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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行人呓语】 吴淇在《古诗十九首定论》说：“十九首中，惟此首最为悲酸，如后'驱车上东门’'去者日已疏’两篇，何尝不悲酸？然达人读之，犹可忘情，惟此章似涉无故，然却未有悲酸过此者也。” 吴淇谈到《西北有高楼》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诗情感最为悲酸；二是悲酸之由似涉无故。诗人由“弦歌声”而感发，由“音响一何悲”而生“谁能为此曲”之惑，由惑而生怜，由怜而生惜，由惜而生愿，“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的情感祈愿伴随音响之悲，最终款款而至，水到渠成。诗人高蹈超脱，意欲挣脱现实的羁绊，携“歌者”奔向未明的远方。 诗人的情感祈愿，似水到渠成却又有突兀陡然，似情之所衷却又违逆俗世，总之，细究《西北有高楼》，莫可辨之其情，难以澄清其貌。该诗至少有两处是众多名家争议的焦点： 一是诗中所说的“弦歌声”“一弹再三叹”“歌者”究竟是何人？是一人，两人，甚至三人？ 二是诗人“愿为双鸿鹄”的人是谁，是“杞梁妻”，还是类似杞梁妻的旁的什么人？ 以我个人的看法，这些考辨重要，也不重要。重要在于理清这些，自然有助于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该诗；说不重要，即在于“诗无达诂”，诗最重要的特质即是缘情而发，由情而生，因情而打动人。说诗，谈情更重要！ 具体而论：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首四句交代了“弦歌声”的出处：西北高楼。强调楼“高”，展现楼“美”。因为“高”，故而“上与浮云齐”；因为“高”，故而难以涉阶而上，一睹容颜，登楼亲近；因为“高”，故而悲声自迩远。同样，因为楼“美”，“绮窗”“阿阁”呈现出俗世里难有的华屋高调，彰显居住者地位之卓尔超然，与众不同，鸿沟天堑，不可逾越。 诗人以“偷听者”的形象而出现，仰望西北高楼，聆听绮窗里传出的“弦歌声”。一静立，一弦歌；一默然，一悲声；一绮窗，一楼外。划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各自静默，各自悲苦；各自寻觅，各自酸辛；各自演绎，各自饮恨。无从告白，无以倾述。近在咫尺间，形影却阔似参商。终究是各所皈依，各行归处。携手绮梦，挣脱尘网，奋翅高飞，说到底，不过是诗人孑然独立的一厢情愿？ 以“愿”字终，其对空的告白，终将亦如这“清商”“随风发”，无怪乎吴淇道十九首里此诗最为悲酸，实乃不可逾越之高楼，无从传递之心声，“歌者自苦”，“知音自稀”，便是苦歌者苦，又若何？便是引为知音，又若何？到底两个世界，到底是一高楼，一楼外。苏轼《蝶恋花》即有句“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一墙之隔，却是迥异的两个世界。“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起首二句即竖起难以攀援之现实困境，“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更是强调居室奢华，非比寻常，其地位之迥异，似鸿沟天堑，永难缝合。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中四句，诗人从“音响一何悲”里开始推测“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后世众名家即围绕“为此曲”的“杞梁妻”展开了不断的歧读。 首先，解读“为”字。 一种是将“为”解读为“作，创作”，即乐曲的创作者为杞梁妻。诗人听到的“弦歌声”，是曾经的杞梁妻所创作的。选择此乐曲进行演奏的当另有其人，也正是此人，深深触动着诗人，并由此产生“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的祈愿。 第二种解读将“为”字作“弹奏”讲，即弹奏此曲的人，正是杞梁妻。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弦歌声”形象，是“弦”一人，是“歌”一人，亦或“弦歌声”合而为一人。《荀子·礼论》：“清庙一歌，一倡而三叹也。”叹，和声。故而刘玉伟黄硕评注《古诗十九首》将“一弹再三叹”释为“一人弹奏，三人相和”，这样的解释未尝不可，但从诗歌最后的祈愿“愿为双鸿鹄”一句来审视，当为“弦歌声”一人，而这个人正是所谓的“杞梁妻”。 但我始终怀有疑惑：诗人作如此之想象难道不很奇怪吗？如此“一何悲”的音响，难道只有阅经人世沧桑的“杞梁妻”才能弹奏出，而不会是别的什么人，其一触即发诗人心底最深沉的痛苦，诗人在偷听之前是否已知其“弦歌声”的身份，或者说，两人有建立有某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关于“杞梁妻”的解读，即成为全诗中的核心与关键点。她与诗人有怎样的共同点？是怎样一个人物，如何诗人会由“音响一何悲”马上联想至她，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并且产生“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的挚愿。与一位“杞梁妻”“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不是很违背俗世情理吗？ 《古诗十九首笺注》中对“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的“杞梁妻”注解道： 琴操曰：“杞梁妻叹者，齐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叹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将何以立吾节，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终，遂自投淄水而死。” 何焯曰：“《水经注》引琴操曰：“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张云璈曰：“崔豹《古今注》云，乐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殖战死，妻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杞都城感之而颓，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梁，殖字也。据此则作歌者乃杞梁妻妹，非梁妻也。观其命名，当以崔说为是。” 琴操、何焯两人判定，创作此曲者为杞梁妻。崔豹、张云璈则认为创作此曲的当为杞梁妻妹，其悲姊之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此处两种不同的说法，自然指向并印证了“为”字两种不同解读。一是他人根据杞梁妻的人生经历而创作出题为《杞梁妻》的琴歌。“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是弦歌者演奏并高歌了《杞梁妻》之乐；另一种解读则是杞梁妻本人根据自身经历而奏响弦歌。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接下来四句，是对“弦歌声”的具体描绘。清商，即商声，古代五音之一。古谓其调凄清悲凉，故称清商。《韩非子·十过》：“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徴。’”宋玉《笛赋》曰：“吟清商，追流徴。”刘履曰：“商，金行之声，稍清，有伤之义焉。” 吴淇在《古诗十九首定论》里认为“此章情在声，故中用“风”字点醒。”此点评甚妙。其“清商”“随风发”，传递出其幽微悲伤之内心飘忽如风。其随风而逝之情殇无从告白，衷肠难剖，愁苦难述。此四句，与其说是“弦歌者”以歌传情，以声达意，莫若是高楼下聆听的诗人之心旌摇曳，起伏难安，心潮难平。其踟蹰徘徊，亦如回环重复之“中曲”，一弹再三，叹人生莫测，归途何处，亦欲起慷慨，到底有余哀。无法战胜，无法说服，无法潇然，无法割舍，更无法抛却。只落得，一个绮窗里悲，一个高楼下哀。楼上楼下，墙里墙外，无以交接，其人生之悲酸莫过于此。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末四句，对于诗人的抒怀，历来的解释同样有二： 一是如吕向、陈祚明、姚鼐、刘履、张玉穀等众位方家所言，此诗乃传递忠言不用而思远引之而去。惯用手法是以男女情悦喻贤君明主之谐。但我以为，该诗最大的一点可疑之处即在于此。杞梁妻“音响一何悲”，其悲无非是丧夫之痛，失侣之哀。譬之如忠臣失去贤主之悲。于是有人附会，曰杞梁妻之遭际与己相类，据此引之为“同路”。但诗人要与“杞梁妻”“愿为双”，“奋翅起高飞”，这样的选择合情，但实则不合理！即为何一定预设弦歌者“杞梁妻”的角色地位，为什么要赋予“愿为双”这样多的障碍，其诗中想象的预设，究竟暗示了什么？我并不以为此诗道什么君臣之情。 对于该诗中的突兀，张庚在《古诗十九首解》里同样注意到了，他作如下解读：“此篇上半易明，惟'不惜’四句，解者每多牵强。吴氏以为'此听者代之之词，若曰：歌之苦我所不惜，难得者知音耳；如有知音，愿与同归矣。’然以上文文势观之，此接代词觉突兀且无味。盖此诗本就听者摹写，则“不惜”仍是听者“不惜”。起六句是叙述，“谁能”六句是擬议，结四句乃发论见意也。若谓我听其歌，悲哀慷慨，亦何苦也！然我不惜其苦，所可伤者，世有如此音声而竟不得一知者耳！因自露其意气，遂慨然曰：“我与若人所抱既同，所遇又同，若得化为双鹤，奋翅俱飞，去以此人间，诚所愿矣！” 张庚之解读，我个人以为，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说到突兀之理由，即解决诗人为何作“杞梁妻”这样的“愿双”之预设障碍。 但他从写作视角的角度谈到对该诗的理解，“不惜歌者苦”的主语，当是听者，即诗人自己。即再次肯定是诗人渴盼人生之“知音”。 另一种解说，则是以木斋为代表。木斋在《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中关于《<西北有高楼>的写作背景》一文中详尽地分析了杞梁妻故事在先秦汉魏的演变，并作出重要的推论：“《西北有高楼》一篇，当为曹植为甄氏作”，并对其中的主要逻辑推断进行了陈述。西北有高楼，确证为曹魏修建的邺城以及铜雀台，从诗中的偷听、联想、幻想来看，合于曹植与甄氏之间的身份与关系。木斋还就甄氏擅长鼓琴进行了引证，他从《西北有高楼》的用语到谋篇、从立意到风格，推论此诗大体可以认定为曹植所作。 我以为木斋的观点很好地解释了吴淇所评“惟此首最为悲酸......惟此章似涉无故，然却未有悲酸过此者也”。也很好地解答了我内心的全部困惑：诗人的情感祈愿，似水到渠成却又有突兀陡然，似情之所衷却又违逆俗世。 这个世界，惟其两情相悦，却如参商相望，最为悲酸。无从言说，无以倾述。惟静默相望，惟寂然独坐起“弦歌声”，这一歌，便是“但伤知音稀”；这一歌，便是千年如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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