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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制—敏捷变法分析之三 假如在2000年前，一个人上台，下令不准买卖奴隶，这是不是改革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命令朝着人权方向前进了一大步。这个命令与美国总统林肯在1863年11月发表的著名的《盖提斯堡演讲》的信念很像，后来孙中山先生把这个信念浓缩为“民有、民治、民享”，成为后来三民主义的基础。林肯在演讲中指出，进行美国南北战争就是为了“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林肯因为这个信念而被美国人所铭记为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可是，下了这个命令的王莽，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 2000年来，围绕王莽所作所为，史学界分成红蓝两军，争论不休，闹得面红耳赤。古代史学家一提王莽就破口大骂，“乱臣贼子”不绝于耳。下面列举红蓝两派各三个代表人物的观点。 蓝派（抹黑王莽的）：
红派（唱红王莽的）：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莽呢？ 一个人的身世往往决定了这个人的性格。那么王莽的身世如何呢？王莽从小丧父，与母亲两个人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虽然王氏一族因为太后王政君的原因个个裂土封侯，但王莽一家却没有享受到封侯待遇。一个有志气的孩子，遭到逆境，更能激发他拼搏上进的竞争欲望，王莽就是这样的孩子。 像所有的单亲妈妈一样，王莽的母亲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母亲把王莽送到著名学者陈参门下学习儒家经典，她要王莽争口气，在学业上出人头地。王莽果然不负母望，小小年纪，就抑制着贪玩的冲动，勤奋钻研，在佶屈聱牙的文字迷宫中苦苦探寻，一点一滴增加理解。他对母亲至为孝顺，对同学和朋友出手慷慨，对老师十分尊重。每次去见老师，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更衣，带上礼品。路上碰到对面来的人，他也常常躬身礼让。王莽周围的人无不夸赞这个懂事的孩子。老师和同学们也一致认为，王莽是“克己复礼”的模范人物。与他那些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表兄弟们相比，王莽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备受瞩目。 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大司马（相当于现在国家总理）王凤病重，偏瘫在床。王莽的表兄弟们不得不来探望，但往往站一站就走，弄得王凤心里发凉。而作为王凤亲侄子的王莽表现得不同，他代替了护士和仆人，亲自给王凤端屎端尿，还替王凤尝药，《后汉书·王莽传上》记载“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王凤见状，大为感动和愧疚。这个平时没怎么关照的侄子竟对自己如此尽孝，即使《孝经》上古人复出，也不过如此。弥留之际，王凤郑重地把王莽托付给皇太后王政君和汉成帝。王政君和成帝也早就风闻王莽卓尔不群，于是封王莽为黄门郎（随侍皇帝左右的秘书类小官），不久升为射声校尉（相当于首都警卫部队特警支队领导人。射声，表示闻声而射则命中），此时王莽仅23岁。 王莽精通儒家典籍，学问渊博，对人和和气气，谦恭有礼，并且廉洁自律，处事公道。他的表兄弟则四处封官许愿，乌烟瘴气。朝廷官员提起王莽，有口皆碑。老谋深算的王政君看出王莽是王氏家族真正有出息的新一代，心中暗喜王氏有人。 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这是为王莽讨封。当时朝中的大名士金涉（汉武帝托孤重臣金日䃅旁系四世孙）、陈汤（西汉名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他提出的）也上书颂扬王莽。于是，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邑1500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随时出入皇宫，参与决策的部长级官员）。 王莽官做大了，却更加谦逊，他把封地上的贡赋都拿来资助穷困的儒生和名士，把家里的车马、衣服也都送给需要的朋友，弄得“家无所余”（出自《汉书·王莽传》）。同时，他通宵达旦全力投入工作，不仅效率很高，一举一动也都符合儒家标准。对王莽这些作为，朝臣交口称赞，太后和皇帝也都庆幸选对了人，不断委以重任。此时王莽的声誉已经高过了他的叔叔们。 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37岁的王莽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成为大司马。汉成帝末年，大司马的地位超过丞相，成为皇帝之下第一人，相当于今天仅次于国家主席职位的国家总理。 史书上说，王莽担任大司马之后，克己不倦，更加节俭。他的母亲病了，达官贵人前去看望。出来接待客人的一个女子穿着粗布衣服，贵客们都以为这是王家的佣人，介绍之后才知道竟然是王莽夫人，一时引起轰动。王家的简朴作风立即传遍长安，那些穷奢极欲的贵族人家不得不收敛了一些。 王莽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当上大司马后，最关心的就是希望能“扶危救世，救民于水火”。在他担任大司马之际，面临两个社会焦点。 一个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贵族、官僚、豪强霸占的土地越来越多，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这个问题西汉初期就已经产生，丞相萧何就曾以极低的价钱强买关中民田，是为早期兼并。汉武帝时，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到成帝、哀帝的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更是发展到疯狂地步。汉哀帝一次就赏赐给宠臣董贤（汉哀帝的同性恋男宠）20万亩土地。 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或横死道旁，或沦为奴隶，或铤而走险。 第二个问题是残存的奴隶制过于残酷。西汉还有生产性奴隶和非生产性奴隶。奴隶命运至为悲惨。《资治通鉴》载王莽的话说：“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这比1800年后美国农奴制的残酷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奴隶主要来自于失地农民。《汉书·成帝纪》说，失去土地的农民“饥饿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不卖身为奴，怎么办呢？《汉书·贡禹传》说，贵族之家，连狗和马都因为吃得太多，“苦其太肥”，必须“日步作之”。天天牵出去溜达，以免影响秀美。 这两大问题互相牵连，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众揭竿而起，烈火四处蔓延，西汉王朝风雨飘摇。 当时危险的状况，从汉成帝一个诏书中可以看出端倪。在这个诏书中，汉成帝坦率承认现实极为严峻，已经到了王朝混不下去的地步：“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 作为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王莽当然也十分忧虑，但是他刚刚上任，还没来得及解决问题，就因汉成帝之死遭受挫折。 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三月，45岁的汉成帝去世。成帝在位26年，无子，按预定方案，18岁的定陶王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 汉哀帝上台，大搞裙带关系，祖母家的人、母亲家的人，很多都封了大官。哀帝还把自己的祖母傅氏封为恭皇太后，与王政君并尊。在宴会时，傅太后座位与王太后座位平等摆放。王莽大怒说：傅太后出身不正，怎么能与至尊的王太后并排坐？立刻命令搬走傅太后的座位。傅太后咽不下这口气，拒绝出席宴会，结果王莽被罢官，回封地河南南阳闲居。 汉哀帝当政不久，几个有远见的大臣如丞相孔光、大司空（副丞相）何武、左将军、领尚书事（高级将领兼皇室办公厅主任）师丹试图解决这两大社会问题，提出建议说，要限制私人占有田地和奴隶的数量。诸王、列侯、公主占的田应该有个限度。关内侯、官吏和民间富人占田不许超过30顷。诸侯王的奴婢不超过200人，列侯、公主的奴婢不超过100人，关内侯、官吏和民间富人的奴婢不超过30人。 哀帝却不是很支持，于是批示说，过一段时间再议吧，没有下文了。这就是西汉历史上胎死腹中的“限田之议”。 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25岁的汉哀帝突然去世。此前他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亲丁皇后都已去世。王政君又成为最高权威，她立即恢复王莽的大司马职务。 王莽复职第一件事是罢免董贤，并选立中山孝王9岁的儿子即位，是为汉平帝。王莽命令平帝的亲属一律不许进入京城，以杜绝新的外戚之患。接着，他把傅、丁两氏外戚全部赶出京城。王莽复出执政，得到全社会欢呼，臣民们觉得汉朝振兴有望了。这一年，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实际总理国政。 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发生旱灾蝗灾。王莽带头捐款100万钱，捐地30顷，救助穷人。230个贵族跟进，捐出大批粮食、土地，分给弱势群体。民众捕蝗虫，按多少给钱。全国无灾地区凡是财产不满2万钱、受灾地区财产不满1万钱的贫民，免交租税。发生病害的地方，腾出大房子给病人医治。一家死6人以上给葬钱5000，4人以上给3000，两人以上给2000。 王莽废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迁移穷人去住。沿途饮食以及到达之后所需的田宅、器具、耕牛、种子等，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 王莽又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5个里共200个廉租房小区，供贫民居住。权势开始向民生倾斜。 王莽努力解决教育难题，扩大太学招生，太学生数量破纪录超过1万人。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读书增长知识。 《汉书·王莽传》说，王莽在京城为学者盖了1万间房子，成立了不少研修所。凡是对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都召到京师做研究，前后来了千把人，每天讨论儒家学问。有意思是，将来起兵反叛王莽的光武帝刘秀当时就在京师太学堂内学习研修。 王莽还大抓意识形态建设，根据《周礼》精神，重订车服制度，分等级确定国人的着装、住房、器用、婚丧式样，接着又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 一时之间，社会风气大为好转。逢到灾害，王莽自动吃素，并赦免囚徒。 这些包括政府救济、官方借贷、廉租房工程、国家教育在内的改革措施，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很像今天社会主义中国所做的一些事情？这就属于胡适所说的“社会主义”。 汉平帝12岁时讨论结婚，成千上万的士人百姓涌向政府大门，不肯离去，要求平帝必须娶王莽的女儿，以王莽之女为国母，别的女子完全丧失竞争力。王莽女儿当然被选为皇后，平帝因娶王莽之女赐给王莽的2. 56万顷土地，王莽都退回了。聘皇后的礼金2亿钱，王莽接受6300万，其中4300万周济刘氏宗族中的没落穷人，剩下的钱大部分孝敬王政君使用。 众大臣感念至深，先是提议把新野、召陵、新息、黄邮聚等4个地方的土地赐给王莽（王莽退掉了新野、召陵、新息3个地方），接着又提议加封王莽为宰衡（高于所有诸侯王公之上的职务官名，为西汉末年新创），后又奏请加封王莽九锡（自古以来视为最尊贵的9种物品，如最高级的车马、衣服、弓矢、乐器、仪仗队、武装卫队、天子祭祀天地用的酒、朱红大门、能罩住台阶的屋檐等，只有新皇帝登基才用）。 加封九锡意味着地位离皇帝不远了。 王莽不受新野田的消息传出，朝廷收到48. 7572万人上书，恳请王莽接受封地。有人统计，当时全国人口5000万左右，以明朝识字率不超过人口的5%计算（北京大学研究成果），汉朝识字者最多200万左右。长安及周边地区能上书的知识分子也就是48万多人，也就是说几乎所有识字能上书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行动。 如果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当在99%左右。高层官员当中，支持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902人，几乎百分之百。这种民意的支持率不仅是今天的美国总统川建国、拜登无法企及的，连拿破仑、毛泽东这样百年一遇的天才领袖，恐怕也只能与当时王莽的民意支持率持平。所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王莽在万民拥戴下，创建新朝，当上了皇帝。现在他已经是九五至尊，要大展拳脚开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 新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一纸令下，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如果一家男子不满8人，田超过900亩，应把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者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人给田100亩。私自买卖王田治罪。这个措施，是王莽搞“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其实，就当时情况来看，这是很难行得通的。 每人百亩以及8人不超过900亩一类的标准是哪里来的呢？来源于《周礼》所说的井田制。王莽的智囊班子是一帮儒学专家，一天忙到晚。他们从各种古代典籍里找出路，觉得“井田制”最理想。王莽正是按照《周礼》记载，试图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 《周礼》等著作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又是哪里来的呢？都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是说，一块极其广袤的平地，按“井”字的样式，划为9块，每块100亩。四周8块分属8家私有，“井”字中心那100亩则是公家的田。8家人先在公家那100亩地里忙活，完了之后才到自家100亩地里干活。《周礼》、《韩诗外传》等著作就根据孟子这段话，对井田制大加发挥，说得更为详尽。 孟子说得若有其事，但朱熹就对井田制是否存在过提出怀疑。他说，周代陕西一带，哪来的几千里平地？很多地方都在山谷之间，又很多小溪沟，怎么安置井田呢？（《朱子语类》卷86） 胡适在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也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孟子实在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什么，不过从一句诗里推想到井田制。”如果孟子时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滕文公就不必向孟子请教井田制。如果周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战国离周代并不太久，一种制度的废止，绝不是突然的，尤其是实行了许多时候的田地制度，总会有遗迹，何至于到《诗经》里去找一句诗来说事呢？”再说，王莽时代的耕地，也根本不够全国这样分配的。 柏杨说，王莽准确地诊断出社会疾病，认为只要吃下儒书上的古药就可痊愈，他的方法有问题，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 这些话都道中了王莽改革的要害。王莽倒是应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中国历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原则”。 采取如此激进而且大面积剥夺利益的措施，马上就把一些拥戴者驱赶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到王莽当政晚期，南阳豪强樊重以及阴子方家中都有几千亩地，谁也没有分掉，证明土地国有化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再说王莽对残余奴隶制的改革。古希腊的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进行改革，禁止买卖奴隶，并下令由国家出钱赎回被卖到国外的奴隶，取得成功。《罗马法》也明令禁止虐待奴隶，并规定了给奴隶自由权的程序，分为“主人解放”（由奴隶的主人宣布解放）和“法定解放”（根据相关法律解放奴隶）两种，促进了罗马的进步。 但王莽的命运没有这么好。从《汉书·王莽传》所记载的王莽强令儿子王获自杀以抵偿被杀死的奴隶性命来看，王莽的确想尽最大努力改善奴隶的悲惨状况。有些古代史学家说王莽让儿子自杀也是“作伪”，未免太过苛刻。王莽下令民间奴婢改称为“私属”（区别于官奴），就是说，每一个奴婢在主人家中，占着一个成员的地位，并禁止所有奴隶买卖。这样，奴隶的地位相当于准自由民了。王莽用意是起码要冻结奴隶制度，使其不再扩大，最后自然消灭。这进步的措施，自然也遭到奴隶主抵制。 就在实施激进改革的同时，王莽采取了一项错误的金融政策：在很短时间内改革币制5次。 先是从周代寻找钱币图案，废除汉朝使用已久的五铢钱，发行刀币形大钱。 后因刀币犯了繁体字“刘”字的忌（有刀做偏旁），又废刀币，发行小钱。 最后另造28种货币，称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连乌龟壳、贝壳和布也都成了货币，混乱至极。老百姓必须按照王莽命令一次又一次兑换新钱币，使用旧钱治罪，结果“农商失业，贸易俱废”。这是在激进上面又加一个大混乱。 吕思勉说王莽为人迂阔不切实际，随意乱改币制不合经济规律，“致祸速亡，莫甚于此。”王莽还大幅度改变官制和更改地名，于事无补，徒增烦扰，可谓雪上加霜。 新始建国二年（10），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管”法，实行计划经济。内容包括： 一、政府控制物价。粮食布匹等供过于求时，政府按成本价买进；求过于供时，政府平价卖出。 二、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医疗、织布、旅馆、工匠、摆摊等，从前自由经营，现在政府征收10%所得税。 三、实行专卖制度。盐专卖、酒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以前大富豪可以自铸钱币）。 四、规定国内所有自然资源均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采。 五、首创政府贷款。老百姓没钱祭祀丧葬，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经商贷款，收10%利息。这些重大改革措施，也是胡适等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这些举措，意在抑制豪强巨富，避免因贫富不均爆发动乱。可是，一来改革规模过大，急风暴雨，齐头并进，很难奏效；二是当时土地私有化乃大趋势，国有化行不通；三是政府经商的重大弊端使不少措施反成了害民之举，以致加速了起义爆发。 土地国有化和禁止买卖奴隶的政策实行了3年，困难重重。新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两禁令，准许买卖土地和奴隶，这标志了改革失败。后来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学乖了，把改革的问题点聚焦并强化，单只就解放奴婢一项连下六道命令，收到成效。 王莽的另一败笔，是在平安无事的情况下，无端向周边少数民族诸国寻衅开战。比如贬西域诸国的国王为侯，把赐给他们的金印缩小，随意发兵攻打诸国等等，导致周边战争连年不断。王莽企图以此向国内民众显示威武，结果又适得其反。 国内民众不堪重压连连造反，刘氏贵族势力反对王莽“篡位”企图恢复汉朝，两者合流，给王莽造成巨大压力。王莽派兵镇压，但遭到失败。新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起义军攻入长安，杀死王莽。新朝15年的历史结束。 王莽其人其事颇多争议。东汉迄今，不少人受“刘氏天下”的“正统”观念影响，把王莽问题的焦点完全放在“篡位”两字上，其他则不值一提。尤其是东汉史学界，情绪化十分严重，这从班固的《汉书》中评价王莽是“乱世篡位”就可见一斑。吕思勉指出，汉朝人对王莽的所作所为，“悉以一'伪’字抹杀之”，缺乏客观态度。 其实，王莽改革的情势十分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柏杨说，王莽夺取政权的目的与诸多只想当皇帝的人不同，他有远大政治抱负，获取权力是为了实践儒家学说，缔造一个理想世界。吕思勉论王莽说：“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尔。”两位史学大家的意见，很值得参考。
下面我们从管理的3个维度：环境因素（天时）、问题需求（地利）、管理职责（人和）来分析一下王莽改制。 环境因素（天时）：西汉王朝经历了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尤其是汉昭帝和汉宣帝后续的王朝，土地兼并的问题呈高速发展趋势，土地问题成为西汉末年无法解决的大问题，随时会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其统治。 另外，政府长时间与民争利也形成了官商勾结的复杂利益格局。汉武帝期间，将山川池泽之利收归政府，形成盐铁政策，与民争山川池泽之利。再加上政府官员的普遍腐败，工商方面形成了官商勾结的局面，加速了整个王朝机体的腐烂。 因此，西汉末年期间的社会改革呼声非常高。之所以会形成万民拥戴王莽做皇帝的局面，是因为老百姓对刘氏王朝已经失望透顶。皇家子弟骄奢淫欲，不顾老百姓死活，与王莽的“克己复礼”、“扶危救世，救民于水火”的理想和行动形成巨大的差距。整个国家都希望王莽这样的圣人来领导社会变革，而这就形成了对王莽改制特别有利的天时因素。 问题需求（地利）：王莽改制所面临的两大核心痛点：一个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贵族、官僚、豪强霸占的土地越来越多，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或横死道旁，或沦为奴隶，或铤而走险。第二个问题是奴隶制过于残酷。奴隶命运至为悲惨，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这两大问题互相牵连，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而这两大痛点的核心又是土地兼并的问题，如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就能断奴隶问题之源。长久以往，奴隶问题也能迎刃而解。因此，王莽改制只需要瞄准核心痛点，聚焦发力，不宜分散项目资源。事实上，王莽改制失败的很大原因之一是项目目标过于分散，他想多头并举，而且项目措施也更注重于效法古制的形式，而不注重变法改革的项目失效。
管理职责（人和）：上篇我们提到过商鞅变法的成功得自于商鞅执行（R）角色与秦孝公幕后A（负责）角色的相互密切配合，又相互制衡，这种制衡使得商鞅需要在有利于变法收益的大框架下去进行，而不能胡来，做出没有利益的事情来。这是R与A制约平衡的妙处。 与商鞅变法不同，王莽是集执行（R）角色与A（负责）角色于一体，因此没有能制衡执行（R）角色的机制。因为在具体项目实施中，（R）角色作用是破坏，而A（负责）角色是保障。这从王莽在后期，无端向周边少数民族诸国寻衅开战，企图以此向国内民众显示威武，结果又适得其反这个事情看出端倪。因此，有的项目经理不愿意有领导管，希望多授权、少干预。但从王莽改制失败来分析，有一个能给项目经理保驾护航、承担最终责任的A角色，我们是需要珍惜的。 《三国演义》水镜先生司马徽曾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意思是，诸葛亮虽然遇到了英明的主人刘备，但是却遇到的不是时候，可惜啦！同样的话反过来也适用于王莽，王莽改制是得其时，未得其法，惜哉! 从管理角度来看，王莽改制的天时要素一应俱全，但对项目痛点没有做到聚焦发力，无限扩大R（执行）的职责，而没有制衡，正是其未得其法的表现。惜哉! 我们下一期将分析第三期变法案例：孝文汉化。下周四再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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