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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才能下药？ 新朝盗贼蜂起，天下大乱。究其原因，饥民由于饥寒穷愁，聚众抗税，转掠求食而已，起初并不敢占领城市，杀害政府官员，俘虏的官员还被遣送回政府军。 但是王莽没有意识到这点，不去赈灾减税来解散饥民，而是实施严打，导致基层官员怕追究责任而瞒报匪情。军事机制又僵化，地方不得擅自发兵。 平乱的主力全靠中央军，所到之处反而扰民，火上浇油。政府在此思路下平乱，越平越乱，导致局势逐渐失控。赤眉绿林，铜马更始，遍及山东河南。 其实基层官员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但实话实说换来的是王莽的勃然大怒，下狱以为诬罔，诏书切责。此后大家都选择了瞒报来粉饰太平。中央军也借剿匪的机会，大肆扰民，以至于平民宁愿选择匪徒来抢，而不愿中央军来剿匪，因为相比之下损失更大。 在此形势下，当时有一个山东翼平太守田况提出了新的思路，发本地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与刻石为约。盗贼军闻之，不敢入界。见效后，出界击贼，所向皆破。田况还上书王莽，提出召回中央军以免扰民，让地方自主平乱，军事上采取坚壁清野和招降来分化消耗。 尽管这个思路是行之有效的，但王莽畏恶之，阴为发代，遣使者赐况玺书。使者至，见况，因令代监其兵。况随使者进入都城，拜为师尉大夫。盗贼军只怕田况，田况走了后，齐地遂败。 王莽不外乎是担心地方借机有自己的武装，脱离中央，反而比灾民更生后患。他宁愿依靠自己的中央军来监视地方，剿灭反贼，也不愿意地方自主。也就是典型的不能上台面的动机：宁与国贼，不予家奴。 你认为这一点上王莽做的是否正确？为什么领导总是不放心将权力下放，而一定要把权力抓在手里面？ 个人认为领导权力下放一直是一个难的主题，这里面有不少因素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而且集权和分权本身就是一种手段，应该为管理目标服务，而管理目标又应该围绕管理问题而展开。 以王莽末年的管理案例来分析，其管理问题是因为三个典型误判造成的： 第一、国际形势的误判。汉朝周边国家中，匈奴的力量最为强大，而匈奴经过与汉朝打了几十年的仗，总体来讲是输大于赢，被卫青、霍去病打得“漠南无王廷”，再加上汉朝自汉宣帝后，坚持与匈奴通婚，和平相处，因此匈奴对汉朝已经不存在过多的敌意，更希望不动干戈。而对边境的侵扰也更多是想得到一些小利，没有想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意图。 在这个情况下，王莽动用30万倾国之兵征讨匈奴，劳民伤财，实在是不划算，也没有针对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 第二、国内矛盾的误判。国内的叛乱，是因为对外用兵，而导致百姓输财。饥民由于饥寒穷愁，聚众抗税，转掠求食而已，起初并不敢占领城市，杀害政府官员，俘虏的官员还被遣送回政府军。但是王莽没有意识到这点，不去赈灾减税来解散饥民，而是实施严打，导致基层官员怕追究责任而瞒报匪情。 其实基层官员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但实话实说换来的是王莽的勃然大怒，下狱以为诬罔，诏书切责。此后大家都选择了瞒报来粉饰太平。 第三、应对措施的误判。田况的军队分权切中要害。其实中央军也借剿匪的机会，大肆扰民，以至于平民宁愿选择匪徒来抢，而不愿中央军来剿匪，因为相比之下损失更大。所以，如果能依照田况的建议，发本地民年十八以上的人，授以库兵，召回中央军以免扰民，让地方自主平乱，军事上采取坚壁清野和招降来分化消耗。这个措施肯定可以奏效。 目标是因为对问题的清晰认知和分析，才能得出的，王莽因为对管理问题的误判，导致管理措施的巨大偏差，加速了新朝的灭亡。可以引以为鉴。 请思考：从上面案例可知，对问题的清晰认知是关键。那么如何保证我们对问题能有一个清晰认知呢？又如何让领导清晰认知关键问题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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