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晚明史（1573―1644）（修订版）（上）作者：樊树志 著 当当 广告 晚明史（1573―1644）（修订版）（下）作者：樊树志 著 当当 南京表忠祠的建立 南京原本就是一座历史气息浓厚的城市，在明代以前便已是七个政权的都城。为数众多的古迹和古人宅墓，遍布于城内及其周边地区。无论是齐梁宫殿、宋晋庭园的旧址，还是唐代刘禹锡（772-842）赋诗感慨六朝兴亡的乌衣巷，抑或三国吴大帝孙权（182-252）的陵墓，这些古迹、宅墓，有些仍保有部分旧貌，有些已不见半点遗迹，甚至连遗址真假都难以查考，但它们都能让来访的游人墨客，沉浸在前朝历史的氛围中。由于六朝与南唐国祚短暂，其留存当地的古迹，往往给人盛衰无常之感；加上南京在明初曾为京师，太祖建孝陵于钟山，以开国功臣墓群环绕相伴，但随着成祖迁都北京、建陵天寿山，其成为一座孤陵，更令人感慨靖难战后南京地位的衰落。不过，南直隶地区的官员及宦游至此的士大夫，他们在当地致力于靖难历史纪念地标的营造，从其书写与论述来看，相比起强调政治变动带来的兴衰、或是唤起人们对靖难战争和后续整肃的受难记忆，他们更着重突显殉臣自身的生命抉择，及其为践行忠义、维护清白而殉死的精神，乃至此种精神对于世道风教的裨益。
神宗即位诏命各地祠祀建文忠臣的政令，在后续几年的实施过程中，奉命巡视地方、考察政绩的巡抚，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万历年间南京树立的第一个建文殉臣纪念地标——落成于万历三年（1575）的南京表忠祠，便是由时任右佥都御史的宋仪望（1516-1580）在巡抚应天期间应神宗即位诏而建。祠址的选择似乎颇具深意，就位于城内中央偏西侧的全节坊。该坊相传是东晋卞壶（281-328）抵御苏峻（？-328）之乱的战死处，并因此而得名。这一地名恰可与表忠祠所祀建文忠臣的形象相连结，达到彼此强化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从现有记载来看，南京表忠祠的建立似乎是在巡按御史的主导下促成，但如果我们将关注的时段上溯至营建之前的酝酿过程，或许就能看到一幅南直隶地区官员与巡按御史互动的图景。在南京表忠祠竣工之后，当时的应天知府汪宗伊，曾受巡抚之命撰写碑铭，碑文述及建祠、撰文缘起的段落，即反映出南直隶地区官员在接获诏令后，对相关事务的企图心，以及他们与巡抚当地的监察官员互动、以求促成建祠一事的努力：今上覃恩之岁制天下：“异时逊国诸臣，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储养忠臣义士，成祖文皇帝当时有'练子宁若在，朕犹当用之’之语。其在诸臣生长乡邑，有司其为置祠，岁时以礼祀之，毋废。”盖遹追二祖德意，褒媺忠义，以励臣节，海内靡然向风矣。惟是南畿为首善之地，右副都御史臣宋仪望、御史鲍希颜、唐炼、褚铁先后以观风至，祇奉明诏，裒采诸臣之生于斯长于斯者各若干人，命筦库出公币羡金，建祠于冶城之东。既竣役，则属词于臣宗伊，以昭来者。先是太平推官刘垓白之时佥都御史臣张佳胤、御史臣向程、谢廷杰、李辅，行之未竟，盖有待也。臣不佞尹京兆，窃幸与末议，遂拜手记之。这段记述透露，在宋仪望嘱命应天府建表忠祠之前，便已有南直隶太平府官员，向当时巡抚应天的监察官员提议建祠，而此事也被汪宗伊视为该项建置“行之未竟，盖有待也”的酝酿基础。刘垓于隆庆五年（1571）考中进士后出任太平府推官，后升刑部主事，万历五年（1575）改任礼部祠祭司主事；张佳胤则是隆庆五年十月由山西按察使改任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等地，此职务直至万历二年（1574）方告结束；其他三位官员向程、谢廷杰、李辅在隆庆至万历年间也都具有御史职衔。从他们的任官时间，我们无法判断立祠之议是否是其对神宗即位诏的因应，也无从得知此事“行之未竟'是否与之当时尚未成为国家政策有关，但至少可以看出，南直隶地区的官员在南京表忠祠的议建过程中拥有一定的主动性，并非只是因应诏令、听命于监察御史的角色。南京在晚明时虽已失去都城地位，但作为二京之一，其重要性仅次于北京，而且它又是大明帝国经济、文化重地，故像汪宗伊这样在当地任职的官员，对此“首善之地”颇有骄傲与责任感。汪氏“窃幸与末议”的自述，及其在事后为祠祀诸臣立传的做法，亦显示他对南京表忠祠建置工作的投入，并非单纯的应命行事，而是带有自己的关怀，并且与上级命令有所互动。作为建文年间的都城，南京不仅是多数建文朝臣主要的生活空间，也是永乐年间政治整肃最严重的地区，是诸忠事迹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地点。因此，建于南京的表忠祠，在建置规模与祠祀人数方面，都呈现岀异于其他建文忠臣祠庙的特殊之处。
与其他奉神宗即位诏建立的建文忠臣专祠相同，就祀典性质与层级而言，南京表忠祠亦属于地方群祀。从汪宗伊碑文言选“诸臣之生于斯长于斯者各若干人”入祠来看，该祠应是以神宗诏书中“各地方有司官査诸臣生长乡邑，或特为建祠，或即附本处名贤忠节祠，岁时以礼致祭”的命令拟定入祀标准的。不过，就南京的实践及后续发展而言，“生于斯长于斯”的内涵显然被扩大，其祠祀范围除了出身南直隶地区的建文忠臣外，还包括任职、死难于南京的官员。此前，在建文忠臣任职地为其立祠的情形，较之在他们的原籍地立祠虽则罕见但确实存在，这或许为南京表忠祠选取入祀者提供了实践层面的范例。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府吴县，宋仪望还另建了一座祭祀建文殉臣的表忠祠，所祭殉臣姚善（1359-1402）和黄子澄（名渥，后世多以字称之，1350-1402）均不是苏州人。姚善是湖广德安府安陆县人，建文年间任苏州知府；而黄子澄原籍江西袁州，也未曾任职苏州，他之所以与姚善同祀，应是受明中叶以降私史谓其在南京城破后投靠姚善说法的影响。故南京表忠祠入祀标准较其他建文忠臣专祠为宽，可能也与宋氏本人的态度有关。这种相对较宽的入祀标准，加上南京作为建文朝都城与壬午殉难主要地点的历史渊源，让南京表忠祠得以奉祀全国各地的建文忠臣，颇有国家“总祠”的架式。此外，直到万历年间，南京都还是两京之一，仍设有六部机构，这样的条件也使得南京表忠祠在晚明时期逐渐异于一般群祀。忠臣墓址的寻访与标示：以方孝孺墓为例 除了设立专祠进行祭祀，这段期间旅居南京的许多官员也尝试考察建文殉臣墓地与死节故事的发生地点，甚至在这些地方设置纪念性地标。万历五年编成的《应天府志》已载有几处殉臣墓址，如记齐泰（？-1402）墓在其故乡深水（亦属应天府）县南的青丝洞，又记方孝孺（1357-1402）墓位于南京城聚宝门外的山上，并附注“门人廖镛、廖铭收其遗骸葬之于此。甫毕，而镛等见收”之语，将廖镛等人不畏整肃的义举与方孝孺的死难事迹连结起来。不过，当时人们对方孝孺墓址的认知，主要来自文献记载，并不清楚墓地的确切位置。换言之，当时所谓的“方孝孺墓”，只是一处存在于记载与传闻当中、徒具象征意义却不知实存何处的“记忆性古迹”。直到万历十七年（1589），南京礼部主客司郎中汪应蛟（？-1628）才寻访方孝孺葬处，与时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汤显祖（1550-1616）等人立碑为示，供后人凭吊、借鉴。其作记说明缘由：先生死南门外，其葬所竟无人识者，余甚慨焉。因遍询诸土人，数月得二、三黄发为言：“先生死，戚友多蒙难，无为主者。土人或以瓮收遗骨，窃葬于聚宝山之侧，在今永宁寺后。”余惧其久且湮没无传也，因为立石其上，并志岁月于碑阴，俾后有考古君子，得览镜焉。从上文可以发现，此时当地耆老对方氏埋骨经过的认知，已与《应天府志》的记载有所差异，而府志记载依据的是明中叶私史著作，其说法亦是来自民间耆老之言。此种情况在历史记忆传承过程中并不少见，这让当时人们所认知的方孝孺墓址，多了几分“恐非其地”的可能性。可以说，汪应蛟等人寻访方氏墓冢并立石为记的做法，其实是对此一“记忆性古迹”进行的一次“再发现”、“再塑造”与“再实体化”。但无论如何，此举终究反映了他们期盼忠臣事迹能够永久流传的心情。他们对相关史事的关切，或许亦是促使其投入考察的动力，以让此后同受方氏事迹感动的人们，有个可供感怀、凭吊的地方。同年，聚宝山之南建起了方正学先生祠，这是继方孝孺墓后，南京第二座纪念其死难的地标。另外，根据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编成的《江宁县志》记载，明人在聚宝山方孝孺祠之左，还建有御史大夫景公祠，祭祀另一位建文殉臣景清（？-1402）。该祠于明季遭毁，后在清顺治年间重建。志书未明言景公祠的初建时间，但它在晚明应是一度与方孝孺祠相邻而立，共同建构起聚宝山一带凭吊建文殉臣的纪念空间。万历年间，在宦游、生活于南京的文人心目中，这座城市似乎已成为壬午殉难的象征地，许多人都曾在当地留下充满感慨和哀悼之情的诗文。如朱鹭（1553-1632）《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诗》，既以“四年宽政解严霜”形容建文年间的仁政，又以一句“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将残酷的政治整肃，转化为诸忠率族舍生取义的生命抉择与自我实现。而与汪应蛟共同为方孝孺墓址立碑的汤显祖，亦在《高座寺为方侍讲筑茔台四绝》的诗引中，讲述了当时发生的一个动人故事：方家女种落教坊，年年踏青雨花台上，望而悲之曰：“我祖翰林君也，双梅树为记，因地入梅都尉家而酎绝。”予为植其墓，有田，春秋祀之。教坊人先已为李道父［甫］郎中放其籍，嫁商人矣。故事中的女子自称是方孝孺后代，每年都上雨花台悼念先祖，她告诉汤显祖，方氏坟冢原有两株梅树为记，但后来该地划归成祖妹夫——驸马都尉梅殷（？-1405）的后代所有，其无法再前往拜祭。汤氏后来在高座寺为方孝孺修建了坟墓，并购置了祀田。由于该寺在明代被分为东、西二寺，东为永宁寺，西仍为高座寺，故汤显祖在高座寺为方孝孺所建坟墓，应是与他和汪应蛟考察出的“永宁寺后”方孝孺墓址在同一地点。而同样关心建文忠臣议题的南京礼部右侍郎赵用贤（1535-1596），亦在追述此事时提到“仪曹郎汪君应蛟、汤君显祖，首得方公瘗骨所，为买田亩供伏腊，并勒碑识其处”，表明上述建墓、购田、祭祀、立碑之举，实是汪、汤二人共同进行的一系列标记与纪念行为。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判断教坊女告知的这则故事，也是引导汪、汤二人査访、确认“方孝孺埋骨处”的当地说法之一。在汤显祖笔下，此一修墓之举，既延续和抚慰了“方孝孺后人”的悼祖之情，也借助教坊女提供的“记忆”，为方氏墓址进行了再标记。
诗引中提到的李三才（？-1623，道甫为其字）放籍教坊人一事，其确切时间已难考察，但应在万历十二年（1584）到万历十五年（1587）之间。王士性（1547-1598）自序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笔记著作《广志绎》，也提及此事。不过有趣的是，从该书记叙来看，当年李三才释放的教坊人，并未包含方孝孺的后代：旧院有礼部篆籍，国初传流至今。方、练诸属入者，皆绝无存，独黄公子澄有二、三人，李仪制三才核而放之。方孝孺和练子宁（名安，后世多以字称之，？-1402）作为建文忠臣群体的代表人物，其后代的境况，自然备受包括王士性等晚明士大夫关心。但遗憾的是，就王氏所知，当时方、练二人被发入教坊司的遗属“皆绝无存”，仅黄子澄有两三位后代，被李三才“核而放之”。此记载也让方家教坊女故事的真实性，变得充满疑问。不过，对汤显祖而言，这则故事不仅增加了方孝孺墓址的可信度，更为相关历史增添了令人唏嘘的成分。汤氏《高座寺为方侍讲筑莹台四绝》的前两首诗，讲述的都是此事带给他的感慨：碧血谁将双树栽，为莹相近雨花台？心知不是琵琶女，寒食年年挂纸来。 宿草悲歌日欲斜，清明不哭怕梅家；哪知都尉当年死，一样忠魂傍雨花。 在汤显祖看来，方氏后人由于“地入梅都尉家”而无法祭扫先祖的故事，既令人感伤，又有些讽剌。毕竟在万历时人的历史记忆中，梅殷和方孝孺都是效忠建文帝的殉难之臣。嘉靖年间的相关史籍，多将梅殷描述为建文朝抗燕的重要将领，即使在政权更替之后也未轻易屈服，一些传记文本甚至认为永乐三年（1405）梅殷遭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命人碰撞落桥而死一事，实是成祖授意，这些认知都为万历时人所承袭。方家教坊女的故事，不啻为后世历史记忆中方孝孺的事迹再添动人一笔。后来钱谦益（1582-1664）亦曾写下四首题为《谒方希直先生墓祠》的诗作，最后一首即以方家教坊女为主题，显示他不仅曾到方墓进行凭吊，而且同样深受上述故事感动。而汤、钱等人的诗篇，后来也都收入朱鹭编纂的《建文书法拟》，这或许显示，比起王士性“方、练诸属入者，皆绝无存”的记载，“方家教坊女”提供的故事，实是晚明士人较为接受和欢迎的版本。忠臣亲属死难地的标举与争议：以两座黄观祠为例 靖难战后的南京，不仅沾染了许多建文忠臣的鲜血，也是他们不少人的亲属死难、埋骨的地方。在万历年间，这些忠臣亲属特别是女眷的死节与埋葬之所，亦备受关注。如礼部侍中黄观（？-1402）的妻子翁氏及两个女儿，便极具代表性。黄观于靖难战争后期曾在外募兵勤王，后来沉江殉国；翁氏母女不屈于永乐政权的簿录给配之辱，投水自尽。上述事迹同时包含了“忠臣”与“烈女”两种颇受明人标榜推崇、甚至立祠祭祀的道德元素，两者之间还能相互彰显、彼此衬托，故其不仅成为建文忠臣传记的叙述模式之一，亦使相关纪念具备了更为多重的现实意义。万历时期，南京有两座祭祀黄观的祠庙，便分别标榜它们是建于黄观妻女投水、埋葬的地点：其一是位于清溪桃叶渡的忠节黄公祠，相传其祠址即为黄观妻翁氏及两个女儿投水全节之处，该祠曾在万历中扩建、重修，南京礼部右侍郎赵用贤以及先后任职南京礼部、吏部的叶向高（1559-1627），都曾参与相关工程，并撰写记文；其二是位于南京城驯象门外、赛工桥之东的黄侍中祠，万历三十一年（1603）由青阳人施益臣建立。出身南京、当时已辞官居家的著名史家焦竑（1541-1620），不仅曾与施氏一同参访、考察黄观妻女死难、埋葬的“历史现场”，亦曾为该祠撰写记文，指出其址即是翁氏母女葬处。清溪忠节黄公祠之所以成为黄观及其妻女的专祠，与明中叶以来民间传说与野史著作称翁氏母女在淮清桥投水的叙述以及深受此说影响的士大夫密切相关。甚至该祠在万历时期的首次“扩建”，实际上反映的可能是南京官员根据野史及民间传说对当地荒废祠庙的改造。大约在万历十七至十八年（1589-1590）间，南京礼部右侍郎赵用贤首先投入了整顿该祠的工作。他在稍后为相关工程撰写的记文中，讲述了一个建文忠臣祠庙长期受制于政治禁忌，终在一群有心官员的努力下重见天日、焕然新生的故事：是后，清溪居民时时见冠裳者一人携二三女郎立溪畔，心知其为公也，相与骇叹。宣德二年，土人始就其地构庙，为三楹，旁列二夹室。其前逼衢道，又属时禁未解，胡隘其阀，而寘土谷神像以蔽之。岁益久，故老益凋落，过者皆谬指为土地祠而已。……予因过清溪，求谒公庙，而庙门杂于廛肆，久始得之，顾瞻遗像，为之欷嘘泣下。已乃少捐俸资，拓其门而颜之曰“清溪忠节祠”。于是京兆府幕吴君继茂、上元令程君三省，簿杜君大中，将谋更创后寝，妥夫人二女之灵，而于前堂独置公像。根据这个故事的描述，黄观及其妻女相继死难后，清溪居民经常看到他们在溪畔显灵（即便黄观是死于南京之外的安庆一带），进而在时隔二十多年后的宣德二年（1426）为其建庙，惟碍于“时禁未解”，还得装成祭拜土谷神明的庙宇掩人耳目，只是时间一久，就真的被当作土地祠了，建筑也渐荒废破败，甚至为廛肆所侵。在这样的叙述脉络下，赵用贤、吴继茂等人翻修该祠、标举其主祀黄观并重新安排祭祀配置的做法，便带有了寻回久被埋没的历史、让忠臣祠庙恢复其应有样貌的意义。然而，随着万历以降知识分子接触《明实录》等官方文献的机会大幅提升，许多史家开始利用官书记载来修正野史内容，这包括引用《明太宗实录》的记载，指出翁氏母女是在通济门外投水，而非淮清桥。如此一来，靖难后清溪居民目睹黄观一家显灵，并为之建祠的故事，在当时知识分子的认知中，遂渐从珍贵的当地记忆转变为来自野史记载的附会之说。清溪黄公祠原本是否为奉祀黄观一家而建，以及其奉祀“资格”，亦皆受到质疑，从而促成另一座黄观祠——驯象门外黄侍中祠的建立（见下页图1）。黄侍中祠的建立，与赵用贤等人为清溪黄公祠“正名”并扩建、重修，已相隔十多年。筹措经费建立该祠的施益臣，其故乡为青阳县，青阳与黄观故乡贵池县同属南直隶池州府，故他对黄观抱有一种“同乡”的认同感，这也成为他在南京活动期间，致力于查访黄观妻女相关遗迹的原因。该祠的建立与后续发展，亦得力于当地文人与守土官员的参与，特别是前文提到的焦竑。焦竑不仅是当时知名的学者，也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他既娴熟相关史料和地方掌故，亦有相当广阔的交游网络。如前所述，焦竑曾与施益臣一同查访翁氏母女葬处，而他们最后找到的“赛工桥东”一址，应该就是焦竑综合野史记载并“考之父老之口”得出的结果。作为一个关注国朝历史的学者，焦竑对于黄侍中祠的建立似乎有着更深期待。对他来说，寻找黄观妻女埋骨的“历史现场”，将之标举出来，并建立专祠纪念这忠烈兼具的一家三口，仅是这些还不足以达成还原历史、给予建文忠臣应有待遇的目标。他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确立黄侍中祠作为黄观祠的正统性，以摒除在他看来实无资格奉祀的清溪黄公祠。在黄侍中祠建成后，焦竑动用自身人脉，向当时与之相善、以南京光禄寺卿暂摄应天府事的徐大任宣传此事，促使徐氏前往参拜，进而“荐苹藻，祠春秋，勒为常仪”，使该祠得到官方认可与支持，纳入地方祀典体系。他在为此事撰写的记文中亦强调，《明太宗实录》明明记载翁氏母女投水于通济门外，正德、嘉靖年间私史却称在通济门内淮清桥，以致“后人弗加检镜，辄以清溪姑庙为祠，其失远矣”；而辨明此种由惑于野史者造成的错误，其作为当地人，是责无旁贷的。 图：《洪武京城图志.京城山川图》局部
图标说明：a.《明太宗实录》记载黄观妻女投水地点：通济门外；b.正德、嘉靖年间私史记载黄观妻女投水地点：淮清桥；c.忠节黄公祠：桃叶渡（秦淮河与清溪交汇口）；d.黄侍中祠：驯象门外、赛工桥之东（图中标示“瓦屑坝”处之桥，应即赛工桥） 平心而论，万历年间南京两座黄观祠的出现，都与当地官员、文人发掘失落历史、还予建文忠臣应有待遇的尝试有关。而且严格说来，无论是清溪黄公祠，还是赛工桥东的黄侍中祠，两者所标榜的“历史现场”，都仅是依据野史记载和当地传说，其本质并无不同。只是原本被认知为事实的历史信息，其正确性因与时代更早的官方材料有所出入而受到质疑时，据此建立的纪念地标也就跟着受到牵连。而焦竑为了驳斥清溪黄公祠存在的合理性，参与了黄侍中祠的营建工作，并为之撰文，他的这一系列“辨正”工作，确实达到了一定效果，不仅翁氏母女于通济门外投水的说法逐渐被接受，清溪黄公祠奉祀黄观一家是否妥当的争议，也一直延续后世。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晚明至清代，清溪黄公祠与黄侍中祠始终并存于南京，在各种述及当地景点或靖难历史的著作中，它们皆占一席之地，这显示清溪黄公祠作为纪念黄观一家的历史地标，其重要性并没有因为学者们的质疑而动摇。事实上，正如同其他留存于南京的“先朝古迹”一样，对大多数前往凭吊的人们而言，这两座黄观祠是否确为原址或保有原貌，其实并不重要，它们在被标上“黄观妻女殉节处”或“埋葬处”之名的那一刻起，便获得了引发人们历史感怀的力量。无论这些历史场景是否真实，其所带给凭吊者的心理影响，毋庸置疑都是真实的。叶向高为清溪黄公祠撰写的记文，便从这个角度出发，试图调解该祠遭受到的争议：或者曰：“淮清桥非夫人死所也，夫人之死乃在赛公［工］桥，今葬骼其处，祠宜于赛公［工］，不宜青溪也。”余曰：“公、夫人神无不在，即两祠何不可？且赛公［工］僻，久则没矣，青溪通衢，过者式焉，是可以风也。”在叶向高看来，即便清溪黄公祠址并非真是翁氏母女殉节之处，该祠仍拥有一个远胜于赛工桥东黄侍中祠的条件，那就是地理位置。黄侍中祠位置偏僻，恐有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没落的危险；相较之下，清溪桃叶渡却是交通枢纽，人员往来频繁，将建文殉臣的纪念地标设于该处，其对延续相关记忆，以及教化百姓、激励忠义节烈之风，都能起到较好的效果。这也反映了此类纪念地标具有现实、功利意义的一面。南京地景与靖难历史意象的结合：以大报恩寺塔为例 不只是凭吊建文诸忠及其亲属死难的纪念性地标，当时南京城内一些原与靖难历史并不相涉的地景，也开始被文人寄予对该段历史的感慨，大报恩寺塔即是其中之一。南京大报恩寺塔是明成祖为纪念太祖和马皇后（1332-1382）而建，兴筑于永乐十年（1412），宣德三年（1428）竣工。该塔与靖难战争的连结，其实是在明代中期奠下基础的。吴中文人祝允明（1460-1526）成于正德六年（1511）的《野记》，便记有一则故事，讲述成祖在起兵“靖难”之前，曾发愿成功后当建一塔以展报诚，后来其渡江攻打南京时，忽见江中涌出一塔，让他想起此愿。而隆庆五年（1571）进士赵善政笔记《宾退录》所记载的版本，不仅描述了成祖为此在天禧寺原址兴建报恩寺及寺塔，还将这一故事与成祖得真武神相助的传说相结合，称兴建寺塔是为了向真武神展其“报诚”。尽管将寺塔与靖难战事或真武神连结，不过是后人因寺名“报恩”而产生的联想与附会，然而随着这类传说的发展，该塔在晚明时人的心中，很自然地成为靖难战争记忆的一部分。
作为南京的著名景点，明代关于大报恩寺塔的诗文创作颇为丰富。而在这些作品中，钱谦益的《登报恩寺塔感述》诗，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一例。该诗的内容，主要是抒发他在登塔俯瞰南京城时，涌上心头的兴亡记忆与唏嘘之情。相较于以其他名胜古迹为主题的纪游或怀古诗，它或许并无新意，但诗中即便未提及真武神协助“靖难”与成祖建塔的附会之说，却仍反映出某种寺塔与靖难战争之间在“历史感觉”方面的连结：文皇起藩服，提剑事诛讨；喋血遍四海，回心礼三宝。琳宫逼诸天，窣波直云表；既显人王力，不禁孽火燎。三界风轮转，弥天劫灰扫；煨烬百年余，孤塔尚缥缈。朝拱孝陵尊，襟带江流小；回首双阙间，依稀旧辇道。登临王气出，还顾忧心摽。犹忆燕师入，金川痛失保；阖宫玉石燔，禁殿戈铤扰。以彼一炬威，穷此人天好；须臾报恩刹，烟焰亦围绕。怪矣灾相寻，幸哉塔光绍；荧荧万岁灯，长照旧宫草。如前所述，有关大报恩寺塔的记叙屡见于明人笔记与创作中，而在万历以降，考察成祖建寺造塔渊源与过程的文本亦越发常见。此时，知识分子于国初历史记忆方面仍大量承袭明中叶野史传说，却又开始征引各种官方或早期文献予以修正，他们中相信大报恩寺建塔是为酬谢真武者固然有之，但明了此说不过野史附会者亦不乏其人。以学识广博见重于明末文坛的钱谦益，没有道理不清楚该塔兴建的时间与缘由，故他并未在诗中将还愿真武视为建塔动机。即便如此，这些诗句还是透过其他意象，将寺塔与靖难战争的历史联系起来，这或许表明，钱氏对相关史事之间的联想空间，并非全无所感。在这首诗里，大报恩寺塔似乎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是能让作者登高凭栏，透过所望见的皇城、孝陵等地景，遥想当年南京为帝都时的盛景，以及城破时九重宫闱付之一炬的画面；二是透过嘉靖四十二年（1563）大报恩寺因雷击遭焚毁而琉璃砖建成之寺塔却安然屹立一事，将两段全然无关的历史经由火焚的毁灭意象连结在一起。燎燃大报恩寺的孽火固然起于嘉靖年间，但笼罩着孤塔百年不散的煨烬，却是建文帝举火焚宫的产物；无论是被烈焰吞没的宫内玉石，还是在禁殿响起的干戈之声，都是作者对该段历史之记忆衍生出的想象。而全诗末句“荧荧万岁灯，长照旧宫草”，又颇有唐代李白（701-762）（登金陵凤凰台》“吴宫花草埋幽径”、元末明初钱惟善（？-1369）《故宫春望次平禹成韵》“寂寞万年枝上月，夜深犹照旧宫墙”等诗句蕴含的兴亡之慨。大报恩寺塔完工后“夜每燃灯数十，如星光灿烂，遥见十里之外”的景致，在诗中亦成为一种对照南京靖难战后由盛转衰的恒常意象，突显了“昔景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此外，在建文帝阖宫自焚的160多年后，昔日由成祖下令兴筑的大报恩寺塔也遭遇了祝融之难。钱谦益透过诗中叙述，塑造出两者在命运上的关联，此一笔法除了抒发作者对于世事无常的慨叹外，或许亦隐含了某种因果报应思想。
大报恩寺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是南京城周边最高的建筑，登临远眺，则“帝城胜概，一览无遗”；加上该塔位于聚宝门外，寺左即是方孝孺墓址所在的聚宝山，这样的地景聚合确实容易唤起人们对靖难历史的记忆。而钱谦益对相关议题的兴趣，似乎又较一般文人来得浓厚。钱氏是苏州府常熟县人，苏州自明代中叶以来便是建文殉臣事迹与相关野史轶闻传述的重地，此种文化氛围与书写传统应该对其颇有影响。而钱氏对建文朝与靖难史事的关心，除了反映在前文提及的感怀、凭吊诗作中，也可见于他驳斥万历末年伪书《致身录》的考证工作，及其在万历二十一至二十五年（1593-1597）国史纂修期间将朱鹭《建文书法拟》上呈史馆的举措中。《登报恩寺塔感述》一诗的写作，将大报恩寺塔与靖难战争的历史意象连结在一起，仿佛也透露岀在钱谦益的历史记忆里，“焚宫”已成为建文、永乐政权更替的象征。纪念地景建构中的焦虑与逸乐 本文前四节已分别从“集体祭祀建文忠臣的专祠”、“永乐初政治受难者的纪念地点”、“被赋予南京城破意象的地景”三个层面，对万历年间产生的一些纪念地标或书写进行了分析。本节则将以南京表忠祠和清溪黄公祠为中心，检视此类靖难历史纪念地标的后续发展，并透过这些地标在延续过程中遭遇的困境、转机与变化，探讨其所反映的晚明时人心态，以及它们与当时文人文化结合的情况。在晚明时期，不少生活于南京的文人士大夫，都积极投入当地壬午殉难纪念地景的书写与建构，然而官方对此一“纪念之地”的维持，不是一直都那么积极。崇祯四年（1631）冬，南京礼部右侍郎钱士升（1575-1652）往谒南京表忠祠，发现该祠由于经年失修、缺乏管理，呈现一片“周垣尽圮，羊猪外来，阶墄陵夷”的颓败景象。视表忠祠为纲常维系要地的钱氏，遂将此事“谋之工部”，南京工部右侍郞徐良彦因而下令“禁阑入者”，并交代营缮司郎中吴之京“庇木鸠工”，费时一个月左右，将损坏之处尽数修复，并增盖了雨尻，使之焕然一新。钱士升更考察出29名未入祠享祀的建文忠臣，将其名单移送应天府，由知府詹士龙择日奉主入祠，举行祭礼。从上述过程可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首先，原本应属地方群祀层级的南京表忠祠，在此次重修中，从下令维护、筹措建材到修缮工程，皆由南京工部负责，而并非应天府。查阅《大明会典》可知，明代由南京工部营缮司受理呈报、委官估计并会办工料修理的礼仪、祀典单位，仅限于天地坛、帝王庙、功臣庙、先师孔子庙、蒋卞等庙这些国家或“京都”祀典，以及朝天宫、神乐观、南京太常寺、国子监等与礼仪相关的衙门或机构，再有像大报恩寺这样的皇家寺庙。换言之，崇祯年间南京表忠祠的修缮，其执行单位已超过它应有的规格。不过在此同时，由钱士升促成的29人入祀，又是以其将名单移送应天府、知府詹士龙择日奉主入祠的方式完成。也就是说，南京表忠祠的入祀和祭礼，在执行上仍符合其所属层级之规格，系由应天府负责。由此可见，该祠在明末于祀典层级与实际待遇之间存在部分性落差，之所以出现如此落差，主导者的个人因素或许是最主要的原因。钱士升的故乡浙江嘉兴，原本就是建文朝相关著作丰富的地区，《逊国臣记》作者郑晓、《建文朝野汇编》作者屠叔方，皆出身于此；他同时也是东林领袖顾宪成（1550-1612）的门生，故不仅深受其乡著作风气与历史记忆的熏陶，更承袭了师门富有道德主义的政治思想。在这类士人的认知中，集结各地建文忠臣共同祭祀的南京表忠祠，无疑是相关纪念最重要的场所。然而当钱氏怀着礼敬肃穆的心情谒祠时，看到的却是表忠祠的破败景象。南京表忠祠于万历三年建成，崇祯四年冬动工重修，时隔近60年，官方从何时开始怠忽对该祠的管理和维护，如今已难查知。该祠的荒颓可能反映出以下现实：随着朝廷关注面向的转移，热心投入相关纪念地景维持工作的人亦跟着减少。对钱士升等关切建文朝历史议题、视忠臣庙祀为纲常所系的士人而言，如此情况不仅令人感伤，也是一种反映世道人心的警讯，故其重修南京表忠祠之举，也蕴含了重振纲常的愿望。与钱士升“相谋”重修表忠祠事的南京工部右侍郎徐良彦，本身亦对建文忠臣的纪念与崇祀颇为关心，并与钱士升共同投入不少相关活动。例如，崇祯二年（1629），他曾为一位“降乩”自述死难于永乐初年整肃的“冤魂”刘固撰写《幽忠纪》一文，与钱士升在能仁寺为其造龛设主，甚至移札应天府，让其入祀南京表忠祠，正式成为“建文忠臣”群体的一员。他们还将当时传说为黄观之妻投水前“呕血其上”的“血影石”，由城外聚宝山上的高座寺移入清溪的忠节黄公祠。换言之，南京表忠祠之所以会“破格重建”，徐良彦与钱士升的交情，以及两人对建文忠臣纪念与崇祀的关心，应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除此之外，崇祯初年的政治背景、万历以降累积的相关工作基础，以及南京表忠祠本身因其入祀范围与象征意义而导致的暧昧性，也都可能是影响上述情况产生的因素。自崇祯帝（1611-1644，1627-1644在位）即位以来，时有请谥、恤录建文忠臣的奏请。而钱士升谒祠的崇祯四年，正好也是崇祯帝因旱下诏求言，工部营缮司郎中李若愚借机奏请恢复建文年号、建立建文庙祀、恤录建文忠臣的那年。虽然当时该项建言被崇祯帝视为借题发挥，没被采纳，但到了来年，由南京礼部主事周镰请恤建文诸臣以激励忠义的奏言，就打动了崇祯帝的心，他对议谥之事开始变得积极起来。尽管此事最后仍不了了之，但它在士大夫群体之间形成的欲为建文诸臣争取历史地位与公正评论的氛围，或许也成为一股与南京表忠祠重建相辅相成的力量，强化了当地士大夫对该祠的重视。由于皇帝明确表态而带来的政治氛围，固然能成为相关建置的催化剂，但像南京表忠祠这样的“破格营建”在当时其实不算什么特例。若检视万历以降南京各种靖难历史纪念地标营造工作的主事者，便可发现，其中许多人都不是理应负责相关建置的应天府及其属县官员，而是任职南京六部及相关部门者，这又以南京礼部、工部等与祠祀相关的机构为主（见表1）。应天府及其属下各县的官员即便参与其中，也多是扮演受上述官员鼓励、督促或是听命行事的角色。比起北京，南京留都机构相对闲散，这或许就是促使官员们将注意力移往地方建设的原因。对南京地区的经营，成为他们争取任内实绩的管道，从事靖难历史纪念建置的工作，更能为其赢得良好声誉。而南京礼部、工部等机构的职权，尤能为任职其中的官员提供较多权力、资源与行政上的正当性，支持他们投入此类工作，如李三才之所以能够释放教坊中的建文诸臣后裔，便是因为他在南京教坊司的上级部门南京礼部任官。这些官员于任内完成的相关政绩，也可能在其所属部门成为一种模范，激励后继者投入或持续相关工作。
资料来源：［明］汤显祖：《汤显祖集》卷十《玉茗堂诗之五·高座寺为方侍讲筑莹台四绝引》，第377页；［明］汪应蛟：《明方先生墓碑记》，收入［明］姚履旋辑：《逊志斋外纪》卷上；［明］赵用贤：《松石斋集》卷十二《新修青溪忠节祠记》；［明］焦蚊：《澹园集》卷一四《忠节录序》，第134页；《礼部侍中黄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墓祠记》，第250-251页；［明］钱士升：《皇明表忠纪》卷二《殉难列传·刘固》；卷三，《死义列传·黄观》；附录，《重修表忠祠碑》；［明］吴桂森：《息斋笔记》卷下。 此外，如前所述，南京表忠祠的祭祀对象打破了过去以籍贯或任职地为主的标准，收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建文忠臣，加上它位于建文年间的国都、两京之一的南京，使这座仅属地方群祀层级的祠庙，在时人眼中颇有几分国家“总祠”的架式。而南京的官员及当地士人，更时常表现出对国家旌表、彰显建文忠臣有所缺漏的焦虑感，从而积极考察相关史事，并不断将“应入祀者”送进祠中。南京表忠祠初建时，原只祭祀79人，但历经万历、天启、崇祯年间的发展，该祠的祭祀人数持续增加。根据孙应岳成书于天启二年（1622）的《金陵选胜》记载，当时入祀南京表忠祠者已达117人；而崇祯年间将29位“新人”送入祠中的钱士升，其《皇明表忠纪》收录的“建文忠臣”更高达200多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南京表忠祠的地方群祀层级，为当地士大夫在崇祀、纪念靖难战时及永乐初年死难者方面，提供了一个相对容易、较具操作空间的管道；南京礼部、工部等相关上级部门的官员，更在其中扮演了积极主导的角色，这些部门形式上等同中央机构的地位，也为相关祠祀、建置措施提供不少方便。另一方面，表忠祠地处南京、祭祀对象又遍及全国的特点，除了使它成为壬午殉难历史悲剧的象征之地外，也为该祠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带来某种介于“国家”和“地方”之间的暧昧性。换言之，南京表忠祠在国家祀典层级中的“规制”，与时人对该祠地位的“感觉”，以及当地有心官员（其中许多人任职于南京六部）维持该祠运作的“实践”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落差。在入祀者可由南京官员自行操作、不必受制于朝廷的情况下，当地士大夫不断尝试将“其他应祀之人”送入祠中，或许亦带有一种自行“平反”、弥补“国家阙典”的心理。毕竟，南京表忠祠已经可以说是建文诸臣祀典当中，最接近国家级祀典的存在。虽然南京表忠祠曾一度因年久失修而颓败，但当地士人个别性的纪念活动一直持续着。出身南直隶镇江府金坛县的张明弼（1584-1652），在为同乡周镰编纂的建文朝史籍《逊国忠纪》写序时，便曾描述自己探访建文殉臣祠墓的经历：“每上正学之墓，攀松拊柏，辄为长恸；游黄公祠，观血影石，即数日偃宿其下。”张明弼在序中声称自己拜谒建文忠臣祠墓，怀想历史、表达哀思的纪念之行长达数日，这种叙述不乏有夸张之嫌，但若将此类活动视为明代士人游览当地风光的行程之一，停留数日也就不足为奇。毕竟，无论是方孝孺墓所在的聚宝山，还是忠节黄公祠位处的清溪桃叶渡，都是享誉已久的南京名胜，甚至曾名列万历年间余梦麟等人《雅游篇》遴选的二十景中，盛传一时。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南京的壬午殉难纪念地标也进入了文人的旅游清单。成书于天启二年的《金陵选胜》，系作者孙应岳于南京诸多名胜中，挑选其所认定的“胜中之绝，象外之奇”汇编而成。该书不仅收入了聚宝山、清溪、桃叶渡等旅游胜地，还在祠庙类的景点中，列有表忠祠、方孝孺祠、周是修（名德，后世多以字称之，1354-1402）祠和清溪桃叶渡的黄观祠。书中在介绍位于雨花台的木末亭时，又称该亭“只尺杨忠襄、方正学二公祠，令人不觉凄涕”，仿佛是在向读者推荐游览该处时的延伸景点以及特殊的旅游体验。南宋时期因拒降金兵而殉难的杨邦义（？-1229），以及壬午年间面对酷刑和族诛仍无所动摇的方孝孺，皆以悲壮的死亡表达对社稷和君主的忠诚，而这两缕相隔近两百年的英灵，就这么在晚明雨花台所营造出的历史记忆空间中遇合，以相似的处境与抉择，感动无数前往览胜的游人墨客。对晚明士人而言，透过现存景物链接历史记忆，沉浸于昔日建文忠臣悲壮殉难情景的想象中，原本就是前往上述二地游赏时的必经体验。与风景名胜相结合的方孝孺墓和黄公祠，比起肃穆祭祀建文诸臣的表忠祠，确实更具魅力，这或许也是它们吸引各地文人持续参访的原因之一。惟恐壬午死难者事迹泯没的焦虑，以及纵情于各种历史名胜的乐趣，清溪黄公祠于崇祯年间产生的新景点——血影石，其被“发现”乃至移入祠中的经过，或许颇能反映上述两种心态在晚明靖难历史地景中的交织。崇祯时人吴桂森的《息斋笔记》，抄有同时期另一位文人萧之龙关于该石的记载，描述了这么一则故事：血影石原本是通济桥上的一块砖石，后因其上特殊纹彩被认为是“观音大士影”而被送入邻近的通济庵供奉。一夜，寺僧梦见黄观之妻翁氏前来告知，该石影纹是她路过通济桥时呕血所致，并非大士之影。不久寺僧病逝，该石遂在当地人“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转送至高座寺供奉。后来翁夫人托梦之事逐渐为人所知，甚至有士人在石上镌下《翁夫人小影赞》以为纪念，使之成为继方孝孺墓后，高座寺一带另一处与靖难历史相关的景点。但就记载此事的萧之龙看来，南京虽已有两处同时纪念翁氏母女的黄观祠，却无人“能举斯石”，“徒令夫人形影凄凉，沦落于僧舍”，仍是遗憾。所幸钱士升等人听闻此事后，便将该石移入了清溪黄公祠，翁夫人之灵也终于得安。根据萧之龙在其记载中的自述，翁夫人血影石的故事，其实也是崇祯四年他于高座寺见到该石后，自友人处听来。此一“听说”，及石上镌刻的《翁夫人小影赞》，都显示翁氏呕血石上成血影的说法，在更早之前便已形成。不过，此事在万历三十年（1602）成书的《忠节录》中还不见记载，亦未收入焦吹成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玉堂丛语》，甚至天启年间孙应岳《金陵选胜》收录的“泉石”一类景点，都仍未包括血影石，这表示该传说应是天启中晩期至崇祯初年方才形成的产物。如前所述，万历年间汤显祖等人为方孝孺修建的坟墓，就位于高座寺，而该寺坐落的聚宝山上，还有方正学先生祠、御史大夫景公祠两座建文殉臣专祠。血影石原本所在的通济桥，在明末亦已因《明太宗实录》的记载，被视为翁氏母女的投水地点。这些地理层面的渊源，或许便让当时造访寺中的文人产生了某些联想，进而以“翁夫人呕血石上”取代原本“石有大士影”的传说，塑造出关于该石来由的全新故事，为翁氏母女投水的悲剧再添一笔。甚至，这也可能是由高座寺创造出来，藉以扩增寺内“景点”、吸引游客的一种说法。
在晚明蓬勃的文人文化与旅游风气下，名山古剎成为文人群体旅游、聚会等颇为重要的一类地点。许多寺院都设有“配合”来访游人聚会、创作等的景点，士大夫也可能透过建构寺院景点的行为，为他们本身及其社群创造一个理想的活动空间。相传创建于东晋时期、地处南京著名风景区聚宝山的高座寺，寺内本来就有不少享有盛名的景点，而在其有了方孝孺莹址的基础后，又再创造另一个同样与建文忠臣有关的景点，迎合士大夫对此类史事的兴趣，从而强化自身在此类游客心目中的特殊性与吸引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总之，无论这个故事是出自文人联想还是寺僧附会，即便其情节存有不少疑点（例如翁氏托梦通济庵僧事如何能为人所知），当地士大夫仍然乐意予以传述，甚至为此写作专文。比起质疑传说的真实性，他们似乎更为此事罕为人知，恐致殉难者的事迹、心迹遭到埋没，而倍感焦虑。值得一提的是，钱士升在其汇集建文忠臣事迹的著作《皇明表忠纪》里，也提及血影石被移入黄观祠一事，不过书中的描述方式颇耐人寻味。在萧之龙的记载中，钱士升及其任职的南京礼部，被分别描述为此一行动的主导者和执行者，但在钱氏所编纂的《皇明表忠纪》里，主导此事者却变成与他一起投入多项纪念与“发掘”建文忠臣活动的徐良彦，对自己的角色只字未提。更有趣的是，血影石明明是被移入清溪的忠节黄公祠，但《皇明表忠纪》却只提及赛工桥附近的黄侍中祠，并紧接着讲述血影石及徐良彦移石入祠的故事，而未提及忠节黄公祠，如此叙述颇容易带给读者血影石是移入赛工桥侧黄侍中祠的错误印象。
无论萧之龙关于钱士升在移石入祠过程中角色的记述是否符合事实，对建文忠臣相关议题抱持高度兴趣，又与徐良彦颇有交情、曾一同重修南京表忠祠的钱士升，没有道理弄错血影石所在的祠庙。钱氏在《皇明表忠纪》中的叙述方式，或许反映了他对赛工桥侧黄侍中祠“正统性”的肯定，以及对血影石最后被移入清溪忠节黄公祠的不以为然。不过，正如前述叶向高对清溪祠的评价所言，该祠优越的地理位置确实有助于相关记忆的深植人心。在明末以降，血影石不仅成为士人拜谒该祠的必观景物，也成为时人对黄观一家殉难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翁夫人托梦寺僧的故事后来甚至被收入《明史》当中，持续影响清代的知识分子和地方百姓。结语 通过纪念或凭吊地点的建立与形塑，南京的官员与文人成功地将当地营造成一个充满历史感动的空间，让建文帝以焚宫落幕的悲凄故事、以及建文殉臣和其亲属的忠烈事迹，得以长存于人心。在这种记忆中，政治迫害者的角色被淡化，而仅突显受难者藉由悲剧性的生命抉择维持自我理念价值的层面。建文殉臣及其亲属究竟是有罪还是无辜，亦非讨论重点，人们关注与传颂的是其所成就的忠义与贞烈精神。此一现象除了涉及当时主流靖难历史论述对成祖与建文君臣的调和，或许也和南京作为壬午殉难发生的主要地区有关。无论是昔日的皇城、殉臣的坟墓，还是诸臣女眷自杀全节的地点，都容易勾起人们对此类记忆的回想。投入相关建置者将南京塑造成建文忠臣殉难记忆载体的做法，其背后当然存在激励士风臣节的用意，但也不可否认，这些事迹确实非常动人，颇能引发后人的共鸣，否则它们也无法在遭受政治压抑的情况下长期延续。明人对于此类事迹的感触和兴趣，也让相关的追思与凭吊行为成为一种需求，而南京官员于当地从事纪念性建置的做法，则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此种需求。壬午殉难历史地景在南京的建构，亦使时人得以通过寻访与凭吊等活动，将相关历史认知与自身经验结合，从而形成自己的历史记忆。此种记忆还可能随着文人对其寻访与凭吊经验的书写，而获得进一步的强化与扩散。当然，南京官方对此一纪念之地的维持，并不是一直都很积极。南京表忠祠在万历末年至崇祯初年的维持情况，或许就显示，在神宗即位诏发布多年后，其实没有什么足议激励地方官员积极维护相关建置的外部力量，致使官方对此类地景的重视程度有所减弱。不过，由于关怀靖难历史议题、认为旌表建文忠臣有益教化的官员始终存在，一旦朝廷受其影响而重新注意上述层面，以此形成的政治氛围又可能再度成为地方相关建设的催化剂，与当地固有并持续发挥影响力的种种基础有所互动。这点在行政、文化等方面皆拥有特殊条件的南京，便显得尤其突出。崇祯年间，地方上纪念与书写建文忠臣的活动，基本上是由士大夫对时局的忧心、对过往历史恐遭湮没的不安以及当地人士标榜地方的动机交织而成。故在这段时期，我们既可以看到士人将相关纪念场所的运作维护与世道纲常进行连结，并在其无法切实发挥功能时，产生纲常不振的焦虑感；也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比起理性检视种种衍生传说的合理性，似乎更倾向于广泛传述，甚至尝试将之纳入固有的纪念体系当中；更可以看到晚明盛行的旅游文化成为南京靖难历史地景发展的重要因素，某些景点甚至可能为了增加对游客的吸引力，又再行创造出其他新的景点。靖难历史长期被视为政治禁忌、备受压抑的情况，亦为各种新地景、新记忆的形塑，提供了不少方便及合理化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京官员和文人对当地壬午殉难历史地景的建构过程中，“真相”往往不是其最主要的考虑。建文忠臣及其亲属的“墓址”或“殉难地点”是否真在那些被标示出来的地方？由那些地标衍生出来的种种故事与传说究竟是真是假？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透过这些地标的营造，延续相关“史事”所带来的感动以及蕴含其中的文人价值观、意识形态与教化意义。投入此类历史地景营造的士人群体，一方面为建文殉臣的事迹所感动，并将自身情感与认同投注其中，藉以获得满足与慰藉，一方面也以此类行动作为一种因应当时政治局势或现实境况，发泄不满或消解焦虑的方式。而上述这些心理与现实需求，又都回过头来影响晚明时人对其所认定之“靖难历史”的判断。 《殤魂何歸：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
本文原载《明史研究·第十五辑》（2017年） 何幸真，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士、硕士，现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研究领域为明代政治文化史，对历史记忆与明代政治环境、政治论述、文人社群的关系尤感兴趣。著有《英庙“盛德”：明天顺朝君臣对“建文问题”之态度》、《杨士奇对靖难历史的调解及其后世形象的分化（1402—1644）》、《记忆之地：晚明士人对南京靖难历史纪念地标的营造（1573-1644）》等文，及《殇魂何归：明代的建文朝历史记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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