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建设健康中国

微笑如酒 2021-06-02

展开全文

学科发展

2019.10.01

2019年，新中国迎来了70华诞。70年来，临床医学各学科是如何建立的？经历了哪些艰难险阻？成就了哪些载入史册的经典？有哪些人值得我们铭记？未来又将走向何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了各学科带头人作为讲述者，回顾其初创之路，里程碑式成就，为学科成立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前辈，并展望未来10年学科发展。

翻开厚重的妇产科学篇章，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科发展历程，脑海中顿时浮想联翩，林巧稚、绒癌、红房子医院、试管婴儿、保生育……那些人、那些事争先恐后地扑面而来，一窝蜂似的想要从胸中迸发而出，一刹间，竟不知从何下笔。

“过去我们妇科肿瘤的治疗模式是以瘤为主，（只要）把肿瘤治好了，其他的都不管了；现在的治疗目标是以人为本，肿瘤治好了，人的生活质量也要保证，这就给妇科肿瘤大夫提出了很多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办公室里，听到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现任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沈铿教授微笑着同时很认真地说出这番话时，一切似乎豁然开朗起来。“从'以病为主’到'以人为本’，这就是变化的核心，不管是妇产科还是妇科肿瘤，治疗的时候都要想到人。”

沈铿教授

一、初创之路：由点及面，星星之火传遍全国

严格说来，我国妇产科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中医已经开始出现内科、外科和妇（产）儿科的分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更记载名医扁鹊曾于赵国邯郸为“带下医”，以治疗妇科疾病为主。不过，若论西医妇产科在中国的萌芽，则主要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传教士医生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率先开始妇产科医疗工作，将西医的理念带入中国。1911年后，随着妇女思想的自我解放，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子开始进入学堂，学习医学知识，正是在那个时期，中国的妇产科学迎来了快速建立和发展的契机。

（一）人才队伍组建

20世纪初期，以杨崇瑞、王淑贞、林巧稚、梁毅文等为代表的一批有志于投身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知识女青年，先后从协和医学院等高等院校学成归来，甚至远赴海外的顶级医学中心修习，她们怀揣着满腔热忱，分别扎根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在潜心专业研究和临床工作的同时，也孜孜不倦地为我国妇产科学事业的发展壮大播撒火种，培养人才，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学科建设夯实了基础。

例如，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妇科主任兼上海女子医学院教授的王淑贞，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医疗技术与教学方法，使妇产科得到了迅速发展。她认为，医、教、研三方面的工作必须结合进行，医学科研工作是教学医院的重要任务之一，医学科研既要为医疗服务，又要为教学服务。在培养研究生、进修医生方面，她也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完全属于高标准、严要求，绝不容许半点糊弄。

（二）框架体系搭建

以妇幼保健为例，1928年，杨崇瑞在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大会上报告“我国助产教育”，提及产科教育计划，拟在各省创办国立产科学校及附属医院以供实习。自1929年起，她陆续创办了60所助产学校。1930年，拟定《助产士管理法》，设讲习所培训旧式接生员，呼吁新旧式助产士一律登记注册。从此新式接生方法逐渐得到推广，成为我国妇婴保健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与进展。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审议通过《共同纲领》，明确提出“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10月底卫生部成立，内设妇幼卫生局，地方各级卫生部门内设妇幼卫生处（科），建立了自上而下完整的妇幼健康行政管理体系。1950年开始探索设立妇幼保健专业机构，逐步构筑起保障妇女儿童健康的专业服务阵地，为妇幼健康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学会组织构建

1937年4月，中华医学会第十二次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期间，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等12个专科宣布成立学会，隶属于中华医学会，马士敦担任第一届妇产科学会会长。专科学会的成立，为全国妇产科医生提供了学术交流的专门平台，成为联络各地妇产科学精英的良好纽带，标志着我国妇产科学专业告别各自为政、开始齐心协力共谋发展的时代。

1952年，继第二次全国卫生会议后，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巧稚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主任委员。1965年，在林巧稚的主持推动下，召开了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妇产科学术会议。

二、成就经典：凝聚智慧，以患者需求为导向

近百年间，我国妇产科学事业发展瞬息万变，特别是在物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各项创新成果层出不穷，治疗更加精准（靶向药物）、手术更加微创（腔镜、机器人）、距离也不再成问题（VR）……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在推动着整个行业快速前进。然而，若要从中选择两个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成果，那么大剂量化疗根治绒癌和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无疑是最当之无愧的经典代表。

（一）大剂量化疗根治绒癌

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绒癌对于所有女性而言都是“死神”的代名词，它的恶性程度高，转移发生快，即使手术切除子宫也可能无济于事，因此，并没有十分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死亡发生率高达90%以上，一旦发生转移，患者生存期可能只有半年。

从1949年开始，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宋鸿钊教授及其团队展开了持续数年的研究探索，在先后尝试了氮芥、氧化氮芥、中药紫草根等多种药物均以失败告终后，一种名为6-巯基嘌呤（6-MP）、用于白血病治疗的化疗药物让情况出现了转机。起初，他们按照白血病治疗方案小剂量、长疗程给药，结果疗程尚未结束患者便已离世，但尸体解剖发现该药物对肿瘤细胞实际已起效，于是他们调整策略，将治疗方案改为大剂量、短疗程，终于在1958年第一例绒癌肺转移患者经治愈后出院。

此后，他们再接再厉，不仅开拓了更多适用于绒癌的化疗药物，摸索出最适剂量、搭配组合与不同给药途径，极大地降低了死亡率，更重要的是，证明了单纯药物化疗治疗绒癌的可行性，让保留子宫成为可能，使患病女性避免了生育功能的损失。

（二）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

20世纪60年代，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张丽珠教授在门诊常常会遇到一些闭经的女学生，而在治疗月经病等女性生殖内分泌疾病时，又会接触到许多不孕不育的患者，于是，张丽珠教授将研究重点转向了生殖内分泌与不孕不育领域，在国内率先开展性激素检测技术，并建立了国内最早的生殖内分泌实验室。

1984年，张丽珠教授及其团队开始研究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技术（IVF-ET，即试管婴儿），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研究经费有限，设备条件也相对落后，她却并未因此打起退堂鼓。那时候通用的取卵技术是腹腔镜取卵，可大量病例调查研究发现中国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北方地区患者的输卵管阻塞有31.3%是由结核引起的，对这些患者使用腹腔镜时很难看到卵泡。重重困难之下，她们只好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在开腹手术治疗盆腔疾病的同时取卵，以手摸寻找卵泡位置。此后，这种方法才慢慢地被张丽珠教授发明的B超引导下一根针取卵所替代，而后者也在1989年因创伤小、可重复进行等优点被列为常规取卵法。

卵子取出来后需要立即进行体外受精，但是受精成功率并不高，同样的条件和操作往往要重复多次。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3月，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终于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标志着我国辅助生殖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后，我国首例赠卵试管婴儿、首例冻融胚胎试管婴儿、首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等相继诞生。张丽珠教授团队在上千次的试炼之后，将临床妊娠率从早期的6.4%提升至32%，活婴率达到20%，标志着中国从此在试管婴儿技术上迈入国际领先行列，张丽珠教授本人也被誉为“神州试管婴儿之母”。

三、致敬前辈：肩负“第一”，她们步履坚定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漫长而艰苦的岁月中，在杨崇瑞、王淑贞、林巧稚、梁毅文等先辈的带领下，一代又一代医学专家致力于我国妇产科学事业建设，拓荒开疆，殚精竭虑，不仅构建了完整的妇产科学专业体系，形成了集医教研于一体的妇产科学教育框架，而且不断开拓创新，带着累累硕果数次登顶国际妇产科学界的舞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妇产科学界的整体实力。

（一）杨崇瑞（1891-1983年）

杨崇瑞

中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创始人，中国助产教育的开拓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

1929年，她筹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助产学校——北京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和附属产院；1933年创办南京中央助产学校，亲任校长；她在全国陆续建立了60余所助产学校，培养了大批妇幼卫生人才，填补了我国妇幼卫生事业的空白。

20世纪20~30年代，她帮助建立了初级卫生保健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国际认可。30年代初，她就预见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主编《节育讯》，创办“节育指导所”，堪称我国倡导计划生育的先驱。

（二）王淑贞（1899-1991年）

王淑贞

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1926年，她在上海西门妇孺医院（红房子医院）创建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妇科，是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科主任的中国人。1932年，就任上海女子医学院院长，成为该院首任中国籍院长。1952年，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上海红十字医院、中山医院妇产科合并，改组为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她被任命为院长、教研室主任。

她担任院长20余年间，常常举办学术活动、专题报告及全国性培训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妇婴保健人才。在20世纪50~60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堪称我国妇产科学学术活动的中心。

她先后编写了多部专著，1960年主编《妇产科学》是我国第一部高等医学院校妇产科学经典教科书，1977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主编《妇产科理论与实践》荣获国庆30周年献礼奖，1982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86年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妇产科分卷》；1987年主编《实用妇产科学》，获1990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三）林巧稚（1901-1983年）

林巧雅

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学部委员。

她在国内最早开展孕期母体免疫预防新生儿破伤风工作。1938年，她对胎盘前置和胎盘早剥进行深入观察，发现鸦片成瘾是中国女性胎盘早剥的原因，胎儿高死亡率和早产与孕母营养不良关系密切。她亲手接生五万多个孩子，被称为“万婴之母”。

1940年起担任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在国内首先对妇产科进行学科规划，先后成立了生理产科、病理产科、妇科、妇科肿瘤、妇科病理、妇科内分泌、计划生育等专业组，在诸多方面开展研究。20世纪40年代组建中和医院妇产科，50年代筹建北京妇产医院并任院长，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妇产科事业接班人。

（四）梁毅文（1903-1991年）

梁毅文

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1932年，她采用自体输血法挽救了宫外孕破裂致大出血患者的生命，是华南地区采用自体腹腔血液回输的第一人。1949年赴美国纽约深造时着重研究脱落细胞学，是第一位进行脱落细胞研究的中国专家。

她一生从事妇产科专业临床和研究长达67年，在兼任华南学院、广州医学院教授期间，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与北京协和医院林巧稚并称“南梁北林”。

四、展望未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几代人的不懈奋斗与坚守，终于换来振奋人心的辉煌成果。这些“肉眼可见”的数字增长，离不开国家医药卫生政策的大力扶持，更离不开广大妇产科医务人员、妇幼保健机构从业者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付出，以及时时不忘“以人为本”的照护原则。以妇科肿瘤领域为例，在多年的临床历练和实践中，以沈铿、马丁、吴小华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坚力量，切实践行了“以人为本，以解决患者需求为先”的人文关怀理念。

《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前，妇幼健康服务能力缺如，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儿童健康水平不断提高，2018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8.3/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到6.1‰，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0岁，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新生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从1991年的33.1‰、61.0‰，下降至2018年的3.9‰、8.4‰，城乡、地区差距持续缩小。

此外，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妇女主要健康问题，集中力量开展普查普治，2009-2018年农村妇女“两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项目覆盖范围由200个县（市、区）扩大至1700多个，共计为8500万妇女提供宫颈癌筛查，为2000万妇女提供乳腺癌筛查。

国家癌症中心2018年发布的我国癌症患者生存情况显示，随着妇科肿瘤诊治水平的不断提高，宫颈癌、子宫体癌、卵巢癌的5年相对生存率分别从2003-2005年的45.4%、55.1%和38.9%，提高到2012-2015年的59.8%、72.8%和39.1%。

（一）为宫颈癌患者保留生育功能

从过去到现在，宫颈癌都是我国十分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传统的治疗方法主要是广泛性子宫切除和根治性放疗，接受手术的女性都将失去生育功能。本世纪初，几位国内顶尖专家不约而同地将保留生育功能纳入到宫颈癌患者的手术预期目标中。

2002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吴小华教授采用经腹盆腔淋巴结切除和根治性宫颈切除术（RAT），2004年北京协和医院沈铿教授采用腹腔镜联合阴式广泛性子宫颈切除术（RVT），分别为年轻宫颈癌患者开展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仅切除患病部分的宫颈，保留子宫从而保留生育功能，既为患者解除癌症痛苦，又让她们的生育权利免遭剥夺。2014年，吴小华教授开设了国内第一个“宫颈癌保留生育功能诊疗”门诊，依托多学科协作（MDT）综合平台，为初诊患者提供手术咨询和指征评估，并为术后患者提供随访和备孕指导。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马丁院士课题组开展了宫颈癌新辅助化疗研究，结果发现，对年轻宫颈癌患者给予新辅助化疗后，经宫颈锥切术后病理检查显示癌变消退、腹腔镜淋巴结切除病检阴性，在严密随访条件下，可不切除子宫和卵巢，保留其生育功能。

（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宫颈癌筛查策略

筛查是癌症防控策略中的重要环节，若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宫颈癌，患者预后将会大为改观。

2004年，沈铿教授在全国发起了一项名为“子宫颈癌的预防及癌前病变规范化诊断与治疗推广”的项目，集宫颈癌普查、教育和规范化治疗于一体，旨在对国内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妇女进行免费的子宫颈癌筛查。八年后，该项目在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120个示范基地和示范点，覆盖人群近3亿，筛查出宫颈病变患者89万例，及时地诊断和治疗将有助于这些患者避免宫颈癌的发生。

2013、2015年，马丁院士研究团队先后发现中国人群宫颈癌易感基因位点和HPV整合位点，从而建立了宫颈癌预警模型和早期防治新策略，对于筛查宫颈癌易感人群、风险预测和防控极具参考价值。

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前辈们用热血和汗水铸就的丰功伟业，对所有妇产科后辈而言，既是基石——让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也是镜子——提醒他们时刻谨记“以人为本”；更是动力——鞭策他们勇往直前，再创佳绩。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各行各业都站在了新的历史关口，妇幼健康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19年7月15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妇幼健康促进行动”的主要任务，要求“针对婚前、孕前、孕期、儿童等阶段特点，积极引导家庭科学孕育和养育健康新生命，健全出生缺陷防治体系；加强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促进生殖健康，推进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力争“到2022年和2030年，婴儿死亡率分别控制在7.5‰及以下和5‰及以下，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18/10万及以下和12/10万及以下”。

展望未来，我国妇幼健康事业依然任重道远，但每一位妇产科人都信心满怀，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感召下，在建设“健康中国”的伟大征程中，他们正策马加鞭，奋勇向前。

学科档案：中国妇产科学大事记

1926年，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创建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妇科。

1929年，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助产学校北京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成立。

1937年，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正式宣告成立，马士敦担任第一任会长。

1953年，《中华妇产科杂志》创刊，魏一斋出任第一、二届总编辑。

1958年，第一例绒癌肺转移患者经大剂量化疗后治愈，从北京协和医院出院。

1965年，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妇产科学术会议召开。

1988年，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

1989年，北京协和医院吴葆祯首先阐明了卵巢癌淋巴转移的规律，推行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显著提高治疗效果。该研究获得198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2年，我国首例赠卵试管婴儿诞生。

1995年，我国首例冻融胚胎试管婴儿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