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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负使命的加宾尼和鲁不鲁乞 公元1241年，罗马教皇同神圣罗马帝国开战，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打败了教皇格利哥里九世。公元1243年英诺森四世就任教皇，第二年信奉伊斯兰教的花拉子模人联合埃及苏丹占领了耶路撒冷，西欧天主教势力开始组织新一轮的“十字军”东征。为了收复失地，新一届“天主教”领导人除了开会废除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外，也特别研究了正在西征的蒙古军队。提出派遣以修士加宾尼（约翰·普兰诺·加宾尼）为首的使者团，企图同蒙古人联盟进攻穆斯林世界，并尝试宣传天主教，规劝当时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斡罗思）人归顺罗马教廷。  加宾尼一行人刚一进入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就被军队控制，一路上通过蒙古帝国建造的驿站，穿越钦察、康里草原、新疆北部，进入到了蒙古草原。此时成吉思汗去世，贵由刚刚被选举为第二任大汗。面对想要让自己归顺罗马教皇的使团，贵由毫不犹豫的回了一封促降书，要求罗马教皇前来归顺，效忠蒙古“长生天”。加宾尼的政治使命失败了，不过他们却成功劝降了部分俄罗斯人归顺了罗马教廷，并在《蒙古史》中详细地记录了蒙古的风俗、地理、生活、军事装备和战术，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献材料，为西方了解蒙古奠定了基础。 公元1252年，率领十字军东征的法兰西国王路易了解到贵由亲近基督“天主教”，其身边高层也都是基督徒，于是他派遣修士威廉·鲁不鲁乞率使团出使蒙古，再次寻求联盟。鲁不鲁乞吸取了前几任使者失败的经验，坚决不承认有任何军事目的，仅承认自己是为了传教而来。于是他们乘船从阿克儿到达孔士坦丁堡，然后越过黑海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继续东行，在此同信奉基督教的蒙古王拔都和其子撒里塔会面，进行了长谈。之后沿着同加宾尼相同的路线穿过中亚抵达蒙古高原。此时蒙古大汗由蒙哥继任，公元1254年四月，蒙哥在和林城亲自接见了他们，并邀请鲁不鲁乞参加了基督教、回教、佛教同全真教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全真教大败，详情见《精读系列第四十四篇：元朝巨大版图下的世界视角》。当年六月，使团被允许西还，鲁不鲁乞在萨莱再次同拔都会面后向南穿行高加索进入小亚细亚，并于公元1255年六月返回了法兰西王国。 此次远行无论从传教还是军事目的，都是不成功的，但他所著《出使蒙古记》，为研究早期蒙古提供了比加宾尼更加详细的材料。值得一提的是，鲁不鲁乞报告中，在西欧世界第一次提到了中国的准确报道。内容是：从蒙哥冬营到“东南方约走二十日行程”到达契丹，“契丹通常的钱是一张棉纸，长宽各有一掌之宽，他们在这张纸上印上条纹，条纹同蒙哥汗印玺条纹相同。他们用一把刷子在一个方块中写几个字母，形成一个字”。在鲁不鲁乞的记录中，他看到蒙古军从欧洲俘虏过来的洛林人、巴黎人等，见证了在广阔蒙古帝国框架下欧亚大陆的频繁往来。 2.马可·波罗访华 在马可·波罗访华之前，公元1260年威尼斯商人尼古剌和马窦兄弟俩从孔士坦丁堡渡黑海，沿着鲁不鲁乞的路线东行，在路上碰到蒙古王旭烈兀派往元朝的使团，他们加入其中，终于在公元1265年抵达忽必烈处。尼古剌兄弟同忽必烈相谈甚欢，元朝皇帝向兄弟俩详细了解了西欧各国皇帝治理情况、风俗人情以及战争和政务情况。兴趣浓厚的忽必烈在送离他们时，特意书信一封赠与教皇，并嘱咐兄弟俩盛情邀请教皇派遣熟悉基督教律和通晓西方七种艺术的人来元朝。公元1269年兄弟俩到达了阿克儿，向教廷递交了国书。第二年，教廷委派兄弟俩和十五岁的马可·波罗以及两位宣教士，共五人正式出使元朝。  途中两位宣教士畏惧旅途艰险折返，兄弟俩和马可·波罗，经过五年奔波于公元1275年夏天抵达元朝上都。忽必烈迎接了他们，向他们详细打听欧洲的风土人情。马可·波罗投其所好，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在元朝待了十七年。马可·波罗曾任元朝使者到达过云南、占城和印度等地，还在扬州任过官，最后陪同伊利汗国使者，参加了阔阔真同伊利汗国国王阿鲁浑的婚礼。借助此次出使，马可·波罗于公元1295年返回威尼斯。而后，根据马可·波罗的记忆和口述，《马可·波罗寰宇记》横空出世。 虽然用现代人的眼光，书中不乏夸张和错误，但当我们还原到其所在的历史背景下，就没必要吹毛求疵。毕竟作为教廷的使者，马可·波罗的活动范围基本上由元朝官员安排，再加上口述和记忆会随着时间发生异变，所以失实的地方难免很多。最好的证据就是书内见不到任何关于汉人和汉文化的记载，他的所见所闻都只限定在一个小的封闭集团内。 但无论如何，这次的文化交流无疑重要非凡，经过马可·波罗的宣传，西欧关于中国的记述开始丰富多彩了起来，不仅囊括了中国大陆上的政治军事事件，也包含了中国政府的统治模式和制度，以及山川地理、物产和风土人情等等。为欧亚大陆的人文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意大利人斡多里克旅华 公元1300年，意大利人斡多里克开始了他的旅行，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到达伊利汗国首都帖必力思，从忽鲁模斯走海路到达印度。公元1321年抵达中国南部，先后游历广州，泉州、福州、杭州，并渡过长江、黄河到达元朝大都。公元1234年， 斡多里克离开大都来到了甘肃地域，然后向南进入西藏吐蕃地区。最后游历呼罗珊（帖木儿帝国地区）返回了威尼斯。同样是通过口述，在朋友的帮助下写成了书，收录在《东域记程录丛》第二册。 斡多里克详细记录了元朝皇帝出巡和围猎的细节，以及宫廷仪式和元朝行省的设置，记录了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上设立的驿站和急递铺制度。细致叙述了大都的城市构造，宫殿的设置，以及花园、物品陈设、妇女装饰。就连南方用鸬鹚捕鱼的生活细节都非常准确。不仅补充了马可·波罗记述的不足，而且还为我们今天研究元朝风土人情、考据历史真相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4.中华大地和非洲的“马可·波罗” 除了西方来华，东方大陆的人们也没闲着。公元1252年，刘郁跟随使团西行，途径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等地，通过阿拉伯半岛，进入了北非埃及境内。详细记录了沿途见闻，包含西亚和北非的地理山川、湖泊、气候、城镇、关隘、动植物、土特产、气候、货币、医学、建筑、民族和风土人情等等，形成了《西行记》。公元1301年，元成宗派遣使者麦术丁出使索马里地区，到达今天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购买老虎、狮子等奇珍异物，并派遣四个使团共三十七人，前往摩洛哥采购当地特产。在采购物品的同时，中华大地上的瓷器和丝织品，深得非洲人民的喜爱。 而非洲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拔都，则见证了非洲和元朝的互动。从二十一岁开始，他遍历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渡过黑海，经中亚，于公元1342年到达印度。适逢元顺帝派遣的使团抵达，于是伊斯兰教教廷派遣伊本·拔都到元朝传教。他一路上受尽了磨难，曾流落马尔代夫群岛、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等地，多年后在公元1439年左右才到达泉州，并会见了当地穆斯林著名人物舍剌甫丁和不鲁罕丁。在当地政府向元庭汇报的空暇时间，他游历了广州，并在北上觐见皇帝的途中游历了杭州。后来他的叙述记录成书，收录在了《东域记程录丛》第四册。 5.文化大交流下的遗憾 综上所述，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亚、欧、非三个大陆上的人密切交往，大批人流入中华大地，又有大批人走出去看到了广阔的世界。西方的天文学、回回医学、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走进了中国，同时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先后流入西方，对整个欧洲的发展影响深远。  但在文化大交流下，融合并没有如期而至，除了《精读系列第四十四篇：元朝巨大版图下的世界视角》末尾所说的圈子问题外，还有几个方面断送了东西文化的融合发展，一方面是东西方此时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体系，相对于汉朝、唐朝，汉族文化的保守趋势大增，文化的可塑性几乎没有了。另一方面元朝内部严重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以及对众多汉人的压迫，让以汉族为主的中国大地出现了激烈的排外情绪。最后是元朝统治的短命，让文化难以形成固有的规模影响百姓生活。等到朱元璋把元朝皇帝赶到了长城以北，中原和南方的色目人和西域人被杀的杀、赶的赶，外来的文明和思想很快湮灭了。 为了摆脱汉文化对元朝的诟病，这几周我们着重看了元朝的辉煌，但必须承认元朝内部的矛盾确实激烈的存在，并持续发酵导致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高潮，下周我们就看看元朝内部的问题，理解元朝短命的深层逻辑。这是与您分享的第542篇文章，欢迎您的阅读，我们下周见。 点个 赞你最好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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