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唐代“省试诗” 吕传彬 七至十世纪初，李唐王朝在政治上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是科举制度。它包括定期举行的“常举”(常科)裙根据皇帝的诏令不定期举行的“制举”(制科)两种。“常举”中的进士科，主要以诗文取士(高宗朝以杂文试进士，玄宗朝始用诗赋)。现存的“省试诗”，就是当时举子们的应试之作。这种作法，在盛唐就已流行。 宋代的严羽曾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沧浪诗话·诗评》)在严羽看来，以诗取士，同唐诗的繁荣，有着直接的关系。明代的胡唐和王世贞不同意他的看法。胡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杨慎《升庵诗话》卷四“胡唐论诗”)的观点，王世贞则以唐代举子的“省试诗类鲜佳者”(《艺苑卮言》)，作为否定“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这种主张的理由。上述看法都有片面性；把唐诗的成就单纯归功于以诗取士的制度，无疑是夸大了封建王朝的上层建筑的作用。相反，把唐诗的昌盛，仅仅归结为诗人的才学，显然是排斥了统治阶级的政治措施对文学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至于仅仅根据举子们应试之作，就一概否定以诗取士同唐诗繁荣的关系，这又未免过于武断。 “省试诗”是唐王朝官方举行进士科考试时应试诗的专名。“省”指尚书省。名为“省试”是因为当时报考进士科的举子，都要到主管科举工作的礼部去应试，而礼部是隶属于尚书省的缘故。进士和明经是“常举”中并列的两科。但因考试内容有难有易，报考人数有多有少，不仅及第的机会大相悬殊，及第后的出路也迥然不同。进士、明经两科的考试，一以诗文为主，一以帖经为主。“经”指儒家的经典，“帖”是蒙上书中的前后行，再用纸帖去中间一行里的三字，叫举子读出来。写作诗文需要一定才学，而帖经则全靠死背硬记。报考进士科的人十倍于明经科，而及第的却只有它的十分之一。由于朝廷的宰辅大员，往往从进士科出身的人中选拔，于是进士科及第便很受尊重，认为可以位至公卿，官居一品，而明经科及第，却无人寄以这样的厚望。唐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就是说，三十岁明经及第已经算是老头，而五十岁进士及第，还算是少年。 唐代进士科“以诗取士”的作法和进士及第后仕途上的绵绣前程，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种磁力，吸引着各阶层的知识分子，把自己旺盛的精力，投入诗歌创作的领域。他们希望通过平日的勤学苦练，以达到一举成功的目的。虽然无数的事实告诉人们：应试的人很多，及第的人很少。但这种写诗能带来甜头的诱惑力，在唐代却形成了一种以写诗为荣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无形中抬高了诗的声价和写诗人的地位，对唐诗的繁荣是有影响的。由于这种风气在社会上逐渐弥漫，从上到下，从老到少，不分男女，不论职业，不少人对诗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涌现出众多的诗人，产生了大量的诗作。不过这里最使人诧异的是：唐代两位伟大诗人，李白没有去应试，杜甫虽应试，却并未及第。 唐代进士科及第者中，虽有一些平庸的写手，但确也有不少优秀的诗人。可是，应试举子们在考场上的试卷，即“省试诗”，好作品却少得出奇。这好象是奇怪的现象，却又是具体的事实，从盛唐到晚唐，近两百年间的“省试诗”，保存下来的为数已经不多。从宋初编辑的《文苑英华》的十卷“省试诗”中，可以看到一个概貌。其中盛唐作者只占少数，绝大多数是中晚唐人所作。 这种“省试诗”大体上依内容分卷。它们的题材，除了直接颂扬皇帝圣恩(如《东都父老望幸》、《望凌烟阁》之类)，大多数是咏史、写景和赋物。它们往往是对一些现成词语和著名诗句的吟咏，范围不出四时、日、月、风、云、雪、霜、花、草、鱼、鸟、珠、玉、刀、剑，诸如《膏泽多丰年》、《春色满皇州》、《冬日可爱》、《白露为霜》、《上林花发》、《临川羡鱼》、《骐骥长鸣》、《芙蓉出水》、《好鸟鸣高枝》、《原隰荑绿柳》、《瑕不掩瑜》、《青出于蓝》等等。这些诗题的内容，都有一个框框，必须装上一些陈旧的典故，才能构成一个骨架，否则就无法显示作者的才学。 这种“省试诗”在形式上一般规定五言六韵(也有四韵或八韵的，但为数极少)，头尾两韵，要求平仄叶调，中间四韵更要求骈对工稳。在韵脚上有的任用韵，有的还要限韵。这是通行的四韵律诗的延长，即通常所说的排律。以上是程式上的拘限。此外，还有不成文的规则，是不能骂题和做反面文章。 由于“省试诗”有种种清规戒律。再加上考场上管理的森严，应试者对主司好尚的揣摩和个人情绪的紧张，什么创作激情，艺术灵感，全被排除得一干二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过人的诗才，也无非是写出一些为文造情的东西，一般作者就不免捉襟见肘，只好勉强成篇了。这样，在“省试诗”中基本上见不到好的作品，是十分容易理解的。无怪宋人曾有“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诗比也”(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引葛胜仲《丹阳集》)的说法，就是指它那种为文造情的内容和拘限太大的程式而言。 保存在《文苑英华》中的唐代“省试诗”，有些是唐代著名诗人写的，如王昌龄、王维、孟浩然、柳宗元、刘禹锡、温庭筠、李商隐等。有的还注明了作者及第的时间，如钱起是“天宝十载”及第，陈讽“贞元十年及第”，庾承宣“贞元八年及第”。有的则是作为附录的“州府试”的诗作，如白居易“华州试”和郑谷“京兆府试”诗。单就这些“省试诗”来看，的确如王世贞所说“类鲜佳者”。但王世贞也注意到了个别例外现象：“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他是指的钱起的《湘灵鼓瑟》和李肱的《霓裳羽衣曲》。李肱是皇室的“近属”，初选名单提出后，由唐文宗亲自批阅，发了进士及第的头名(《云溪友议》卷上)。实则他的《霓裳羽衣曲》并不怎样高明。 王世贞把钱起的《湘灵鼓瑟》作为唐代“省试诗”中一个“亿不得一”(即十万首中找不到一首)的现象加以突出，这恰好说明：唐代“省试诗”中好作品真是少得可怜。钱起的诗全文如下：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诗题《湘灵鼓瑟》，就是钱起天宝十载进士及第时的试题(《文苑英华》中，除此诗外，还录了魏璀等的同题诗四首，大约是同科进士之作)。它从《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而来，吟咏的是一个神话传说。“湘灵”就是传说中的虞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虞舜死在苍梧，二妃投湘水自尽，便成了湘水之神。根据“省试诗”的要求，首联必须“见题”。“云和”指瑟，“帝子”指湘灵，一开头就赞美了湘水之神善于鼓瑟的艺术特长。接着便从《远游》引起联想。“冯夷”指河伯，即用《远游》中“令海若舞冯夷”句意。水神翩翩起舞，瑟曲音调悲苦，触动了“楚客”的离愁，使他简直无法听下去。“金石”指钟磬之类的乐器发出的声音。瑟调凄苦，胜过金石之声，清越的音响，传到了望不见的离远辽阔的空间。诗人更由苍梧山引来了湘灵对虞舜的深切怀念。凄怨的瑟声寄托着无限思慕之情，连馨香的白芷，也伴随着琵声散溢出芬芳的气息。“流水”从“湘浦”传声，“悲风”经“洞庭”吹过，更使人生起无限别绪离怀。收尾时诗人刹住笔锋，陡然来一个转折。他不写湘灵难以抑止的哀怨，却写湘灵鼓瑟终曲时随风而逝的情景。这时余音虽然还在耳际回响，而湘灵却早已杏无踪迹。眼前只剩下湘江上岚翠青青的几个峰头，但湘灵的瑟声却给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在这首诗中，湘灵的缥缈仙姿是以清幽的山川景色作为陪衬来表现的，因而颇有诗情画意。它确实紧扣住了诗题，而且汲取了《楚辞》的内容来进行艺术构思。全诗以鼓瑟始，以鼓瑟终。末尾两句，尤能把湘水之神飘然而去的神态生动地传达出来。在形式上不只二、三、四、五联使用了骈对，首联也使用了。沈德潜曾把此诗选入《唐诗别裁集》，并作了“远神不尽”四个字的赞语。唐宣宗是唐代对进士及第有着特殊癣好的一位皇帝。相传他曾在宫中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他看到钱起这首“省试诗”时，称赞道：“虽谢眺云'洞庭张乐夜，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未若此《鼓瑟》一篇，搞藻妍华，无以加。”甚至对这首诗“重用字”的经验加以总结，肯定它重用“二不字”，“他诗似不及起。”(《唐诗纪事》卷二，又见《云溪友议》卷中、《太平广记》卷一九九)在宋代还有关于这首诗的传说：钱起“于客舍月夜独吟”，听人在庭中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视之无所见”， “以为鬼怪。”后“就试”，诗题《湘灵鼓瑟》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被“称为绝唱”，“遂登第”。 (《旧唐书，钱徽传》，又见《唐诗纪事》卷三0)为了渲染末两句诗的好处，故意编造一个“鬼”的故事，当然是胡说八道，“未必然也”。(《诗人玉屑》)其实这两句诗好得也有限。清代的沈德潜就说过：“落句固好，然亦诗人意中所有，谓得之鬼语，盖谤之耳。”可见，说钱起“得自鬼语”并非对他的恭维，而是对他的“谤”伤。这就等于说：钱起这首诗的警句，原来出自鬼的手笔，那他这首诗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看来对这首诗的评价，不管是誉是谤，都应该从它的具体实际出发。 关于钱起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成就，解放前曾经有过争议。朱光潜先生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中激赏这两句诗，给他“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曲 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所表现的是永恒。可爱的乐声和奏乐者虽然消逝了，而青山却依然如旧，永远可以让我们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也就是说，“青山永在，瑟声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鲁迅对朱先生“推这两句为诗美的极致”，觉得“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他主张“摘句”应该“顾及全篇”，“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认为这两句诗的好处，只在于很切诗题：“'曲终’者结'鼓瑟’。'人不见’者点'灵’字，'江上数峰青’者做'湘’字，全篇虽不失为唐人好试帖，但末两句也并不怎么神奇了。”如果不是“因为题目，又因为省试，钱起是不会写得如此圆转活脱”(《且介亭杂文二篇·“题未定”草(七)》)的。鲁迅先生确切而精辟的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我们可以把钱起的《湘灵鼓瑟)看作“唐人好试帖”，却不必推它为“诗美的极致”。一句话，是要让今天的读者知道：唐代“省试诗”中“亿不得一”之作，也不过如此。 唐代“省试诗”为文造情的内容和拘限很大的程式，使得著名的诗人如王昌龄、孟浩然、王维、李商隐等，也无法在考场上“纵横在我”，施展过人的才学，翻过如来的掌心。宋人曾经举了孟浩然的《骐骥长鸣》诗“逐逐怀良驭，萧萧顾乐鸣”和李商隐的《桃李无言》诗“夭桃花正发，秾李蕊方繁”为例，认为“此等句，儿童无异。”就因为“首韵拘于见题，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于法律，则易于骈对。”所以他们虽“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诗话总龟》后集引《丹阳集》)象上引孟诗的“良驭”、 “乐鸣”，用了王良善驭马、伯乐善相马的典故，李诗的“夭桃”、“秾李”，节取了《诗经》的成语，既注意了骈对，又切合了诗题，却不能称为艺术，而只可算作“儿童”的窗课。于此可见，“省试诗”要符合切题协律的要求，达到顺利过关的目的，也还是要经过一番学习的。事实上唐代诗人在平日也要进行这种诗的拟作。有的人还可能“预制”一些“成品”，以供考场上应急之用。 在《昌黎先生集》中保存着一首颇有水平的拟作的“省试诗”，诗题是《学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不妨录在下面： “鸟有赏冤者，终年抱寸诚。口衔山石细，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难见，区区命已轻。人皆讥造次，我独赏专精。岂计休无日，惟应尽此生。何惭《刺客传》，不著报仇名。 此诗把《山海经·北山经》上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的神话传说，作了艺术的表现，这正属于“省试诗”的传统题材。诗人歌颂了精卫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干劲。精卫不同凡鸟的是敢于赏冤报仇。它一年到头抱定填海的“寸诚”，口里衔着细微的西山的石子，心里希望填平东海的波涛。虽然海水深广莫测，成功的希望渺茫。但为了雪恨报仇，它早已看轻了“区区”性命。也许别人都会讥讽它十分鲁莽，自不量力，但诗人独独欣赏它专心致志，精进勇猛的劲头。它从没考虑过：这样干就不会有休止之日。它只想到：誓尽毕生之力，完成自己的宏愿。精卫的毅力与精神，比起《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豪杰，一点没有愧色，但它的光辉名字，没有载入史册，却令人感到遗憾。 韩愈这首拟作，无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看，都大大超过了一般“省试诗”的水平。特别是“人皆讥造次”二句，更受到宋人的称赞： “语意超诣，不可以加矣。”(《诗人玉屑》)韩愈发挥他才学上的优势，写了这样高质量的拟作，他不愧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及第进士。邓拓同志把这首诗选入《新编唐诗三百首》，是很有见识的。韩愈当年应试时的考卷早已失传，而这首拟作却保存下来，似乎也可以说明：“省试诗”确实很难写好。 “省试诗”是唐代进士科以诗文取士的制度的产物，是唐代诗坛上的一种特殊现象。 “省试诗”清规戒律太多，好诗又少得出奇，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是值不得肯定的，它之所以被定作考试科目。可能因为在内容和程式上的种种规定。对于考察举子们在诗歌创作方面有无基本功的训练，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进士科的考试，把“省试诗”当作唯一的科目，按照它的规格要求，就只能选拔一些等优才劣的进士。除了考场内的“省试诗”(即闱中之作)，在唐代还盛行着一种考场外的“行卷”之作。这是考查应试举子平时作业的实际水平的一种方式，作为前者的补充，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唐代“省试诗”的确好诗甚少，但“行卷”之作中，却不乏佳作。对这个问题，我们研究唐代“以诗取士”的制度时，也是不应该忽视的。 唐代“省试诗”是唐诗这座艺术宝库中的长年积存物，它好比唐诗百花园中土质很差，肥料不足，缺乏雨露阳光的一个角落。好不容易才发现一片惹人注目的良玉，见到一朵色泽明丽的香花。虽然它的作者中有不少著名的诗人，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它和唐诗的繁荣，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伴随着以诗取士的制度而在社会上形成的写诗风气，却无形中对唐诗的繁荣起着一种推动作用。唐代许多伟大和著名诗人的艺术天才，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孕育出来的。 作 者 简 介  吕传彬，重庆万州人。 鲁西诗人编辑部 主 编：弓车 副主编：姜勇 责任编辑：翠薇 王梅芳 微信平台主编：翠薇 执行主编：董学兰 张秀功 责任编辑：毕恩付 张小燕 特约评论：（以姓名笔画为序）刘广涛、宋来莹、张厚刚、阿勇、赵月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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