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乡历为湘中著名的古邑大县。夏、商、周时期属荆楚之地，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才拥有了自己的县名宁乡县。宁乡县的历史又何止这千余年。当我们一踏上这片土地，就不得不因它古老的文明油然而生敬意，澎湃起满腔的激情。
宁乡县境内密布的古遗址，处处无不闪耀着文明的光芒。浮光岭遗址是处新石器的文化遗址，坐落在双江口草溪村境内。在这处面积约3万平方米的商代早朝遗址上，人们从10至80厘米的文化层中，发掘出砺石、石斧和陶器残片。这些陶片让人感到一种文明的神奇。考古人员试图用残片拼出陶器的原形，可惜无法做到。从出土的灰陶、红陶及少量的黑陶来看，其泥质大约分为粗泥、细泥、夾砂三类。陶片上已有绳纹、凹玄饰等纹饰。
在宁乡县境已发现古遗址20处，而刘家湾、钦家土段 、月形山这三处为较有影响的史前文化遗址。
位于宁乡县老粮仓乡粮丰村的刘家湾遗址，处于流沙河开阔的冲积平川上，属长江中游龙山文化体系，下限延续至商周。1986年，考古人员从这里采集到雉足釜形陶鼎、镂孔陶器座、矮领陶罐、陶鬲、磨光梯形石等。陶系以夹砂橙黄陶和泥质橙黄陶为主，纹饰主要有绳饰，鼎足上一般都饰以按窝。
流沙河乡荷 叶村的流沙河段西岸一级台地上的钦家土段遗址，同属龙山文化体系，发掘的石器与陶器众多。而陶系以夹砂褐胎陶为主，纹饰以细绳纹和刻划纹为主。
在流沙河流域北岸青山桥乡景德村河段的二级台地的月形山遗址，包括了石塘、石家湾、景德观遗址等，出土的陶系以夹砂灰陶为主，有少量泥质红陶和灰陶。陶器纹饰除细绳纹外，还兼有弦纹、篦点纹、附加堆坟和方格纹。
这几处史前文化遗址证明着早在石器时期到商周，宁乡就有先民们依水而居，生息繁衍于河流纵横的水岸之上。在宁乡县西部山区井冲乡刁子村的九牯洞商代文化遗址，发现众多人类曾居住的洞穴遗址。这些洞穴一般面积为五、六平方米，高一至两米不等，洞口均面向东南，进入洞口需弯腰弓背。当地人称这些洞穴为“九牯洞”。1987年，考古人员从洞穴口发现大量陶器残片和石器，并采集到原始大口陶缸、侈口系颈陶罐、陶釜、陶豆、釜形陶鼎、磨制石锛、石刀、石凿等。这些洞穴遗址群的年代为商代，文化面貌显示着土著文化遗存。有人推断，宁乡西部山区出现大量商代青铜器与商代人类活动的遗址，与这些洞穴和商人南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文化的南移，在宁乡也就留存下来更多的楚文化遗址。在朱良桥乡桃园村团头湖南岸的丘陵地带，发现的侯家嘴遗址厚约1.5米的文化堆积层，就证实了这点。文化堆积层的早期地层采集的标本有浅浮雕夔龙纹青铜刀、鸭嘴形陶鼎足、圆柱形陶鼎足、陶釜、陶簋、细柄陶豆、梯形石斧、石锛等商代的遗存物。晚期地层则为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堆积层，出土了圆柱足陶鬲、高领绳纹陶罐、凹环底陶罐、细长柄陶豆、几何印纹巨陶釜、几何印纹方形附耳大陶鼎、扁平长方形厚重石斧、梯形石锛等。陶系以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为主。陶器纹饰除以绳饰为主外还有着几何形印纹及戳印圆圈纹。晚期地层的这些文化积层显示出典型的楚文化特征，又蕴含着某些越文化的元素。可想当初，楚文化中心南移时，越文化也顺应其势，登上长江南岸，过洞庭，溯湘江，逆沩水而进入了宁乡，方留下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存。
位于泉塘乡群英村的巷子口遗址，就是一处典型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村落遗址。这片遗址在沩水下游冲积平原的一处台地上，四周是宽阔的稻田，1986年，考古人员从3万平方米的遗址面积上约1.5米的文化层中采集了陶鬲、宽平沿陶盆、侈口宽沿溜肩陶罐等。尽管史志中未曾记载下这一时期楚文化在宁乡的土地上生长的状况，但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正越来越清晰地向我们展示楚文化在宁乡是何等地根深叶茂地丛生着，茁壮成为一片葱郁的森林。
宁乡炭河里商周青铜文化遗址可说是令宁乡人骄傲的一处古文化遗址。这片遗址位于宁乡县黄材镇西2公里处，在沩水和土段溪河合流处的河洲上。1993年考古发掘证明，这里是一处商未周初的古文化遗址。这里除发现了古陶器外，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众多青铜重器。
人们从这里发现了一处西周方国的遗址，发掘出不少青铜器和七座贵族墓葬。让人们惊讶的是墓葬里除一个提梁卣较完整外，其余随葬的青铜器均为残片。从残片上人们可看到龙、虎、饕餮等形状，但无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器物。青铜器随葬是西周贵族身份的一种象征，然后葬于此的贵族为什么将随葬青铜器碎之，也许这与这个国部落特殊的传统与经历有关，于是有了这种与众不同的葬俗。考古人员很沉重的说：“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有价值与意味的民俗标本，拂去历史尘埃，也许是一个民族悲壮而曲折的传奇。”
我们在距炭河里商周青铜文化遗址1公里的寨子山细数一下许多让人惊叹的青铜发现：
1955年，出土珍贵的商代兽面纹铜地垒，器身内装有兵器铜斧224件，全系新铸，未曾动用。
1962年，王家坟山出土一件商代龙凤提梁卣，卣内有铭文“戈”字，卣内贮藏有1000余件玉管玉珠。
1973年，三亩地村民江张家附近出土云纹铜铙2件，每件重79公斤，另一件青铜刮刀同时出土，刀呈竹叶状，断面呈人字形，背微曲折。
1962年4月，栗山大队张家坳生产队社员张运春挖出著名的商代兽面纹分档鼎。
1968年栗山大队又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乐器编钟。
1975年秋，栗山大队宋家湾冲石仑又出土一件战国时期兵器铜戈。
1976年1月，在葛藤大队木梆子山，当地社员挖出商代铜瓢一件，同时出土有战国兵器铜戈、铜矛和铜箭簇等物。
1988年，葛藤木梆子山社员接连挖出商代铜爵、铜瓢各一件。
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宁乡出土的青铜器已达100余件，从县西的沩山、七里山到县东的夏铎铺、龙凤山；从县西南的毛公桥、枫木桥到县东北的城郊、朱良桥到处都有青铜器的出土，考古界称之为“宁乡青铜器群”，世界考古界誉宁乡为“南中国青铜文化中心”。
三国时期，孙吴盘据长沙，太平二年(257)析益阳县部分地域置新阳县，属衡阳郡。县治设长桥东北二里，也就是今横市乡茅栗村。毫不夸张地说，宁乡的历史名人成群结队，如沩水滔滔千年不绝。
蒋琬，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宁乡灰汤曾有一片紫竹林，相传少年蒋琬曾在竹林中苦读诗书经集。灰汤现存的“相公桥”、“紫龙祠”等故址，就与蒋琬有着关联。民国《宁乡县志》载：“蒋琬故宅在宁乡县北伏虎庙，其祠有二处，一在县北，一在灰汤。”赤壁之战后，刘备在长沙招贤，蒋琬曾以州书佐，也就是负责起草和缮写公文的文书身份，跟随刘备进入蜀地。来到蜀地，蒋琬被委任为广都县令。诸葛亮很是器重蒋琬，他对刘备说：“蒋琬是治国之才，做一介县令，太屈才了。蒋琬处理政事，把安抚人民看作根本，不热衷搞表面形式，望主公重察之。”这样蒋琬才得到刘备重用。诸葛亮曾上书后主刘禅：“我如果去世，以后军国大事可以托付给蒋琬。”刘禅在诸葛亮死后，果真叫蒋琬总理军国大事。蒋琬不负诸葛亮之托，为政明察善断，循法治国，不喜阿顺，不听馋言，群臣悦服。就连他的敌人也对他充满敬意。蒋琬死后，魏国大将军钟会写信给蒋琬之子蒋斌说：“我来到西蜀，想瞻仰你父亲的坟墓，向他恭奉祭祀来表达我的敬意，希望希望你告诉我，你父亲的坟墓在哪里?”后来钟会果真去了蒋琬墓地凭吊。蒋琬作为宁乡人，官至蜀国尚书念、丞相、大司马，主持朝政，是宁乡人的骄傲。
南宋名士谢英(1103-1142)，字楚华，是今金华乡大界村人，以文名著称于当时。金兵八侵中原，南宋廷臣分成主战、主和两派。谢英是个热爱祖国的文才，十分热情地倾向主战。但朝廷昏庸苟安，主战派受到箝制排剂和打击。抗金名将岳飞被奸臣诬陷杀害后，谢英忧愤至极。再无意仕途，不再参加科举，不问政事，隐居道林，从事读书著述。他读书居住在石柱山。现在道林麒麟山有一平石，石面光滑，传说是谢英当年读书之处。风晨雨夕，还隐约可以听到咿唔之声。清代周书曾写诗云：“亭亭石柱最高头，曾有幽人读未休。谁遣六丁轻借力，移将此柱砥中流。”谢英著作较多，遗留的代表作有《志伊录》、《白云素养》、《循吏龟铿》等。
汉代张良34世嗣孙张浚生于绍圣元年(1094)四月十四日。政和八年(1118)进士及第。他辅佐过南宋高宗、孝宗两帝。史书称他“四岁而孤，行直视，无狂言，识者知为大器”。他任知枢密院事时(即枢密院知事。枢密院，为中央管理军事机密及边防事务的机构)，金兵南侵，张浚极力主张抗金。宋绍兴五年(1135)为宰相，统帅岳飞、韩世忠等名将，卫国抗金。他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有张良辅佐汉高祖之遗风。绍兴七年(1137)，因奸臣陷害，朝廷昏庸，张浚被贬职永州。
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浚被重新启用，封魏国公。兴隆元年(1163)出兵破金，翌年，张浚患重病，以至不起。张浚死后，他儿子张栻没有将父亲遗骨运回家乡四川绵竹，而是将其它葬在宁乡西部山区。当时墓区称为官山。他的墓葬，至今保持完好。其抗击侵略的高尚精神和崇高气节，激励后人。
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家。1133年生于四川绵竹，幼年时曾师理学家胡宏，刻苦好学，得所传理学，与当时著名学者朱熹、吕祖谦齐名，时人称之为“东南三贤”。张栻曾为其父参赞过军务，累官吏部侍郎、右文殿修撰。宋乾道期间(1165-1172)先后在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讲学多年，断言所谓“礼者天之理”。也就是说，封建秩序是一种永恒不变的规律。为学生“明理居敬”。认为“居敬有力，则其所穷者益精；穷理浸明，则其所居者亦有地”。他于淳熙七年(1180)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