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泉州今年申遗的22个古迹遗址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遗产点，那就是市舶司遗址和南外宗正司遗址。这两个遗址让众多讲解员伤透了脑筋，因为现场遗留的东西太少，相当于是“对着空气讲故事”。可是，这又是讲解泉州海丝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两个点，其中市舶司使泉州成为宋代的经济特区，而南外宗正司使泉州成为宋代的皇权副中心。如何讲好泉州申遗的故事？我将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跟大家逐一介绍。 
泉州市舶司遗址
市舶制度肇始于唐朝，唐以前朝廷没有专门从事监管海外贸易事务的机构和官，海外贸易事务多由地方官员兼领。海洋文明对陆地文明的冲击，让统治阶级面临着更多的抉择。大国意识和海外珍宝，促使唐朝统治者的目光从陆地转向海洋，推动海外贸易发展强盛，以往由州吏刺史兼管海外贸易事务的情况已经不能适应发展，客观上要求专门监管海外贸易事务的机构和官吏主管其事，市舶制度由此诞生。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始置市舶使，代表皇帝旨意行使对海外贸易的监管权，它的出现标志着市舶制度的开端。唐代海外贸易以安南、广州、泉州、扬州为接纳蕃舶的主要港口。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下里提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可见，唐代的市舶使是派往安南和广州的。随着广州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加上航海技术和新航线的开辟，国内外商船汇集到此，广州成为海外贸易中心。唐时，泉州虽末设市舶使，但海外贸易频繁。梁大同十二年(546年)，著名的天竺（印度）高僧拘那罗陀 取海道前来中国传教，到达南海（今广州）两年后至京城建康（今南京），陈永定二年（558年）来到“梁安”（今泉州），驻九日山西延福寺翻译《金刚经》。拘那罗陀来泉州的目的是乘坐大舶往棱加修国（今马来西亚），说明当时泉州港已有大船往来海外。
拘那罗陀译经处
唐中期以后，社会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挤受重创，“陆上丝網绸之路”受阻，南方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海上丝绸之路”日渐兴盛，并很快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泉州港成为当时海外交通的四大名港之一。天宝间（742-756年）诗人包何在《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一诗写道：“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会昌间（841-846年），诗人薛能有“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的诗句，可见唐时泉州港已是“南海蕃舶”常至、“岛夷斯杂”的港口城市。虽然没有像广州那样设有市舶使，朝廷却在泉州特设“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费”，管理海外往来的使节和商人。五代时期（907-960年），由于割据福建建立闽国的统治者王审知，以及之后统治泉州的王延彬、留从效和陈洪进重视海外贸易，施行“招徕海中蛮夷商贾”，“尽去繁苛，纵其发展”的政策，并委派海路都指挥使，设置“榷利院”管理海外贸易，促进了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 宋代（960-1279年）的国土版图缩小，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收入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财源之一，所谓“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由于港口和交通等地理条件的考量，北宋开国初年就分别于开宝四年（971年）在广州和淳化元年（990年）在明州设立市舶司。相对而言，地处东南的泉州到汴京的陆路交通充满险阻，没有得到朝廷的优先考虑。
各个港口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元丰三年(1080)，朝廷就下令:“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在泉州没有设置市舶司之前，舶商要出海贸易，南航者必须去广州市舶司申领公凭，回航时还要到广州办理抽解手续后才能把货物运回泉州；北航者则需到明州办理同样手续。泉州舶商出海经商费时费力，手续繁复，负担沉重，严重的制约了海外贸易的发展。随着泉州从唐代开始不断发展海上贸易，在唐代中期就已经出现“市井十洲人”的景象，到了北宋更是出现泉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的现象。到哲宗元祐间，泉州由于人口增长、农业生产不能适应人民生活的需求，促使工商业和海外贸易飞跃发展，逐渐成为“富商大贾往来之会”。泉州人的谋生手段逐步从农民、渔夫转为海商，数量激增达到了不能不设置市舶司统制之势。转口贸易的种种不变不利于泉州海商的贸易活动，也直接影响政府的市舶收入，所以泉州终于在晚于广州一百多年之后于元祐二年（1087年）设立了市舶司。市舶司是宋元国家政权设置在泉州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其设置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宋代市舶司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的国家机关，一方面是对外交往的媒介，在宋代与交往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是一级行政机构，在财政、监察、外交等方面地位不可忽视。随着海外贸易不断发展，市舶司职能增多，管理事务愈加繁杂，为顺应这一趋势，改革后的市舶司拥有独立的办事体系，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内部分工明确、职责具体。尤其是“元丰市舶条例”＂的正式颁行，反映出两宋政权对海外贸易事务的管理日趋完善、正规化的过程。
市舶司 市舶司的职能主要分为经济和行政两方面职能，我们先从经济职能来说：
阅货指的是当外国商船进入中国海域，市舶司官员及其它官员一同对其装载货物进行检阅之意。是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加强监管，促进对外经济贸易交往秩序的法制保障。
抽解就是对舶船运来的诸国物货进行征税。它又称“抽分”或“抽税”。抽解分细色和粗色两大类进行。“旧系细色纲，只是珍珠、龙脑之类，每一纲五千两，其余如犀牙、紫矿、乳香、檀香之类，尽系粗色纲，每纲一万斤”。经抽解之后，舶货才可以进行交易。
如果从宋代的抽解政策来看，会发现抽解的比例和种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规定，体现了市舶司保障国家获得财政收入，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作用。
禁榷是指国家对物品的专买专卖，不允许私人之间的买卖进行。《宋史》中记载：“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其后乃诏：'自今惟珠贝、玳瑁、犀象、镔铁、龟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禁榷主要体现在珠宝、奢侈品和香料上的官方专营，为政府带来了不小的收益。
和买，另称博买，是指政府对物品的强制性收购。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政府对紧缺和急需的物资，常常采用和买的办法来快速解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李充公凭
市舶司作为路一级机构中的一部分，属于宋代地方监司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互察职能，也有监督下一级官员的职能。
市舶司具有发放进出贸易的公据的职能，即政府发放给进出口海舶的贸易许可证。如果没有获得政府发放的公据而私自出外贸易，或者不按照公据所规定的内容如物品数量不符、去处改变等，一经发现，政府均有严格的条例进行处罚。
市舶司有执行国家禁令的职能，比如：禁止铜钱出国界，禁止私人出外贸易和越界贸易，执行回舶的期限等。
市舶司还有接待管理外商、处理贸易纠纷的职能。其中包含了：寸恤外国人、救援海难漂流民，招徕和犒设蕃商，保管外商财产，奖励外商，设来远驿接待外商，设蕃坊管理外商，设蕃学教育外商子弟，外商犯法的处罚。
明来远驿遗址
由于当时海上频发飓风，对沿海居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破坏，也影响了海上贸易的兴盛。市舶司参与组织祈风典礼，仪式在九日山举行，并留下十方祈风石刻，成为中外人民友好往来和市舶祈风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祈风，即祈求顺风。宋代海舶远洋航行靠的是季风，冬季刮东北风，是泉州港海舶出国的好季节；夏季刮西南风，是返航的好时候。“北风航海南风回”是古代劳动人民利用季风航海规律的经验，如果风不顺，就要误期，甚至下一年才能回来，会影响国家的税收和海员的生活和安全，所以祈风典礼是非常重要的。宋代的祈风仪式每年举行两次，其中十月至十一月举行“遣舶祈风”仪式，四月举行“回舶祈风”仪式。典礼由泉州知州或市舶司提举主持，在九日山昭惠庙举行。
祈风石刻
自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市舶司设立以来，极大地促进了和海丝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增加了财政收入。在南北宋之际，南外宗正司辗转南迁，于建炎三年（1129年）来到更加富庶和安全的泉州。南宋宗室的到来，一方面提升教育水平，增加人才储备，其中南宋宗室担任泉州市舶司官员人数多达25位；另一方面，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手工艺技术，提升泉州制造业的水平和竞争力，同时皇室庞大的奢侈品消费也促进了海外贸易。南宋宗室还是得泉州获得了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皇权副中心，从而获得更佳的经济政策，逐步成为全国海外贸易的总吞吐港。终于，泉州后来居上，在南宋末年泉州市舶司的税收收入超过了广州，占到朝廷总收入的五十分之一。
泉州市舶制度从北宋一直发展到明初，绵亘五百年，为世界海洋贸易与海洋文明作出重要贡献。泉州市舶制度具有州衙、市舶衙、宗正司衙一体的体制，保证了市舶制度的权威与执行力，大大丰富了泉州的财政实力，从而为海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使泉州逐步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南外宗正司遗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