记得有一天晚上，警卫部队在工棚里放电影，我们几个去看了一小会儿，回到宿舍，竟感到找不到鼻子了，鼻子被冻木了。后来，我们搬进新宿舍，那里和当地居民一样，全是双层玻璃，中间夹着锯末，日夜都有火墙，用以抵御刺骨严寒。
蛟河到工地只有土路，机箱和小型部件用卡车拉到了工地，那些大型变压器太重，只能用木板铺路，几米，几米缓缓地拉到工地。由于我们的机箱很大，接近20米长，为保密起见，我们未雇用民工，凡是我们能抬得动的东西，像机箱、大型调谐线、小型乃至中型变压器，电源盘、小盒等都是由我们人拉、肩扛、多人抬，全都运到了坑道里。剩下那些大型阳极变压器、调幅变压器、调幅阻流圈等，每个都有几吨重，我们实在运不了，就请警卫战士们支援，他们用绞车和钢丝绳把这些大件一点一点地绞进坑道。
设备全部运进坑道后，我们安装调机人员齐心协力，分工合作，经过半个多月的日夜工作，将机器全部安装完毕。接着进行箱间电缆连接线下线、核对，电控上电调试，前级小盒检查等。由于这部机器的大型配件多是我国第一次自己生产，那些大型配套件厂家需要一定时间去攻克技术难关。工地只好暂时停工待料了。
953工地调机工作暂停后，大部分人员奉命回厂，由我和宁崇蘊留下来看守。不久老宁家中有事也回去了，我厂人员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时，工地有些工作还在继续，如配电系统还在调试、交验。这可真是难遇的学习机会，绝不能放过。我每天坚持去坑道上班。观察风、水、电等各个系统的走向，还参加工程兵部队调试、测量66KV高压系统和电力部门校准整定高压油开关等。在休息时间参加工地值班人员进行地义务劳动。
由于工作需要，70年5月20日，我离开东北，前往四川。 （三）奋战952工地
奉厂里调令，急匆匆来到四川宜宾境内的952工地。工地地处农村，机房位于山包下的坑道内，山上长满树木，烈士纪念碑座落在半山上，坑道施工时有两名工程兵战士因公永远长眠在那里。我到工地时，机器已经安装完毕，无接点电控（注：当时电控中刚刚开始使用大功率双向可控硅，相比继电器“接点”控制，人们形象地称为“无接点”控制）小盒存在很大干扰。厂里让我去解决。那时工地处于基建阶段，领导小组组长是周建中，他是一位高大、消廋、干练、祥和、50多岁的退伍老八路，曾在延安新华通讯社工作，是人们十分敬重的一位领导。副组长是广播局基建处李志荣，一位办事果敢，很有魄力的领导。同时参与工作的还有，以后的维护值守领导赵景春，由新疆台调来的几位技术骨干，夏立功、陈学顺、肖玉林、老马、吴胖子。复员军人罗通成、彭吉庆、杨玉林等。当时，以基建为主，维护为辅。我作为工厂派驻工地代表，主要任务是：
（1）保存、发放所有随调机料，全部图纸。建账登记。（2）每半月向厂里反映和解决材料、图纸、技术以及进度等各方面问题。重大问题随时汇报。
（3）密切762厂与952工地的关系。
（4）参加952工地2000KW中波广播发射机整机调机全过程，学习和掌握关键技术。
952工地发射机主调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特别抽调来的著名调机工程师张厚忠同志。他是开国后国内广播战线调机老人。建国初期，先在吉林调试150KW发射机，接着又先后到杭州、新疆主持调试4部500KW发射机并机。他的理论功底扎实，调试经验丰富。杭州台的刘忠达也参加了整机电控和前级小盒的调试。此外，还有张工的女弟子基建处周扬华。接收单位参加调机的维护人员有夏立功、肖玉林、陈学顺、老马、吴胖子，钳工小杨，车工小徐。维护人员主要任务，是熟悉和了解情况，配合开机。我是张工的助手。后一阶段，主要剩下张工、小周和我三人。这部特大功率广播发射机，末级采用国产蒸发冷却陶瓷四极管FU-106Z,高频末级放大器三只并联工作，低频末级放大器两只推挽工作，全机共用五只。这种电子管，单只可输出高频功率700KW。为争取工期，保证电子管运输安全，经中央批准，由解放军派飞机支持，用直升机运送FU—106Z电子管。因为这种电子管每只包装毛重有240KG重，每架直升机一次只能运送两只。运到距工地1公里多的坪坝上，再由人工搬运到位。由于任务需要，我也成为搬运队员。480斤重的电子管包装箱，4个人抬，每人平均120斤，如果稍有不平衡，一个人的净负重可能超过150斤，有的小伙子走不了几步，就大喊着让赶快停下。那时，我还算争气，一次可抬几十米远。我们将电子管抬到坑道里发射机前，装到翻转车上，再由吊车将它吊到电子管管座上。这工作，不仅需花大力气，而且必须谨慎小心，稍不注意，振断了电子管灯丝，这只管子也就报废了，这是绝对不能允许地。
这部特大功率发射机，原设计载波输出发射功率为2000KW，由于我国特大型电子管的真空技术处于快速发展期，当时的电子管内的气体吸附材料不太过关，存在慢漏气现象，后经采用高磁场下泵离子吸附法，使得管子的真空度有很大提高，平均每管使用寿命可达1０００小时左右。关于发射机高频功率输出问题，我们曾经开出过1500KW，负荷15分钟，机器正常。为确保发射机长期稳定工作，经上级批准，952、953两个工地机器的单机高频输出功率均确定为1000KW。
在张厚忠工程师的主持下，经过机组全体人员共同努力，到1972年10月，该机已经基本稳定下来。总结起来，主要是解决了以下重要问题：
（1）特大型阳极变压器低电压倒馈加热干燥法。
（2）无接点控制系统双向可控硅干扰的排除。
（3）在高频末级单管55A、14KV条件下，实现整机稳定可靠工作。
（4）高频放大器末级屛槽 网路C1、C2真空陶瓷电容器减小回路电流地特殊安装结构。
（5）大功率高频功率放大器多管并联时，栅极激励电压不平衡问题的解决。
（6）大功率陶瓷四极管高频功率放大器中和电路的改进。
（7）高频末级放大器三管并联工作时，单边5MHZ寄生震荡的消除。
（8）高频末级放大器三管并联工作时，强烈推挽5MHZ寄生震荡的消除。
（9）大功率陶瓷四极管强烈120KHZ负阻振荡的消除。
（10）大功率陶瓷四极管慢漏气问题的消除。
（11）自制仪器，进行特大功率双塔定向天线的调试。
（12）经纬仪法准确测量特大功率发射天线的场形图。
（13）特大功率发射天线塔顶简易经济照明法。
（14）自己动手，自制土设备，自供发射机需求的大量蒸流水。
1970年11月9日，我正在952工地食堂大院吃中饭，领导小组周组长端着碗匆匆对我说，“小石，你回厂一趟吧！”我问“啥时侯？”，周说“马上走！我们准备11月26日试播，已经通知了各地监测台站，突然发现发射机前级FU-105z电子管没备份了。为保证试播，你立即回厂去取。”我接过领导给我的路费，与彭吉庆两人立即登上司机庞师傅开过来的北京吉普，直奔隆昌火车站而去。工地离隆昌二百多公里，汽车高速行驶，一路颠簸，我两都呕吐了。顾不得这些，稍事停顿，小车很快出发，一个多小时赶到了隆昌车站。还好，两张硬座票上车，直奔西安火车站。到西安车站，已没有当晚去铜川的火车。商量决定，直奔西安火车西站，乘坐当晚去铜川的货运火车守车。我们出发时，穿着单衣服，可西安那时天气已冷，列车值班人员全部都穿着棉大衣，我们打着冷颤，向值班同志出示证件，讲明情况，请求帮助。车站调度同意了我们的请求。我们在守车上晃荡了几个小时，天明到达铜川。回到厂里，已是上午九点过。我向厂党委副书记李发祥汇报了工地试播急需电子管情况，请求火速支援。他问，“真的这么急吗？”我把试播的时间告他，他推算了一下，立即让供应科准备电子管，并让司机王德胜开吉普车直接把我俩送到西安火车站，两张硬座票登上南去的九次特快，直奔工地。带着备份电子管，回到952工地，来回总共4昼夜。尽管十分疲劳，望着领导和大家赞许的目光，感到心里十分轻松。终于可以顺利试播了。
1973年1月23日，952工地1000KW特大型中波广播发射机进行交机测试、实验、验收工作。在这大喜的日子里，请来了解放军空军、海军代表、中央广播事业局有关直属电台以及当地政府代表。经维护方代表夏立功与测试组共同验收，各项技术指标与实验均符合设计要求，顺利实现了全面交接，由基建转入维护阶段。这部特大功率广播发射机，实现了762厂全厂职工建设大三线，加强国防，为国争光的强烈愿望，凝聚着大家和兄弟配套厂以及工地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血。
从开始参加调机，到机器交付使用，我在952工地连续工作了两年另七个月，这期间，我唯一回厂一次，去取电子管，只匆匆忙忙吃了一顿午饭；然而，对于工地发射机调试的一切情况，厂里可以在我每半个月写回的那一封封信中，了如指掌。当时我的想法是“多于少取”。工作上，严要求。生活上，不搞特殊。尽管那时粮票很紧张，工地夏立功发给我的加班粮票，我还是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已经享受了762厂每天两角五分钱的出差补助（注：当时国家规定的出差补助标准）。自己除管好材料、图纸外，在重大问题上，时刻记着不能损害工厂利益。我和主调张工个人关系处得很好，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在共同调机的过程中不仅把关键技术教给我，还尽可能给我一些机会进行锻炼，比如让我单独处理电控小盒干扰问题，独立调试高 前 级FU-105Z（包括排除振荡）；带领同事用经纬仪法进行天线场形测量、绘制等，我十分感谢他；但是，我并没有忘记职责。记得，在检查发射机稳定时，出现了一个单边5MHZ寄生振荡，就在判断这个振荡是单边还是推挽性质时，主调安排采取了不太到位的措施，出现了意外，又产生了新的、强烈地5MHZ推挽寄生震荡，由于新振荡特别强烈，瞬间即将一只FU-106Z烧毁。一只管子要8万元，显然不是小事。张工写出报告，要我签字，想按自然损耗计算，经过认真考虑，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婉转拒绝了他的要求，没签字；想想这几年，我是调机技术员，又是物料管理员，还是单位联络员，归根结底我是一扇窗。通过这扇窗，使外界看到了762全厂职工身居山沟，上下团结，艰苦奋斗，大胆创新，建设大三线，加强国防，为国争光的高大形象。让外界看到了762厂人，身在马勺沟，心怀全世界的宽阔胸怀。能够不辱使命，我感到十分欣慰。
（注1：参考游游冬访蒋泽汉提供的情况）
（注2：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 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通常简称为“两参一改三结合”。）
（初稿写完于2011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