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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单身”依然是一个会纠扰家庭与社会的话题，尤其关系着人口之繁衍与国家之安定。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父权制对单身的污名。父权制是国家人口政治的具体表现形态。上野千鹤子指出，以厌女症为核心机制的社会即为父权制，“通过一致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使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相互认可和团结得以成立”。在这种社会里，单个女性不是完整的，她需要依附于男性来获取自我的社会认同，单个男性也同样需要“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纽带”。在父权制社会，每个性别的定义和叙事都是交互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父权制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以压迫和剥削为特征的存在，它不能也不会容忍个体之间的平等与自由。因为需要个体与个体的支配–服从——例如男性压迫女性、霸权型男性气质压迫边缘型男性气质等——来作为运转机制，所以单身在父权制社会是会遭到排斥的。因此只有当父权制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单身作为一种选择才具有了可能，而父权制的“余孽”则制约着对单身的宽容程度。反对单身，自然是因为单身的反面——婚姻家庭有好处。今天的家庭不仅仅是情感之聚合，也是因应现实风险的共同体，我们找不到看护、拿不出钱款……全都要转头去求助家人。家庭顶着传统的壳子，或者说承担着传统的角色，却要满足现代化的功能，就成了社会学家所说的“马赛克家庭主义”。单身恰是这种新旧接驳的反映，新的观念和现实涌现出来，却在旧的文化设计上还不能被定位。家庭是“私”的，但我们把它镶嵌在“公”中（去服务于养老抚幼等人口再生产的任务），这样的期待可能使一些人对家庭产生务实的想象，但也可能逼退一些人，使他们宁愿享受单身的美好，也不愿被“一家子”拖累。因为在他们特别是女性看来，今天的婚姻家庭有太多的女性不友好面相：工作家庭两头烧、母职惩罚、家务劳动女性化……当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好，两个人的可欲性与可能性自然就会降低。当一个人不再背负道德的污名，而两个人（以及随之而来的三个人）又存在着种种不确定，人们难免倾向前者。但我们也需要警惕这些“单身”背后的“寄居”。如社会学家刘汶蓉所言，伴随退休的出现和成年期的延长等，现在的代际模式开始在付出和收获之间插入一个“交换”阶段。物质、服务和情感的交换，构成为了代际互动的内容；但交换物的分量，总难以用斤两裁断，而更像是一种情感的研判。在西方，这样的父母作为“三明治”一代而压力倍增，而在我们身边，这些为了家庭“不敢老去”的老龄群体，同样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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