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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西北犬戎部族围攻西周都城镐京，周幽王出逃，又被犬戎围杀于骊山之下。郑桓公奋力冲杀，欲带兵保护周幽王冲出重围，但不幸身中数箭，坠车而亡。战争结束后，郑国勤王军士在战场上将桓公尸体找到后运回故国，安葬于郑国南山北麓一带的高地上，也就是今天渭南市华州区西关街路南一带。对于郑桓公的葬身之地，三国曹魏时期成书的《皇览》曾明确记载，叶落故土“桓公葬在郑县番”。清代《关中胜迹图志》在转引这一资料时，认为“番”即“蕃”，为地名。西晋学者阙骃认为“蕃”在郑县之西。也就是说，郑桓公墓在郑县西部一个叫蕃的地方。吕思勉在《中国的历史》“商代的政权”一章中，也讲到“蕃”这个地方，他引用《史记》《世本》等文献内容并认为商代的始祖名契，初封于商，即今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后居于蕃，蕃就在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附近。明代《华州志》是陕西八大名志之一，可信度甚高，与之后的《续华州志》《再续华州志》等地方志书都曾记载郑桓公墓在华州（华县）西关街路南。需要说明的是，公元前769年，郑武公将郑国东迁洛邑以东虢郐之间后，古郑地先后为犬戎、秦所有，秦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秦在古郑地设郑县，郑县在历代依次改称华州、华县。上述文献关于墓址位置的记载与志书记载郑桓公墓在“郑县番”“郑县之西”“州西关路南”“县城西关螺钉厂院内”等是一致的，且2000多年来从未变动。西周末期，郑桓公任职王室司徒，带兵勤王，阵亡于疆场。其时，郑国的执政者是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尽管当时的政治局势复杂纷乱，但他还是按周代丧葬礼俗将父亲安葬在郑国南山北麓的一处高地上。郑国的国都在拾，郑武公为什么要将其父葬于拾西南数十里之外的南山北麓一带呢？后世古郑百姓对此多有不解，出于对故国国君的追念之情，他们创造了一个“战马驮尸”的传说。其大意如下：郑桓公是上天赐于西周的一个治世能人，专为郑人造福谋利。他的战马也是一匹神马、通晓人意，富有灵性，对主人勤勤恳恳，忠心耿耿。郑桓公在骊山与犬戎作战阵亡后，战马一直守护着主人的尸体，不肯离去。作战结束后，它就驮着主人尸体东行向郑国而来。老马识途，当行至郑国南山北麓一处高地时，就势卧地，让主人尸体从其背部滑落下来。郑桓公在郑国治国有方，深受百姓爱戴，当百姓看到自己崇敬的国君的尸体被马驮回郑国故里时，他们十分悲痛。百姓中有高人指点说：“我们的国君、为保大周捐躯尽忠，今日马驮尸还，落于此处，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这里南依大山，北瞰渭水，左右河流潆洄，中间平阔，是一块吉地。我们应遵从天意，将我们的国君就地安葬吧，让其灵魂永久地佑我郑人。”于是、众人便按此人所说，埋葬了郑桓公，并备齐祭品，在墓前隆重奠祭。战马看主人已归土为安，便绕墓一周，向西而去，不知归于何处。传说不是历史事实，多有虚妄怪诞之言，但其中提到的“风水之说”，或许是郑桓公葬于此地的原因。“风水之说”，亦称堪舆，是指住宅地、坟地所处位置的地形地势、日照风向、地质水文、山川河流走向等自然因素综合评判所形成的一种意识观念，是古代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思想的一种反映。风水学起源于人类早期的择地而居，成熟于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盛行的一种思想文化、迷信色彩浓厚，其认为风水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家庭及子孙的盛衰吉凶。华州地处陕西关中平原东部，南依秦岭，北临渭水、地势南高北低，山、川、原、滩皆有。明代《华州志》曰：“华州山川形胜，凡山原在在占之封丘。历周、秦、汉、唐帝王之久，乃侯、王、将、相数数化生。”意思是说，华州山川地势壮美，周秦汉唐等历代王侯将相常常把这里的山原之处作为归葬之地。从当地古墓葬的考古发掘和被盗掘实况来看，在华州秦岭北麓至西潼公路以南的台地以及西南台塬地区确实散布着大量商、周、春秋和秦代的古墓葬。西周时期，“风水之说”可能已经兴起。《诗经·大雅、公刘》曰：“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风水学中的阴阳一词就已出现。郑武公及郑国官员百姓，在为开郑国君选择墓址时，不能不考虑这一因素。再说，国都拾一带地势低平，易受水渍的影响，墓址选在高阜之上，是基本常识。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一书中说：“贵族则以中田为不安，而求葬于高燥之处。《吕览》谓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是也。”因此，将郑桓公墓址择于距国都西南数十里之外的南山北麓一处高地上，便可以理解了，此处可谓占尽山川之胜。华州当地知名学者闫涛在《郑桓公陵园碑记》中有“公之陵第，当为高人所择，南承龙山脉瑞，北接渭川援给，东赖河岳庇佑，西系畿内族亲，泽被后世，流芳千秋”之语，把桓公墓地放在南秦岭、北渭水、东河岳、西长安这个大的地理环境中述说，洋洋洒洒，对山川河流之胜描述得淋漓尽致。不过，此地在历经近3000年的沧桑，特别是遭遇1556年明代华州大地震后，其地形地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部平原拾升，墓地一带凹陷。所以在今天看来，此处似乎已经不是高地了。郑桓公墓是距今约2800年的西周古墓葬，关于其原始面貌、地下基室形状结构及布局，今天我们已无从知晓，只能通过一些资料和西周古墓葬的发掘实况进行推测。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由来已久，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发端。受“灵魂不灭”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死者在阴间的衣食住行皆有安排，在墓室、棺椁中，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等随葬品逐渐开始出现。周代等级观念严重，丧葬实行列鼎和棺椁制度。吕思勉《中国通史》认为，“周代的丧葬礼俗也很有特色……贵族入葬时，都有大量的陪葬品。殉葬品多少依死者的身份而定”，以礼器中的鼎为例，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元士三鼎，不得逾越。刘泽华《中国古代史》也认为，“丧礼经长时期演变，到西周时日趋复杂……棺椁依身份有明确规定，天子九重棺椁，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庶人有棺而无椁，在葬埋的时间、方位等方面也依礼而有身份地位的区别”。张捷夫在《丧葬史话》一书中说：“西周丧葬是比较俭朴的。丰京、镐京分别是周文王、周武王时期的都邑，但历年来这里发掘的三四万座西周墓葬也全是土坑竖穴墓，没见一座带墓道的大墓，陪葬物品绝大多数是陶器，只有少数墓葬有少量铜器。”华州当地墓葬发掘实况与张捷夫的观点相似。2001年4月以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连续三次对原华县东阳（今渭南市华州区高塘镇内）商、周、春秋战国、秦古墓群进行发掘，从已发掘的近60座古墓葬来看，全为竖穴式墓，陪葬物除商末周初有殉人、铜鱼装饰葬棺和“凸”字形车马坑外，其余墓葬的陪葬品多为陶器和蚌质、青铜等饰件，有墓道的大墓和陪葬品中有青铜大器的豪华墓葬尚未发现。华县东阳古墓群似乎涉及西周下层贵族及平民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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