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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迅速打开皖东的抗日局面，东山口战斗之后，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于1939年2月下旬由淮南铁路东侧进至津浦铁路西侧地区，和军部特务营、第三游击纵队和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在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之间展开。3月，张云逸在皖东扩编成立第三游击纵队第二大队。 东进后，八团真是愈战愈勇： 3月16日，八团一部在滁县常山岭袭击汉奸武装余弼臣部步兵五十余人，匪首当场被击毙，余匪大部被消灭，缴获长短枪四十余支，马十匹，我无伤亡，民众甚为欢喜。 23日，八团一部在津浦路营店至县城三界车站段破坏铁道四里，完成任务后安全返回。 5月16日，八团破坏公路数段。  6月7日，八团一部夜袭滁县城郊之敌二百余，敌不支退守城中，因城防坚固未强攻，仅将敌在城郊买米粮的三家店铺焚毁；同日另一部夜袭中淳车站伪区署，将区署完全炸毁，毙敌区署人员三十一名，防共团员十三名，日军九名，并俘虏维持会首领六名。 8日，八团一部在滁（县）全（椒）公路徒岗镇附近伏击敌运输汽车十四辆，战约一小时，因敌增援，即撤退，此次敌伤亡二十余，我伤亡各两名。  9日，在滁县东北肖家岭伏击敌巡逻队三十名，激战后因敌增援，迅即撤退，敌伤亡二十余名，我亡排长、战士各一人，伤战士二十一名。 14日，夜袭蚌埠附近伪军四十余人，敌一击即被全歼，缴获马步枪二十三支，俘敌八名，伤两名。 新四军四支队老八团，在皖东迅速打开抗日的局面，部队已扩展到四千余人。  4月17日，张云逸派八团政委林恺到江南军部汇报工作。20日，项英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讨论以八团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的问题。 4月24日，张云逸以军部特务营，加上八团一营，恢复成立被撤掉的东北抗日挺进团的番号。团长成钧，政委祝世凤。这使八团扩为两个团，真正成为八团队，扩大了四支队东进的力量。 刚恢复的东北挺进团再展雄姿。6月2日他们在怀远南码头城夜袭该地汉奸部队百余人，将敌击溃，缴获马步枪二十二支，子弹百余发，手榴弹二十余枚。5日，他们再袭该地汉奸三百余名，缴获马步枪十九支及其他军用物资甚多。8日，他们又猛攻淮南火车站敌之守备队，给敌以大量杀伤。  至1939年4月，在张云逸的推动下，高敬亭四支队进至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之间的，计有第七团、第八团、挺进团、第三游击纵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以及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这就为江北新四军四支队开辟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不完全统计，高敬亭从红二十八军改编成新四军四支队，东进下山抗战至1939年6月罹难的一年零四个月里，指挥所部先后同日伪军战斗九十余次，其中，同敌千人以上集团作战四次；阻击八十至五百辆汽车的车队六次；毙、伤敌两千三百余人（包括日军一千七百余人）；俘敌四百余人（包括日军四十余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三千七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四百余支、轻机枪十七挺、军马二十匹；击毁汽车一百五十六辆、汽艇两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并积极协同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部队得到了发展。新四军四支队在江淮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总数达到一万一千余人。  高敬亭和四支队指战员常常将自己的行动、部队的调度、运动及转移与地形、局势以及敌人的位置合在一起考虑。他把红军时期最简单、最合理、最有利的“四打四不打”的游击战术，应用到打日本的实践中，而且更趋完善。再加上将士用命，这支部队可谓屡战屡胜。 更让人惊奇的是，在四支队的战报中，从蒋家河口战斗开始，屡屡有缴获日军军旗的战报。仅1938年军部的统计就达三十一面。日本军旗，系明治三年（1870年）以“太政官布告”的最高法令形式发布定制，称作“陆军御国旗”。它是从日本国旗太阳旗演化出来的，有十六道血红的光芒线，又被称为“旭日旗”。陆军军旗三个边饰有紫色流苏，木制烤漆旗杆顶部，有一个三面体的镀金大旗冠，三面均为日本天皇家族的十六瓣菊花纹浮雕族徽图案。自1874年1月23日，日本明治天皇对近卫步兵第一、第二联队亲授军旗为肇始，此后凡日军新编成之步兵及骑兵联队，必由天皇亲授军旗，以为部队团结之核心，将士对军旗之精神，举世无比。按照日本陆军的规定，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丢则编制裁。所以，军旗在日军中是个了不得的重要军品，要挑选联队一名最优秀的少尉军官担任旗手，专门设一个军旗护卫中队来保护它。  正因为如此，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和盟军都渴望缴获日本军旗，但是大都未能如愿。因为日军战斗条令规定，当判断战场有全军覆没危险时，应焚烧军旗。而四支队缴获的，虽然不是从日军战斗部队手中夺得的，是后勤部队运送的，但也是最值得称道的！ 四支队与日本军的这些战斗，现在看上去战斗规模不大，但每仗都是完胜，而且是都有缴获。枪支、弹药、面粉、罐头，还有军鞋、雨伞，吃的用的样样俱全。有的说，日本有什么装备，四支队就有什么。而且日本人吃的也跟着打牙祭。缴获成箱的罐头，战士们用石头砸、刺刀撬，开了“洋荤”。  红二十八军政治部宣传员，四支队特务营二连指导员的姚天成，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他善于总结经验。离休之后，他曾用很长时间思考新四军特别是四支队的对日作战。 针对有人说“抗战期间新四军就没有怎么与日军作战”，姚老说：与八路军相比，新四军是三年敌后游击战争留下的小规模游击部队改编而成，装备远远比不上八路军，像我们新四军四支队，装备在全军四个支队中算是好的了，但是也没有炮兵，甚至连重机枪也很少。而日军的装备，则大大优于我军，所以，与日军作战规模相对小一点，应算是一种正常现象。新四军与日军的第一仗，就是我们四支队打的蒋家河口战斗，袭击从巢湖乘坐两艘汽艇开来的六十余人的日本守备部队，毙敌六十余人，伤敌十四人。二支队粟裕指挥的韦岗战斗，也只是歼敌四十余人。都属于小规模战斗。 但是，如果因此就说“新四军没有怎么与日军作战”，显然就有点信口开河了。自1938年到1939年，仅我们四支队与日军作战即近百次，毙、伤日军千余，还抓了几十个俘虏，怎么能说“没怎么打”呢？这种看法，可能是出于对我军的一种偏见吧？ 不过，日军不仅装备强于我军，而且他们训练有素，所以与其作战相当困难，他们士兵个人训练好，射击准确，也有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使其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顽强。日军很有战斗力，单兵作战能力远远高于中国士兵。因为他们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这可以给对手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其实，在内战时期，我们红军的顽强作战意志，就给国民党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会使其怯战。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日军的战场协同配合是非常好的。1938年秋，我们在棋盘岭公路上进行过一次伏击战，袭击日军的一个车队，本来打得还是比较顺的，但日军的救援部队非常迅速地赶到，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前结束战斗。就协同作战这一点看，国民党军队就差得很远。  新四军四支队与日军作战，确实会有很多困难。但是，四支队还是做到使敌军的伤亡大于我军。四支队以大别山和皖中有限的国内资源和近乎零的外部资源，多次打垮人数和兵力极不对称的敌军。不夸张地说，新四军四支队与日军作战，比起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真是要难上一百倍。所以，在开始一小段时间里，我军对日军作战还是感到比较吃力。但是自我参军以来，就一直有一个深切体会：我军从来就有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好传统。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无论是三年游击战争高敬亭总结“四打四不打”，还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总结的“三点一面”“四组一队”“三三制”等，都是这方面的范例。因此，经过不断地摸索，我们还是逐渐想出了一些办法，来对付日军。 第一个办法，就是要寻机与日军的小部队作战。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兵力严重不足。在最初进行了一些大规模战役后，便转入常规性占领，这时，它的兵力就开始分散，往往是靠一个中队甚至靠一个小队，去占领一座县城，这就为我军寻机与其小部队作战提供了方便。 从另一个角度看，日军武器配备的特点，也与其他军队类似，越是小规模的部队，其火器配备就相对不那么完备。像一个大队（大约相当于我们一个营），一般会配备有“九二”式步兵炮，而中队（连）配备的，最多也就是六〇迫击炮了，到了小队（排）一级，一般就没有迫击炮而只有掷弹筒了，火力就差了很多。1938年到1939年间，我所参加的对日军作战中，多是与日军中队以下的作战单位作战，所以很少遇到过日军大口径炮对我军形成的强大火力压制的情况。要知道，日军作战效率高的一个重要表现，还不只是它的步兵枪法准，其火炮的射击精度也相当高，一般完成一次试射修正诸元后，第二发就大致可以击中目标。这对我们机枪火力点的威胁非常大，所以要尽可能与日军小的作战单位作战，以避免其强大的炮兵对我形成过大的火力优势。日军的优势不仅表现在装备上，还体现在其火炮射击也极其准确。比如说，日本人爱用的那个掷弹筒，说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手榴弹的简易发射器，不需要做什么射击诸元设定的，但日本兵就是能打得很准，这一点让你不能不佩服。比起日本人，国民党军队，哪怕是精锐部队，其作战效率就差得太远了，所以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与我军作战还是难占上风。  第二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寻机与日军孤立无援的部队作战。一般人都知道对敌人要实行分割围歼的常识，我们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一般都可以比较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哪怕是对它的主力部队，也不难做到。但是对日军就很难。前面已说过，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也很好，不管是步炮配合，还是小范围的组、班（曹）、小队的内部配合，都是训练有素的。我参加过的与日军作战，几乎每次都可以看到：对方部队一旦遇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以最快的动作，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再要穿插分割它，难度就非常大了，有时候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对日军作战，须要以极大的突然性对其发起袭击，进而快速分割，以避其形成战场协同。抗战初期我带的那个连，之所以可以在第一战就抓住一个日本兵（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我想有三个原因：一是，日军早期作战比较顺利，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支以老红军为骨干的战斗力很强的主力部队（特务营是红二十八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有点麻痹大意；二是，因为我军发起袭击非常突然，战场穿插又极其迅速；三是，那个日军小队毕竟是一个押车护卫部队，战斗力相对要差一点，所以会很快被分割为一个个的孤立单兵，最后终于被我们的战士抓住了一个俘虏。 第三个办法，在初期的作战中，尽可能与其战斗力不强的部队作战，例如辎重部队（即后勤部队），在与这类敌军作战中，可以锻炼和提高战斗力，积累作战经验，再与战斗力强的部队作战，把握就大得多了。我们四支队自1938年开始对日军作战后，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指导原则进行的，这可能也算是高敬亭同志的聪明过人之处吧。实际上，八路军第一次对日军作战（即平型关大捷），就是与日军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的一支辎重联队作战，以强对弱，这也算是当时指挥员的一种正确的选择吧。  第四个办法，力求短时间结束战斗。当年我们与日军作战，一般都必须在三个小时内解决问题。超过这个时限之后，不是打成双方的胶着战，使我军弹药供给困难，无力续战，就是敌援军很快到来而改变战场形势，使我军无法再战。这里再说一件有意思的往事。抗战初期，中央从延安给我们四支队派了一些干部，包括程启文、张体学、赵启民、成钧、杜国平等等，他们与日军作战比我们早一些，所以部队就请他们介绍对日军作战经验。客观公正地讲，当时这些同志确实谈了不少对我们很有用的经验教训，但是，可能是出于“鼓劲打气”的善良愿望吧，有的同志说起话来就有点言过其实，比如说有人就这样告诉我们：“日本官兵都穿大皮靴，跑不动山路，我们一上山，他们就没有办法了。”那时候，我们这批年纪二十岁上下的毛头小伙子也都比较幼稚，听了这话还就当了真。例如在某次作战时，我们就根据这一“经验”，特地选择了背靠山地的地形。当时我军的干部战士，多是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同志（四支队多数干部战士是红二十八军出身），山地作战经验丰富，心想这样该可以算是进退有据了吧。结果，当战斗进行到我军快要达成作战目标时，敌人的援兵赶到了，因为有延安来的那些同志的“经验”，所以我们当时也不慌张，开始主动撤离战场，沉着、迅速地向山地转移。然而，当敌援兵对我实施追击时，我们才发现，日军官兵虽然都穿着皮靴，但跑起山路来，一点也不比我们慢，结果造成了我军一些不必要的伤亡。后来我们才知道，山地作战能力，是日军训练的基本科目之一。日本兵穿皮鞋是为了防止腿脚受伤，但由于他们经常穿皮鞋训练，所以穿着皮鞋爬山一点也不笨。由此事，我们对日军作战的机动性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四招，当然不是一两天就总结出来了的，这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可以说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而且，由于上述战法无疑是一种“以小胜积大胜”的方式，所以会使抗战具有持久性。所以，中国的抗战必然是持久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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